图说中国女性-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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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妇女参战参政
1．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 五四时期，是一个发现“人”的时期。在揭示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痼疾，砸碎束缚灵与肉的镣铐的同时，大量的西方现代世界的清新气息，促进中国现代社会思想的解放，也叩击着中国女性被蒙蔽着的心扉，唤醒其寻求独立人格的现代意识。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北洋军阀鼓吹尊孔读经重建封建礼教，褒扬节妇烈女。更可悲的是大多数妇女对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并无反抗意识，许多女子还效法烈女传，如海宁的唐烈妇历十八日之长，以九死之惨为夫殉葬；海盐十九岁女孩俞氏为未婚夫服丧三年归报地下；上海陈宛珍在未婚夫死后三小时服毒殉节等等，竞倾倒了一大批对封建礼教焚香礼拜的妇女。因此，如何唤醒二万万沉湎于愚昧与不幸之中的妇女，中国女子的出路何在，成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九一六年一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九一六年》的关于妇女解放论的文章，高呼打破“三纲”，青年女性要从被征服的地位起来居于征服地位，不要做他人的附属品。一九一七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美国的妇人》一文，介绍美国妇女的社交、婚姻、家庭、就业等情况，胡适称赞美国妇女“自立”的思想，并希望中国女子“把这种自主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能使中国产生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周作人翻译了日本妇女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提出贞操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如若夫妻之间没有爱情，而强迫女子对丈夫保持贞节，这是虚伪的，对于女子便是“极大的苦闷”。 贞操观念，是封建宗法制下，为保持继承人血缘的纯洁以及与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紧密相联的万世不变的成规，妇女已被逼到了“从一而终”的绝径上，这是压制妇女最严酷的规范之一。要使女子成为独立的人，成为能公开社交与就业谋生，乃至参政，能否破除封建贞操观是一个关键。《贞操论》发表后不久，胡适写了《贞操问题》一文，他指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是男女双方相互的一种态度。中国的男子要女子守贞节，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这是不平等的。他认为“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此外，鲁迅先生作了《我之节烈观》，他指责用“节烈”这一畸形道德来欺骗愚弄妇女，他分析了“节烈”观念给妇女造成精神上的惨苦和生活上的苦痛。他指出：“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己，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与此同时，许多知识妇女也在为寻求自身解放之路著书立说，奔走呼号。有的女作家以其女性特有的感受与理解，致力于妇女问题的探求。如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曾在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中专注地探究中国妇女的出路问题，她呼吁妇女的“人的恢复”，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她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中，从妇女的主观意识上剖析造成女子依附地位的原因。她认为有的妇女懒散惯了，拿拥护母权作挡箭牌，安于过寄生享乐生活；有的妇女存在封建观念，认定“男治外女治内”为真理，甘愿做—个无个性的贤妻良母；还有就是许多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家，竭力反对妇女投身社会，制造出许多压制妇女的奇谈怪论来。因此，其结果只能是：“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只好躲在男人背后，受尽他们的支配，任他们去宰割，爱之当宝贝，弃之若敝屣，便造成畸形的病态社会了。二，失掉了社会地位。人类对社会负有义务，当然也享有权利。而女子们对于社会似乎不负责任。她们把自己锁在家里，使男子得有垄断社会事业的机会。第三，埋没了个性。人类只有个性的差异，而无男女间的轩轾。所以，女人们虽有喜欢在家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但也有许多人是喜欢做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师、医生种种事业。而既往的妇女，为了回到家里去，埋没了个性，牛马般地做着不愿意做的工作。这不但是妇女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甚至还是人类的损失呢。”