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女性-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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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下。 在这九种地方，最能显示香莲的娇柔可爱，供病态封建士大夫怜惜、抚摩。 此外，方绚还归纳出了香莲的四忌： （一）行忌翘指；（二）立忌企踵； （三）坐忌荡裙；（四）卧忌颤足。 自此，脚，这个人体器官，完全成为一部分男子的赏玩物品了。
第一部分：女性的屈辱与苦难小脚一双 眼泪两缸（图）
4．“小脚一双，眼泪两缸” 然而，不管人们如何崇尚缠足，这毕竟是一个痛苦不堪、伤残肢体的陋习，俗话说：“小脚一双，眼泪两缸。”多少幼弱女子不堪忍受，悲泣难诉。 缠足分成四个阶段进行，所需时间大约是三年，这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 缠足开始时，父母总会警告女儿：“不管多大的痛苦，你都要忍耐，否则长大就嫁不出去。” 缠足正式开始时，女孩先坐在椅子上，双脚在脚盆中洗干净，然后，女孩子的右脚放在施行缠足手术者的大腿上。趁着脚还湿热时，将拇趾之外的其余四趾用力向脚底弯曲，然后在脚趾之间洒上药剂。据说，洒上药剂后能使皮肤收缩，避免双脚在被紧缚后发炎或化脓。待脚趾弯曲到底后，便用布绑起，缚好后再用针线将布的一端和缝隙紧紧缝合，使其不再松开，同时，让女孩子穿上缠足用的袜子和尖头布鞋。这是缠足的第一阶段——“试缠”。 第二阶段是“试紧”。这个阶段要进行半年以上的时间，也就是加强紧缚的阶段。平均每三天要将缠脚布解开消毒一次，然后再绑起，并且将越绑越紧，这样，痛楚自然也会增加。由于脚趾被用力弯曲，因此很容易长鸡眼。同时，全身的重量都落在弯曲的八只脚趾上，疼痛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阶段。每当施行手术的人端着水桶进入房间时，女孩就会害怕得一面哭泣，一面企图逃跑。可是，脚部的疼痛使她很容易被抓住，于是脚布被解开了。这时，脚背的皮肤几乎完全萎缩，并会流脓、出血。施行手术的人便将女孩的双脚浸泡在药水中仔细洗净。女孩若想挣扎，生鸡眼的疼痛处就会挨打，使她因怕痛而必须一直忍耐下去。接着，施行手术者会用针将鸡眼剔掉，痛苦使女孩子不住地哭泣。当天，女孩不但无法走路，甚至会痛得睡不着。这时，有的母亲也心疼得无法入睡，偶尔会过来替女孩把脚捧出被子在外面凉快一下，同时与女孩一起默默流泪，分担这种痛苦。第二天，从床上下来的女孩仍然无法走动，她必须学着用手扶着墙壁，以脚跟走路。 继续下去的最痛苦的第三阶段是“紧缠”。这时候进行的方法是将中脚骨向脚底弯曲紧缚，由于力量大，所有的骨头均会因此而弯曲。这个阶段约需要半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会使脚部的肌肉萎缩，脚背僵硬脱皮、出血、溃烂、化脓，严重者，小趾也会溃烂。不过，中药里有专为缠足阶段使用的处方。止血、化脓及溃烂痊愈后，所谓的“小瘦尖弯香软正”的小脚便出现了。 接下来便是进入最后阶段的“裹弯”。这段时期的疼痛并不剧烈。方法是将脚底部分做成凹型，这同样要花半年的时间。过了这个阶段，脚背便会隆起呈弓型，脚底则深深凹入，拇趾下垂，其余四趾则被压入脚底的凹入部分，整个脚的长度大约十公分，是最理想的小脚。被称为“新月”或“三寸金莲”。 女孩子大概到了八岁时，缠足的带子越加越长，而骨骼也渐渐地硬起来，这时缠得太紧就有剧痛的感觉。女孩子到了十三岁时，正当发育时期，足部骨骼也将随之而自然发育，硬化更甚，那么痛苦也跟着加深，每每受不了裹缠之痛，这时外婆和母亲们往往一边替女儿裹足，一边唱些世代相传的俚歌：“三寸金莲最好看，全靠脚带日日缠。”“莲步姗姗真大方，门当户对配才郎。” 南宋的车若水在他的《脚气集》中说：“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人痛苦，缠得小束，不知何用？”车若水是最早对女子缠足提出异议的人。 关于女子缠足的弊端，在南海先生的《戊戌奏稿》中叙述得颇为淋漓尽致：“扶床乃起，依壁而行，富人苦之，贫家尤甚。亲探井臼，兼持馈浣，下扶弱息，上事病姑，跋往报来，走无停趾，临深登高，日事征引，皆扪足叹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堕命，或因楚病而伤生。若夫水火不时，乱离奔命，扶夫抱子，挟物携衣，绝涧莫逾，高峰难上，乱石阻道，荆棘钩衣，多有缢树而弃生，坠楼而绝命者，不可胜数也。”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也沉痛地指责社会上崇拜小脚的时尚，他在《牍外余言》中说：“习俗移人，始于薰染，久之遂根于天性，甚至饮食男女，亦雷同附和，而胸无独得之见，深可怪也……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悲夫！” 清朝初年，曾一度禁止缠足，因为满人无缠足习俗。