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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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问他那些因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到后我们同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把他又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一去那些风波就不曾再发生了，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我只知道他们在西湖葛岭住下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过得很象一对度蜜月的同伴，十分从容有趣。加之春天的西湖是使人十分安静舒适的。在艺术学院方面，他们认识了几个朋友，故在日里一面玩的仿佛很不节制，到了晚上却还可写了许多文章。《在黑暗中》有两篇文章是在那里写成的，海军学生到后来，还总常常用做新郎的风度说，只有在西湖住那三个月，非常值得回忆。　　　　
　　　　两人为了天气的原因，不能再到西湖住下时，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一家楼上，有一天就搬来了这样两个青年人：一个略显得胖的女子，一个瘦瘦儿大头额的男子，押着一些简单行李同两张藤椅子，到了看定的那间房子，当把由附近家具铺子里租来的一些木器陈列妥当时，两人就坐下“写信”。到应当吃饭时节，就动手把炉子米箱从网篮里取出来，很熟练的处置这一些东西。饭一吃完了，于是又坐在桌边再写那些永写不完的“信”。若说这不是写信，除了写信还有什么可写的或必须要那么忙着写的，那房东是想不透的。　　　　
　　　　不出门就写文章，应当吃饭时就仍然依照初次到北京的西山时办法，分派到上街买小菜，或者在晒台上燃汽油炉子，从三层楼下用镔铁壶提提水，因为自己煮成的饭较软，自己炒就的菜较合口，我在那里吃饭，为他们洗碗的次数似乎也很多。　　　　
　　　　于是日子一过去，因此中国许多地方，对于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仿佛十分熟习，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专为了一些刊物同一些读者，从这两方面就证实自己生活的意义了。尤其是丁玲女士，从一九二八到现在，成为一个最时髦顺耳的名字，真是一种使人羡企的事。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作品的势力，没有人不承认这是一种崭新的收获，而这收获又显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时代的作品标准，另向一个方向上突进的。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1节　《人间月刊》

　　　　然而我所知道他们的，就是在生活方面，从前他们是两个孩子，到后来，永远还是两个孩子。“光荣”有时比“空气”还不适用。他们并不能用友谊掉换饮食。他们在某一种事业得到初步成功了，在另外一件事业上，永远还得失败。他们还是最拙于应付房租，不知道应如何打算就可以不致于缺少伙食。他们还是很穷的人，不能使所得的钱安置两人到一个稍稍象样的生活里去。虽然勤勤恳恳，稿费终究有限，加之用不得当，所以还是免不了长是受窘。今天的起居费用，都依赖到昨天的工作所得，创作既不是抄书，设若某一时节，因为倦于作事，不得不放下了这支笔，或在别的原因上，稿费延搁了一时，这生活，就又乱糟糟的不成样子了。这海军学生，为了渡过那个不易应付的日常生活难关，马浪路，康悌路，贝勒路，这一些地方的小押当门前，总常常有这个人的踪迹。我一望到那走动时略显匆忙的后身影子，不必同他说话，就可知道他为了些什么事行动那样匆忙。　　　　
　　　　这海军学生，自己处置金钱既永远不如处置文字那么方便从容，打算生活又永远不及造作故事那么周密，至于作伴侣的女人，则早把一个妇人所必须的家务趣味完全疏忽了。这生活，自然是无可希望的。他们自己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安置到什么生活里面去为适宜。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似乎在有意识的情形中，长远逃避到他们。当时几人极羡慕到别的人，以为能在一个较整洁干净的房子里，吃一顿清洁的家常便饭，便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从这些情形中，可知道他们的生活，想及时真十分可笑。　　　　
　　　　关于起居一方面，他们是并不自外于人，也很愿意住到一个较清静的房间里，去作他们能作的事情的，而且可以说这注意是在北方就早已养成习惯了的。在北方，为了希望得到一个较干爽不太吵闹的住处，我们没有什么正经事可作时，总是东城西城各处去看房子，见到一个什么广告，或在街上见到一个字条，说到什么房子空着，正在等候一些会享福的人去住，我们总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参观。我们差不多把沙滩一带所有的公寓都熟悉了，我们还一同进过不知多少人家的大门，结果自然我们是没有看好一个地方搬去的，因为在许多好房子主人中，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时我们当时若搬到什么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我们各处看房子的习惯，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象这是我们一种权利，我们可以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从人家后门进去，同一些二房东讨论价钱，有时还冒险放下一点定钱，临出门时总说：“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来！”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个定钱又等于白送了。因为这类原因，他们也搬了几次家，总不出法租界的贝勒路附近，然而就从没有得到一个合式的住处。　　　　
　　　　那时上海方面，由于眼红于北新的营业，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书店追踪而起，在一种谈起来使人极不愉快的刻薄报酬下，我们供给了他们少些稿件，他们便送给了我们一点点钱。一般习惯是十万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钱。因为那个数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费，同时，在介于资本与劳力两者之间的编辑人方面，又多负有一种友谊的督促，故这个海军学生，这一年来差不多用全力写了许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学沛，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去养病，后来又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东好，最后还要价钱也似乎好一点……终于有一天就搬到萨坡赛路某一个人家去了。　　　　
　　　　两人还没有搬去时，到我的住处，那个海军学生向我说：“休，这可好了，我们选定的一个地方不止房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住处好，还有一个房东，那是更值得夸奖的。”大约多数还是因为当时觉得“房东值得夸奖”，所以那么间房子，要他们每月出三十块钱，还说“价钱虽稍微多了一点，还不算很贵”。　　　　
