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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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善门难开”，关上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看门。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她却会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但估计并不罕见。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
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可是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政府的钱用完了，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人们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烦。
“腊八舍粥”也一样，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人们以此来积德。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换上更好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今年的义务他己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众所周知，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他们一无所失，也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镌而不舍，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人们也同样对待。通过这些，你将认识，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好事也罢，恶事也罢，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如大饥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元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这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表示“仁”的汉字与其他和感情有关的汉字不同，它没有以心字作偏旁，这说明，它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诚意的，其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慈善活动应是一种本能，无论有无明确的必要，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中国人完全缺乏这种精神，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中国人想创造出真正的慈善，就必须经历西方人过去的经历，把仁慈变成人生的重要成分。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人的慈善活动。仁慈是一种善良的天性，同情也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姑且认为中国人的确做了些慈善事业，下面所要阐明的是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
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国人口众多，各地会定期发大水或闹饥荒。很多国家的事实都表明，社会条件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似乎不怎么灵验。传种接代是中国人的首要愿望。最穷的人家也要在儿子很小时就给他们娶媳妇，随后这些孩子又生出一大堆孩子，就好像他们生活有保障一样。还由于一些其他原因，结果使得中国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几乎就像一个短工，这已经难以避免。如果一个外国人不能马上意识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缺钱，他就不可能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事情一开始做，他们就要钱，因为他们一无所有，给了钱，做事的人才有饭吃。即使是小康人家，急需用钱的时候，也很难筹集到起码的数目。中国有个意味深长的说法，用以形容办丧事、打官司时被迫借钱的窘状：“过贱年”，就是说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除了境况较好的人家外，谁都不可以指望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操办这类事情。令人绝望的贫穷是帝国最突出的现实，它使得人与人之间明显变得冷漠。在物质困乏的压力下，人们已形成一些固定的习惯，即使是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紧迫时，他们仍保持艰苦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生活就像一个椭园，钱和粮是它的两个圆心，一切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它们旋转。
帝国民众的极度贫困、他们为生活所需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抗争，以及在各种难以想像的条件下所遭受的令人同情的苦难，都是世人皆知的。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也都只不过是想从令人绝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哪怕是千分之一那么一点点。这些苦难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们，要是遇到灾荒年头，还不知要糟多少倍呢！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意识到他们那些缓和痛苦的办法是彻底行不通的。无论是靠个人的慈悲，还是靠政府的干预，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改善表面的症状，对于根除疾病完全无效。就像发冰块给伤寒病人一样——每个人就这么多，没有医院，没有饮食，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没有变得更慈善，而是在全然缺乏制度、预见和管理的情况下，一直保持行善的习惯。我们都清楚，即使一个有教养的人，长期面对既无法阻止又无力帮助解决的灾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现代的战争就是一个明证。第一次看见血，会精神紧张，产生难以消除的印象，但它很快就消失了，人也变得麻木了。对有经验的人来说，对血的恐惧一生只有一次。中国经常发生战争，人们对战争的结果也早已习以为常。
对残疾人的态度也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中国人一般认为，呆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都应该避而远之。似乎生理上有缺陷，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人们不会对这些人冷酷无情，但总是缺少同情。就像古犹太人认为的，这些人肯定暗中犯了罪，因此才遭到这样的惩罚。相反，西方人会对这种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