“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公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陔余丛考·弓足》）但不久即弛禁，妇女依然缠束如故。 太平天国时期，也一度禁止过妇女缠足，但也没有能扭转这种社会陋习。清代的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认为缠足“酷虐残忍，殆无人理”而坚决反对。但中国真正革除缠足这一陋习，还只有约六十年的历史。因此，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小脚老太太，她们是缠足陋习的最后一代受害者，也是中国女性漫长的苦难屈辱岁月的见证人。
第一部分：女性的屈辱与苦难梳髻（图）
据考古资料研究可知，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们不分男女一般都将长发散披在肩上。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人们交往的增加，感到长发散乱颇有不便，就用绳带系束，以骨簪插别。直到距今四五千年的原始社会后期，人们也还是如此处理那满头乱发。而到夏商时期，人们开始以梳辫子来装饰自己，直至春秋战国，但男女之间的辫子略有差异。此后，女子开始挽髻于头。据古书记载：“乃自我始祖黄帝制作衣冠以来，隐蔽形体，仅露首面，扑朔迷离，莫可辨识。后圣知其然也，乃命男辫女髻，以便一目了然，诚法良而美意也。” 《礼记·曲礼篇》注中，有女子许嫁则十五着笄，未许嫁者则二十着笄的记载。“笄”，原是梳髻盘头发用的簪子。“十五及笄”，也就是说女子十五岁就算成年了，可以梳髻插簪，可以出嫁了。 秦汉之际，妇女及成年，开始梳髻，从当时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中，可以见到“倭堕髻”、“堕马髻”等发髻式样。至魏晋南北朝，再至唐宋元明清，妇女的发式面妆日趋讲究，梳髻不仅是中国女性的特色妆式，还与缠足一样，成为礼教对女性的一种约制。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妇女除出家为尼外，一律是蓄发梳髻，视发髻为珍宝，绝无一丝一毫剪发念头的。这首先与千百年来人们的审美观有关系，妇女们注重发式面妆，对镜梳妆，梳出许多形态各异的发髻。什么盘龙髻、鸳鸯髻、栖鸦髻、如意髻……再插以金钗玉簪，一方面显示身份尊卑，一方面刻意妆饰，取悦于男子。 《妆台记》中说：“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敷之铅粉，其髻高曰凤髻。又有云髻，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始皇宫中悉好神仙之术，乃梳神仙髻，后宫尚之。后有迎春髻、垂云髻，亦相尚。汉武帝李夫人取玉钗搔头，自此宫人多用玉。”可见，女子梳髻妆饰是为了投男子所好，以男子的好恶为转移的。 如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妇女的发式此时也最为繁绮，其造型之多，名称之美都是空前绝后的。据史书记载，唐代妇女的发式多达二三十种，有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回鹘髻、愁来髻、百合髻、归顺髻、盘桓髻、惊鹄髻、飞云髻等等。初唐时期，女子沿袭隋代旧式，发髻比较简单，变化也较少，多作平顶式，将头发分成二至三层，层层堆上，顶部梳理成云朵状。到了贞观年间，妇女们讲究发式，发髻日渐高耸，并出现高髻、义髻、飞髻、螺髻、反绾髻等等。其中最俏美的数“半翻髻”，这种发式，把长发梳起，用刀型，直竖发顶，再朝两侧翻斜，有的称“单刀半翻髻”，有的稍变化，称“双刀半翻髻”。到唐玄宗时．妇女中流行“双环望仙髻”，两髻高高耸起，插以各种金玉簪钗，犀角梳篦，穿上宽松长袖衫，显得婀娜多姿。此外，唐代最为流行的是一种“抛家髻”，这种发式梳留两鬓抱面，一髻抛出，最衬托出女性娇柔之态。 宋代妇女的发髻虽比不上唐代多姿多彩，但也刻意妆饰。如南宋时，临安妇女多梳云髻，将头发盘上头顶挽髻，犹如一朵彩云，即所谓“髻挽巫山一段云”；并在面颊两旁的鬓发上插饰金凤珠钗，“金银珠翠插满头”。一般妇女若买不起金银珠饰，就插上桅子花等香花，使发髻头饰与缠成的三寸金莲交相辉映，取悦于男子。许多文人学士、封建士大夫如同欣赏妇女小脚一样，把妇女的发髻也当作赏玩物。他们把妇女的头发称作“青丝”、“乌云”，视为神圣宝物，赋予特殊的意义。如男女定情，女子绞下一绺青丝送给男子，那是最坚实的誓志了；而女子如果触犯了妇道族规，有的族长就当众绞剪女子的头发以示惩罚，对被绞发的女子来说，这是最大的羞耻了。 女子蓄发梳髻，已成为“妇容”之一，如有不梳髻而剪发之女，则视为大逆不道。辛亥革命后，由于打破了封闭式社会和受各种进步思潮影响，有的女子开始剪发，竟引起社会惶然。有人大声疾呼：“唯妇人去发，不见经传，亦并不见于天坛宪法，似属万无可许之理。我维持礼教之诸帅，词而辟之，罚而禁之，此正合于圣道，为有识之士所同声赞叹者也。”并又认为：“如剪发妇女能呈出家长许可者免罚，以保存父权与夫纲，庶乎其可。” 