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笔记(李侃)笔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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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壤之战：1894年9月12日，侵朝日军进一步向驻在平壤的清军进攻，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当天夜里率守军仓皇逃出平壤，“一夕狂驰三百里”，逃回中国。而总兵左宝贵率部坚守平壤玄武门，亲自登城指挥部将拼死杀敌，不幸中炮牺牲。②黄海海战9月17日，清军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与日本舰队激战，战斗历经五个小时，清军广大士兵和以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为代表的一些爱国将领奋勇作战，清军有五艘战舰损失，但也打伤了日军炮舰多艘。③旅顺之战：10月，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11月7日，日海陆两军分兵三路包抄大连湾，大连不战而陷。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清军不战而逃。日军侵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烧杀。④日落威海卫：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先后攻下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形成了从海陆两路对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的包围。港内北洋舰队爱国官兵，曾多次要求出战迎敌，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拒派军舰出港作战。最后这支舰队终于被日军歼灭。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 1．《马关条约》的签定：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4月17日，李鸿章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2．内容：（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
（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
（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3．影响：《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中国由此被割让了大片领土，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马关条约的巨额勒索，使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使侵略者通过巨额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同时，马关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起了破坏作用，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
四．台湾人民的浴血抗战
1．背景：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斥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台湾人民听到割台消息，义愤填膺，发布抗战檄文，“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坚强决心。1895年5月20日，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悲愤抗议，派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如期交割台湾，并令台湾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台湾人民展开了反割台的武装斗争。
2．经过：在日军的猖狂进攻面前，台湾军民共举刘永福为抗日首领。6月12日，刘永福派遣分统杨紫云率领新楚军会同义军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狙击向新竹进攻的日军，歼敌6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凶焰。8月22日，日军向大甲溪进攻，受到黑旗军吴彭年、袁锦清及徐骧等部的顽强伏击。8月26日，彰化保卫战，在与日军英勇搏斗中，守军诸将吴彭年、吴汤兴先后殉职，但日军近卫师团死伤一千多人，是侵台以来受打击最沉重的一次。10月上旬，日军进攻嘉义，与此同时，从三面围攻台南，台湾军民在艰苦中坚持抗战，徐骧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幸牺牲。10月下旬，台南失守，台湾全省沦陷。3．评价：台湾军民在反抗侵略者的战斗中，克服了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抗击了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000人。台湾军民的英勇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者的优良传统。
第五章 ？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 ？ 第一节 ？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一．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
1．三国还辽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使早就觊觎东北三省的沙俄极为不满。沙俄联合德、法两国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中国为此交付赎金3000万两白银。以三国交涉还辽为开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2．划分势力范围：沙俄诱逼清政府先后与其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旅大租地条约》，把东北三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洲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迫清政府保证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并与其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把长江流域及我国南部岛屿变为英国的势力。日本把福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把滇、桂、粤三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各国在华势力为前提，要求利益均沾，各国政府相继表示同意。这样，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各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危局。中国已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二．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
1．方式：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有：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投资中国矿山、在华开设工厂。
①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政府在甲午战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第一次是1895年7月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第二次是1896年3月向英德集团所借的“英德洋款”。第三次是1898年3月再次向英德集团续借的“英德洋款”。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四亿五千一百余万两白银。这些借款，不仅利息高，折扣大，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资本主义的财政依赖。
②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共在中国夺取了长达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它们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管辖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③投资中国矿山。1896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此后，列强纷纷与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
④在华开设工厂。据统计，1895至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它们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从而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三．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战后清政府内部的统治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广大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呼声。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上奏疏，递条陈，要求在兵制、财政和用人方面进行某些改革。清政府为了能够转危为安，一方面幻想通过联俄来制约其他列强，一方面则试图做一些改革。
2．改革的措施：编练新军、整顿财政、派遣留学生。
①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年冬，督办军务处委派广西按察使胡橘芬编练新军，计5000人，编成10营，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胡调任督办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②整顿财政。其主要措施有：（1）整顿关税、厘金、盐课、田房税契，令各省督抚裁革陋规，并将各级官吏营私玩法所得全部上交国库。（2）扣廉俸，增厘金，折漕米，增加烟、酒、糖、茶、盐税和各种苛捐杂税。 （3）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地丁、盐课作为担保，二十年内偿还。 ③派遣留学生：清政府在1896年3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13名。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当时，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也根本无力再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同时，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计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
二．维新运动的发端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并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2．康有为与他的变法主张。 ①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②康有为变法主张的传播：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主张，培养维新骨干。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著书立说，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组织强学会。后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上海，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在湖南，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设立了时务学堂，建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时政。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著有《原强》、《辟韩》等书，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进化论思想。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三百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更加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要求严惩康有为。维新派通过学会、学堂、报纸，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这个根本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斗争，形成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顽固思想的激烈论战。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是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这场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维新志士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五．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百日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