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从乞丐到元首-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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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１９２３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１９２４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作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仑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坦卫戍区敬堂作为３月２１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
３月２１日，全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凯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之爱国精神。
希特勒之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凯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垦，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兴登堡的座椅前，弯下腰去紧握他的手。老头子深受感动，缓缓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两墓献了花圈。此时，礼炮齐鸣。
由戈培尔一手导演的庆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军人、容克、君主主义者——均相信，希特勒对兴登堡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的理想的。然而，两天后，他便向客观的观察家表明，对谁他都不奴颜卑膝。场地不同了——这次是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气氛也大大不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边悬挂着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们谁才是德国的主人。下午２时５分，国会总裁戈林宣布会议开始。在简短地致词后，他朗诵了《苏醒吧，德国！》一曲的歌词。接着，他便请希特勒谈话。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会场沉静了片刻；接着便是众口一词的喊声“胜利万岁！”喊声连着疯狂的掌声。希特勒通过臂林，大步上台。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份讲稿，若按其措词之谨慎和调子之温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这个所谓授权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暂时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来温和，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品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４４１票赞成，９４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高举旗帜！
紧密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挺进，
步伐稳健，平静……”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
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５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４）
革命在进行。但由于表面看来没有流血，许多德国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这场”褐色革命”的初期有个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协调”。看来，统一祖国的过程进展顺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统治之下，并为独裁统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坚持法律。由此，反对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魏玛共和的政府。在授权法开始实施当天，社会民主党向各地分部发出了一套指示，该指示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何等迟钝。关于应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及其它世俗问题，该指示作了详细的说明，唯独对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应如何看待，里边只有一段文字。正当纳粹夜间在他们的领导人家里搜查武器时，正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抛进监狱时，原应作为保卫民主的堡垒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告诫党员，不要再记错帐了！
“全市都处在恐怖的传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谨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写到柏林时说：“我骨子里感觉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整个城市“都在窃窃私语，说那里在晚间非法抓人，还说冲锋队又在兵营内吊打犯人，强其他们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旧袜等等。它们被政府的愤怒喊声淹没。政府通过其万口千人进行反驳。”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镇上，人们被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壮观的场景搞得眼花缭乱。群众组织，被自愿“协作”进了国社党的组织。慢慢地，每个公民都发现自己与当局有了牵连。人们熟悉的老街被换上了新名。例如，在赫尔纳，拉道斯广场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贝贝尔大街成了赫尔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组织出现：什么母亲乡间学校、母子福利组织、儿童野营团、食品供应福利组织，等等，真是层出不穷。
在希特勒劝说选民投票选他的努力失败后一月，他采用渐进协作的方法，暂时赢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这些友善的公民们，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这些年轻人“脚穿大皮靴，大摇大摆地穿街走巷，决心推翻凡尔赛条约，他们满心欢喜，因为夏季又快到了，因为希特勒曾保证保护小商小贩，因为他们的报纸告诉过他们好日子正在来临……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偷偷地快乐和激动，因为他们的买卖对手犹太人，以及被称为少数、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者，犯有使国家失败和通货膨胀的罪行，且要受到惩罚。”
自政权更迭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系统的迫害。由于在室内发现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断地说成一把凶器——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银行存款便被没收。在德国，这些都被诬为外国的宣传，而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对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保证说，对德国犹太人的人身迫害“实际上已结束”。即使如此，国外自由派人士的呼声仍使希特勒更加烦恼。他宣布，除非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停止他们的恶意宣传，否则，德国的犹太商界就要大吃苦头。
然而，呼声并未终止。４月１日，希特勒用这句话予以抵制：“我认为，本人今天的行动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对犹太人是为上帝而战。”这仅是一个试探性步骤。希特勒好像在试探，看他的同胞会让他走得多远。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鲁提曾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劝他软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希特勒回答说，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总统并不了解犹太人的问题，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已从各个角度作过多年的研究，谁也没有这样研究过”。他“绝对肯定地”预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在每个国家受到崇敬，“因为此人一举将犹太人从全球永远消灭”。
在大部分犹太商店和办公室门口都布有褐衫党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冲锋队员们在提醒顾客他们光顾的是一家犹太商店时，也大都彬彬有礼。“围观的一群群行人——觉得有趣，好玩或无动于衷。”伊舍伍德对一家百货商店进行了观察。许多人进了那家百货店。他自己也走了进去，随手买了一个豆蔻粉碎片，挥舞着包裹，走出门来。有个年青的冲锋队员，向他眨了眨眼，作为对他这种挑衅行为的回答。虽然抵制者得到了某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号召农民支持他们），却抵制不了大百货商店和银行。不到三天，抵制便结束了。
兴登堡本人对继续采取反犹措施也表示反对。他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谴责对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进行歧视。“如果他们值得为德国而战和流血，他们也值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而献身。”然而，老头子却不是那人的对手。希特勒回答说，垄断了法律界和医务界百分之八十的犹太人，现正朝政府部门钻。“古老的普鲁士州之所以如此干净，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务部门只允许有限的犹太人栖身。军官团几乎是绝对纯洁的。”这个论点是无法不使这位老元帅信服的。这点，以及他对战争老兵会作某些考虑的含混的许诺，使他得于在４月７日实施法令，解除犹太人在各公务部门的职务，并限制他们在法律部门任职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诉医生联盟，他本人了解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尤其是青年医生。这样一来，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双重的世界观。“恰恰是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才有必要用强硬的镇压异族的办法，为他们行医就业创造生存空间和可能性……这项正在进行的民族净化工作，也许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基础。”
几个星期后，根据《反对德国学校过分拥挤法》，高等学校里的犹太人的数目减少了。在与贝宁主教和天主教要员施泰因曼阁下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为此举辩护。他提醒这两位牧师说，教会曾禁止犹太人散居，只允许他们聚居，且不允许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工作。接着，他解释说，在他眼中，犹太人“是国家和教会的恶敌，他要驱逐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特别是将他们从学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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