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从乞丐到元首-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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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地义似的，那末，天都会塌下来。我也不禁怀疑，比诸外交部所采用的谈判方法，希特勒是否已用品造成既成事实的高招走得更远了。”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宴会。他原来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红色卍字章，现在却改穿燕尾服。在他的翻译看来，他是个“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来回穿梭，好像他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似的”。宴会后，希特勒对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在内兴高采烈地大谈起外交成就。他像小学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盖。“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国人”，他说，“即使撒谎，他们也撒得漂亮，一点不像法国吝啬鬼。”
会谈结束后一天，希特勒把与英国海军之比是３５％一事告诉了海军总司令，并指示他按计划建立海军——但“不要大肆宣传，以免使英国对其它大国的困难处境复杂化”。希特勒决心与英国和睦合作，并继续向对德国处境表示同情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们献媚。４月间，他在慕尼黑寓所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举行午餐会。莫斯雷退出了工党，当上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主席。他评论说，希特勒的“迷人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也许这是个不合适的话题。反正，他并未试图施展那种效果。他很其实，整个午餐过程中，他都以温柔得几乎像女性的魅力待我。”
在伦敦，一位极为重要的德国事业的追随者，正在重申起先前的同情。他就是威尔士亲王。在与霍希大使进行的一次长谈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再次对德国的地位和期望表示完全理解”。
（３）
在柏林，由于赫尔曼·戈林和女演员埃美·松纳曼准备结婚（他的第一个妻子卡琳，在久病后于１９３１年去世），繁忙的国际事务也暗然失色了。各组织及企图取宠的个人送的礼物，像洪水般朝他们涌来。博物馆送来的画是“永久借贷”的，其中有两幅克拉纳赫的油画，是无价珍宝。除东方地毯、挂毯、银台和首饰外，还有萨克森的香料饼、黑森林的樱桃酒、奶酪和牛。小礼品在柏林的官邸展出，大件礼品则用卡车运至首都附近的庄园——叫卡琳大厅，是以其前妻的名字取名的，但拼法不对。
４月１０日举行的婚礼，可说是好莱坞的作品。电台一幕一幕地向全国广播。豪华的婚礼——由一名主教主持，由元首本人当证婚人——由于突然有两只鹳在福音教堂周围盘旋而终止。这原是一位空军飞行员俯冲下来无意中放的，与婚礼完全无关。当新娘新郎从教堂出来时，军乐队奏起了《罗安格林》的进行曲。教堂外，新郎新娘从伸出的剑搭成的拱门下走过，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还集体行了罗马式的敬礼。
次日，戈林邀请罗希纳和另外５名记者前往总裁府参观礼品。“诸位先生”，他对他们说，“我请你们来的目的，是要你们看看我的人民给我送来的礼品。就像陛下一样，一点不错吧？”“反正”，罗希纳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戈林用不着挨饿。假使他有朝一日受穷，这些礼品起码能当出１００万，或更多钱。”
戈林的马戏，由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会议同一天在斯特莱萨召开而被贬黜了。希特勒原以为法国的建议其它两国是不会接受的，但与其愿望相反。会议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谴责德国的重新武装为不合法，并重申忠实于罗加诺原则。赖伐尔、麦克唐纳和墨索里尼的出席又为公报增加了份量。原想孤立法国的希特勒，发现自己有受孤立的危险。数周后，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样便加重了他的危险。由于苏联——法国条约与元首的基本战略格格不入，希特勒便重又竭力向他的朋友罗德米尔勋爵保证，英国没有理由怕德国。５月３日，希特勒写道。从建党早期开始，他就计划要与英国合作。“英国与德国这样的条约，不但对和平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代表了世界上１．２亿最宝贵的人民的愿望。英国历史上搞殖民活动的举世无双的天才及其海军力量，将与世界上第一批军国主义之一的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
罗德米尔是用不着说服的。在他的报纸中，他继续为德国描绘出一幅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是英国总的反应是恐惧的。当麦克唐纳得悉希特勒将于５月中旬后发表重要讲话时，他表示关切，并决定在演讲发表后让下院辩论军备问题。
这篇令人害怕的演讲是在５月２１日作的。希特勒再次让世界吃了一惊。当日早些时候，他颁布了一条秘密防务法律，让沙希特主管战争经济，并改组了武装部队。将国防军正式改组为武装力量，由希特勒任最高总司令；勃洛姆堡的头衔也由国防部长变为战争部长，且得到了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贝克之未泄露的军队首脑的头衔也改成了总参谋长。至少在私下里，黑桃可以称作黑桃了（直言不讳——译注），但是，当希特勒于当晚站在麦克风前时，他轻松而自信，又成了温和的典范。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和平，他也不抱征服的梦想。他宣布，战争所带来的，只是毁灭国家的花朵。
在重申“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后，他提出与各邻国（背信起义的立陶宛当然除外）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并保证遵守罗加诺公约。他所需要的无非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３５％的舰队而已。他保证，那将是他的最后要求。“对德国而言”，他发誓，“这个要求是最后的，永远不变的。”