庐隐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代表了已觉醒女性的心声。 总之，对于妇女解放道路问题，五四时期从反对封建礼教、婚姻自由、社交公开、职业平等、家庭关系、贞操与娼妓等诸方面展开探索与论争，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打破封建封闭式社会格局，中国数千年沉沉女界开始觉醒，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争取男女社交公开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男女有别，认为“男女有别，国之大节也”。因为封建式婚姻把男女两性的结合看作是宗族延嗣之本，为求其纯种正宗，极重视性行为，使男女两性隔离甚远。“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表面上似乎已物化了，但其影响仍深留于中国人的心中，由此，男女社交是不允许的，被视为伤风败俗的行为。 辛亥革命时期，女学堂的开办和女学生成立慈善会，上街义卖，接济灾民等活动，曾被封建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以年轻女子，横行街市，成何体统”。他们认为女子到社会上活动，男女公开社交，会使国民道德败坏。对男女之大防，防范甚严，尚有伤风化之事发生；一旦公开社交，会造成社会混乱。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假道学者，对色情感觉很强。他们对于女子，只视为男性的玩物，他们所注意的也只是女性第一性的特征或第二性的特征——乳房，当时的南北官宪干涉女子服装，其用意也只在于防止女子裸露肌肤。如有的军警维持风化禁令中有“短袖临风，高裙映日，肌肤隐露，肘腕横陈”等词。《顺天时报》有一篇题为《游园客饱览曲线美》，副题为《卖俏淫娃露膝袒胸恣谑浪；无情警土焚琴煮鹤太冬烘》的文章，叙述了因为穿短袖衣而被捕的女子，其中指责道：“且见该少妇赤露双肩胸背迄至膝上，仅着一件坎肩式之玻璃纱衣服，胸乳毕现，并无穿裤，足登高跟底花皮鞋，穿过膝长腰袜，成为半裸体之形状。”可见，社会上所以反对男女社交公开，反对女子上街，参与社会活动，其根源仍在于视女子为男子藏之于秘室的玩物。一方面，对女子严加防范，紧紧禁锢于深宅大院；另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于色情。 男女社交不公开，妇女解放就无从谈起。五四时期对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讨论十分热烈，并实施成立男女共同主持的社会团体，鼓励青年男女冲出家庭，破除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尤其在男女教育平等，大学开放女禁，中学男女同校等方面，都破除了数千年的陈规戒律，首创新风。 在争取大学开放女禁方面，最先站出呼喊的是西北甘肃循化籍女学生邓春兰，她渴求入学深造。一九一九年四月，她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大胆要求北大增设女生席位，表示自己愿为女界开一个先例。不久，她决定自费赴京求学，她与五名考入北京女高师的兰州女学生为伴，乘牛皮筏离兰州顺黄河而下，到宁夏中卫易船，绕道包头乘坐火车，历经艰辛，行程一万余里来到北京。邓春兰在报上发表一封《告全国女子中小学生毕业生书》，提出征求同志，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此后，要求大学开女禁的声浪日益高涨。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陶孟和文学院教授胡适都积极支持开放女禁，实行男女社交公开。蔡元培公开表示：“改良男女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 一九二○年寒假后，邓春兰、王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奚贞、查晓园等九名女学生分别进入北大哲学系、国文系和英文系一年级旁听，成为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女大学生。 随着大学开放女禁渐成风气，中小学男女同校也开始促成，至一九二二年，已有近十所中学实行男女同校。男女之间的戒备开始松懈，男女社交逐渐公开和合法化，这在禁束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是颇为不易的。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子就业与经济独立
五四以前，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女工，但社会其他职业向妇女开放的都极有限，从事较多的是小学教员和保育员，再就是医务工作。女医生主要从事妇科及小儿科专业，也有少数祖传女中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妇女来说，仍只是在家里做主妇，抚养孩子与操持家务，包括许多女校毕业生，因为就业范围限制，只能出嫁成家，生儿育女。 女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对于妇女如何能获得经济独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种种设想，还把西方妇女理论家对妇女参加社会职业的观点介绍到中国。许多知识妇女尝试从商、经营。一九二○年，广州有几位女师毕业生自动发起，集资在广州较繁华的惠爱马路上创办女子竞业商店，经营杂货，但由于资本不充裕，又缺乏经营经验，不到一年便在竞争中倒闭了。但这毕竟是女子自谋职业的最早的尝试。一九二一年春，广三铁路用考试的方法录取了高小水平以上的四十名女子，首开录用女职员的先例。不久，上海等地银行和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