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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智囊全集-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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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的富强人家定价出售给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富者不损失正常的利润,而乡民的花费一下子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百姓的贡赋常常必须转运到边境,做为防御军队的军粮,专程运送过去路程太遥远,临食就地买粮食又会刺激价格上涨。明道先生于是选用信任的富民,预先在边郡购买粮食,节省了很大的花费。

  [冯评译文]

  任用富民而不过分剥削他们,实在是最佳的经世安民的方法,然而这也由于程明道廉洁爱民的心,一向受人民信任的缘故。不然政令尚未实施,而流言已满天飞了。

   

 

 

324、周忱 
  【原文】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樯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

  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冯述评]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

  “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多万石。

  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

  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冯评译文]

  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

  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

  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

  “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

  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

  但是自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325、樊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粜,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赡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冯述评]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

  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

  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

  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一下子除去了十分之八、九。

  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淮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冯评译文]

  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

  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326、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籴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貌。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 

  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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