在国外许多有影响的人士中，他的话被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伦敦的《泰晤士报》说，他的讲话“合理、直率而全面”。只此一举，希特勒便扭转了孤立的局面，为在即将到来的海军会议上同情地接受德国的要求*？铺了道路。这次会议刚好于两周后在英国外交部召开，由乔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任德国代表团团长。日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曾给他提出了极好的咨询意见，因此，他便稳坐在会议桌旁。这位海军武官告诉他的德国同行，１９２１年日本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议时，错以为可以与英国人搞一桩“交易”。“结果，当英国人挑拨我们的外交官员与海军专家的关系，使他们几乎成了死对头时，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建议，德国集中力量坚持一个明确的要求——例如３５％的比例——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即使有破坏会议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一旦英国人醒悟到德国矢志不渝，他们就会慢慢让步——同时还会对对手更加尊敬。
会议于上午１０时开始，由西蒙主持。他与平常一样和蔼可亲。他指出，会议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各海军大国会议铺平道路；否则，各国的军备竞赛就会加速进行。光限制吨数是不够的，对某些危险的舰只应该清除。
遵照日本武官的建议，里宾特洛甫拒绝讨论其它问题，一心要得到那３５％的比例。”如果英国政府不准备立刻接受这一条件”，他说，“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谈判。我们坚持立刻作出决定。”他保证，英国一旦接受这个比例，关于建立海军之计划的技术问题便可立刻得到解决。
虽然里宾特洛甫的英语讲得很好，但仍由施密特担任翻译。令施密特吃惊的是，他的上司竟立刻——且又是如此不讲外交辞令！——把日程上最困难的问题提了出来。他不明白，是因为里宾特洛甫缺乏外交经验呢，还是对指示盲从。里宾特洛甫之所为，除按日本武官的狡猾的建议行事外，其实是在执行希特勒多年来成功地使用过的令人惊慌失措的战术。两星期前的讲话是胡萝卜，现在的是大棍。
施密特将里宾特洛甫的话翻译过去后，他发现，西蒙的脸红了。他生硬地回答说，谈判一开始便提出这样的条件，这是很不平常的，对此，他当然无可奉告。他一边说，一边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后便离开了会场。场面一时尴尬起来。片刻后，罗伯特·克莱普爵士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代表英国表示坚决反对。但是顽强的里宾特洛甫也毫不让步。下午，他们再次会晤，但毫无进展。施密特觉得，会谈肯定被破坏了。他已开始在想，飞回柏林时的天气不知如何。但是使他奇怪的是，英国人竟提议次日上午再次会晤——这次会谈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军部会议室进行的。
这是一间大会议室，镶着嵌板；室内放一张长桌，桌四周放着红漆椅子。施密特对此友好之气氛原就觉得奇怪，不料，当令人生畏的克莱普宣布，英国准备接受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要求时，施密特的奇怪便上升为吃惊（“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６月６日，约翰爵士返回会议；他红光满面，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这样德方便大获全胜。全面的协议友好地达成了，里宾特洛甫之“相当难堪的态度”也不翼而飞，变得彬彬有礼了。英国不但同意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舰队之３５％的吨位，而且还作出让步，让德国拥有４５％的潜艇。里宾特洛甫回到德国后，成了一名征服英雄。用谈判方式取得了德国海军的全部秘密目标，这便把希特勒从一个实力派变成了政治家。被一所谓盟国单方采取的行动（恰好又是在滑铁卢纪念日那天采取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法国，向伦敦发了一份愤怒的照会。但英国的公众舆论却几乎一致赞成（温斯顿·丘吉尔除外，他谴责这一协定，说它破坏了英国的安全），连对希特勒采取敌视态度的政治家也支持这一协定。
可以预言，这份协议使威尔士亲王满心欢喜。在签字那天，他对霍希大使说（在阿斯科特与王后一起进午餐时），在最近一起有争议的讲话中，他热烈同意德国人与英国的老手们接触，这“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他没有提到的是，为此事他遭到国王一顿斥责：“亲爱的孩子，我经常地告诫你，切不可与政治厮混，尤其是与外交有关的事务。你昨天发表的观点，不管多么敏感，据我所知，是与外交部的意见相反的。”尔后，若不与政府商量他不得再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讲话。父亲的斥责，不管多么令他不安，却未能封住王子的口。他立刻又对另一有争议问题发表讲话，攻击伦敦县议会禁止在他们管辖范围内各学校内的学生团使用武器，包括木枪在内）。威尔王子补充说，“众所周知，政治家的特点是胆小怕事和犹豫不决。恰当时刻的直言，那怕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理应保留的界限，比诸胆小和迟疑，能更快地奏效。”他的这番话被用电报传回威廉大街，在那里，对本来就言过其实的英国亲德情绪又添枝加叶，加深了元首之理由不足的假设。即，此后英国的让步不再会有限制了。
对伦敦条约，苏联的反应几乎与法国的一样强烈。它证实了这种怀疑；英国统治阶级内的某些分子，包括继位王子在内，正在帮助德国加强迫波罗的海之海军力量以便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远东则支持日本的野心。尽管忧心忡忡，苏联还是与希特勒签订了贸易协定。希特勒将对苏贷款提高至２亿马克，并准备在１０年内，将此数字增至５亿。这并不是放弃其生存空间之梦想，而是在国际外交游戏中另一着棋。这是因为，在与西方谈和平、与东方做买卖的同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则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速度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估计要快得多。
（４）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波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杰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作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作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７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２月１８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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