有的女子学校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把已剪发的女子视为名誉不端的怪物。道学家们目睹数千年长发梳髻之规被违逆，恐慌地疾呼“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社会上对剪发的女子也纷纷围观、辱骂。总之，几千年来一直梳髻的中国妇女，一旦想要改变发型，剪除长发梳髻的羁绊，其震动、其责难是可想而知的。女子的梳髻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喜恶或仪态形象了，实质上，与缠足一样，已成为数千年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一部分，剪发与反对缠足、妇女解放赋予同等意义了。
第一部分：女性的屈辱与苦难贞节观（1）…（图）
（一）宋代始，贞节观愈演愈烈 对于妇女的贞节，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要，并非要她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制裁。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妇女贞节观念，宋代以前的统治者都倡导过，但是并非视为十分严重之事。 比如秦汉时期，当时，在理论上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的独立成书加以倡导。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会稽等地刻石提倡贞节：“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并且，为褒奖巴清寡妇，秦始皇修筑怀清台，以劝导贞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西汉宣帝也效法秦始皇，于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也曾于“开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可见汉代对贞节观是较为淡薄的。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分裂、动乱，从宫廷到地方，普遍滋生及时行乐心理，世风乱杂。因此，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有名望的学者，都对贞节观念提出肃严之策，提倡诏旌门闾。 如北齐时的《羊烈家传》说，一门女子不许再醮。女子寡居且无子的，均出家为尼。 晋书《列女传·跋》说：“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 此外，晋惠帝时的国子祭酒裴颜，曾作一篇《女史箴》，很重贞操：“膏不厌鲜，女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尔形信直，影亦不曲。尔声信清，响也不浊。绿衣虽多，无贵于色。邪径虽利，无尚于直。春华虽美，期于秋实。水璧虽泽，期于见日。浴者振衣，沐者弹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动目，行美动神；天道佑顺，常于吉人。”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在贞节观念上比前代保守，但对贞女节妇的约制却并不苛严。 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从皇宫公主后妃到民间，妇女改嫁和再嫁较为普遍。诗人白居易曾作《妇人苦》，指责要妇女守节是不公平的，他说：“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至宋代，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 在宋代开国初期，对于贞节观念还是很宽泛的。如范仲淹在“义庄”《田约》中，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给，他也从无指责妇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他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宋初社会对妇女再嫁并无非议。宋代的司马光著有《家范》，他主张女子要读《论语》、《孝经》、《女诫》、《列女传》等书，认为女子“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日清洁，三日不妒，四日俭约，五日恭谨，六曰勤劳”。但他也崇尚男尊女卑观念，在《训子孙》一文中，提出：“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