一个不幸残疾的人，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不能忍耐嘲讽就不能活下去。对他最温和的方式是描述他的缺陷，以引起众人的注意，药铺的伙计会对一个病人说：“麻子老兄，你是哪村的？”一个斜眼人听到“眼斜心歪”也不足为奇，假如是个秃子，就会听到：“十个秃子有九个是骗子，最后一个如不哑巴，也一样。”这些不幸的人终生都必须逆来顺受，只有当他听到长年不断的嘲弄而不再温怒时，才能够安于生活。
对精神有问题的人，中国人同样坦率得过分。旁观者会说：“这孩于是个笨蛋！”可实际上，他也许并不笨。不断地重复说他不长脑子，很容易摧残他未发育完全的智力。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也十分普遍。也许恰恰就是这种方式导致了疾病的产生，并使之更为严重。他们所有的毛病、生活的细节成了公众的谈资，而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完全习惯于被称为“疯子”。“二百五”、“蠢货”等等。
在一个重视生男孩的民族中，因没有孩子而遭到谴责与嘲骂，一点儿也不奇怪。就像传说中先知撒母耳＊的母亲，“为了激怒她，仇敌触动了她的痛处。”不管有意无意，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她的一个孩子，人们对此并不大惊小怪，那一定是个女孩。
婚礼中新娘的遭遇也是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典型例证。新娘一般都很年幼，也很害羞胆怯，突然置身于那么多陌生人当中，难免感到恐惧。尽管各地风俗差别很大，但都任凭众人盯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完全漠视她们此刻的心情。有的地方，人们可以随意拉开轿帘，盯着新娘看；还有的地方，新娘会成为尚未出嫁的姑娘们取乐的对象。她们站在新娘经过的道旁，大把大把地向她头上撒草籽或谷糠，新娘的头发是费了好长时间，仔细油过的，那些东西会牢牢地粘在上面。在公婆门前，新娘一下轿子，就立刻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仿佛一匹刚买来的马，此时此刻，
＊注：撒母耳，《圣经》中希伯莱的士师与先知。新娘的心情当然是不难想像的。
中国人一方面特别注意细节，另一方面又会做出对别人显然不合时宜的事。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可他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们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老师则会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靠门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时一定会高中，而邻桌的那两个的确是他所见学生中最愚蠢的，这种评价会对学生产生何种影响，从来没人想过。
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各家情况不同，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幸福，因为缺少感情上的结合，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他们持久稳定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同情心。
在中国，女孩一出生，多多少少总不受欢迎。她们的遭遇中有大量有意义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
在中国，母亲和女儿共同住在封闭狭窄的小院子里，难免会发生争吵，由于平时很少受到约束，她们便往往恶语相加。中国俗话说：“再骂总是亲闺女。”对于想了解中国家庭的人，这句话确实很有意味。女儿一旦结婚，除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将她的名字从家谱中抹去，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她不再是我们家的女儿了，而是别人的媳妇了。但人的天性又促使女儿隔三差五回娘家走亲戚，这也是地方风俗，某些地方，女儿经常回娘家，而且住的时间很长；而另外一些地方，女儿则应尽量少回娘家，如果娘家人全死了，她就几乎再也不回去了。不管这些风俗有多少细微的差异，人们普遍认为，媳妇是婆家人。女儿回娘家，严格说来，是出于一种做活的考虑。她们常常带上婆家的一大堆针线活，而娘家的人必须帮她做完，每次还要尽量带上自己的孩子，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不在时没人照看，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在姥姥家吃喝花销。对于女儿较多的家庭，频繁的造访会令全家人感到很可怕，简直是一种严重的盘剥。因此，父亲与兄弟常常阻挡女儿回来，母亲却暗中支持。但根据当地风俗，如正月里的某些日于，尤其还有节日，女儿回娘家是不能限制的。
女儿回婆家时，就像谚语中讲的贼，从未空手而归。她应给婆婆带些礼物，一般是些吃的。假如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没能办到，婆婆就会演戏似地发一通脾气，女儿嫁到穷人家里，或者后来家道衰落了，假如她有一些结了婚的兄弟，她将会发现，回娘家就仿佛医生说的，“处置不当”。娘家的媳妇和已出嫁的女儿之间就会爆发战争，就像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把家看成自己的领地，把对方看成入侵者。如果媳妇在家里足够强大，她们就会像非利士人那样，对不能统统消失或赶走的仇敌索取贡品。媳妇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严格地说，形同奴仆。找仆人，当然要找健壮的，发育良好的，而且还要懂得烹调、缝纫等生活技艺，不论当地人如何谋生，她们总比没有力气和办事能力的孩子要强得多。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十岁左右瘦弱的男孩会要一个健壮丰满。二十岁的姑娘作媳妇了。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姑娘还要尽心尽力照看生天花的小丈夫，天花是一种幼儿病。
中国媳妇的苦难简直罄竹难书。中国妇女一般结婚很早，她们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受婆婆的绝对控制，由此，人们大概可以想像出媳妇在倍受虐待的家庭中，遭受了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做父母的，在女儿遭受虐待时．只能对她的婆家表示抗议，或在女儿受虐自杀后，索取高昂的送葬费，除此之外，他们完全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丈夫严重伤害、甚至杀死了妻子，只要说她对公婆“不孝”，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我们有必要重复一遍，年纪轻轻的媳妇自杀，在中国司空见惯，有些地方，各村都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类事。一位母亲曾责备已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怎么会死不成？”痛哉斯言！
在几年前的北京《邸报》上，河南总督偶然披露了一种情况：不仅父母杀死孩子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而且作婆婆的杀死媳妇只需交一笔罚金就行了。在报告的案例中，有一位妇女用香柱烧她的童养媳，用烧红的火钳烙她的双颊，最后又用滚烫的开水把她烹死。这位总督的奏折里还提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其可靠性是勿容置疑的。这类极端野蛮的行径大概并不多，不过，残酷的虐待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却是常见的。
中国有许多妇女嫁给人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