　　　　我对于这个女房东，也感到相当兴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这两个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时住在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三个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总只有一点小菜同黄花木耳汤吃。又因为房东是在法国跑了一趟的勤工俭学生，每餐总限定要我们用叉子在盘子里吃饭，我们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总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为了“值得夸奖”的另一房东。这另一房东，也曾为其他朋友看见过，也推许为值得夸奖的。　　　　
　　　　他们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多月，我是每天都在这边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处时，也不能写文章，还不免要做一点小小的糊涂的梦，他们也就没有做一点事。　　　　
　　　　但不久，他们两人就觉得还是再搬一个住处为是。我也觉得还是迁了的好，同时也想要好好写点文章了。那时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个礼拜内就将近卖去一千份，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欢喜兴奋得脸上发红。在各地方的朋友，都来信说我们这个刊物很好，有内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厦门方面也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武昌同广州，都有信来希望我们多寄一点。许多作者都以为我们这刊物合乎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心想，以后每期应当印五千，似乎才够分配。　　　　
　　　　为了这个刊物和《人间月刊》同时进行，我们一面忙于应付杂事，也一面得很谨慎的写许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这一个年头，算是我们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各人都写了许多出品。在也频的所有作品中，以艺术完美同内容统一而论，也是这一年成绩最好。我们在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渐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里去努力，直到我们创作已成一个新的趣味同一种新的方向后，还仍然不觉得值得什么骄傲。我们尊敬那些负荷世誉的作者，同时却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们只是自己向一个很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却是沉默的，无声无息的。有了两个刊物我们还是同从前一样，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那时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种空气，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就因为这态度同工作，对一切无忤，所以在当时，似乎所做的事，还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但即或是并不缺少那种好评，我们却并不看重那种好评的。在《红黑》的第一期里，好象就那么提到过：“倾向不是我们愿意提到作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们除了尽其所能，没有别的什么动人的背景了。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　　　　
　　　　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的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他可称赞处只是在他自己对于那个工作的诚实同他努力的成就。……这类主张在当时，是我们几个人所承认的。　　　　
　　　　日子又过去了。　　　　
　　　　《人间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顿了，《红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结束了，来了一个意料中的失败。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读者，是一定比我们自己还觉得可惜的。我们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竞卖的情形下，这刊物不能赚什么钱。我们知道外埠书业的积习，对于用一点点钱来办一个刊物，是一种纯粹冒险的举动。我们原先只希望可以办十二期，满足到一年的数目，我们希望多有一些定户，同远地的定户直接交易，在一种毫无实利的情形下，维持这个刊物稍久一点。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实不合，从各样打算上都不能维持这个刊物下去，当时最觉得生气的，就是这海军学生。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在叫卖这种货物时，商人对于营业的智慧，不忘记用最诚恳的风度，向众人说：“这是国家提倡的时代的，所以预备出来给大家试试。”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颜色声音里，年青人便试过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却一切，俨然以为获得大众了。直到另一个趣味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时为止，在这时节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从书店那方面得到那个作品的报酬，这就是作家获得大众意思。一个作者若缺少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好象就是那么样，便算落伍了。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2节　海军学生

　　　　我们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故几个人才着手来办《红黑》，如今这试验既显然失败了，想到为了退还这从别一方面借来的一千块钱，似乎不找一点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吴淞教了点书。那时恰恰山东高级中学方面，向陆侃如同淦女士夫妇探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书没有，要她夫妇介绍。这海军学生，觉得除了教书没有别的更相称事情可做，因此由他们介绍，到后不久就同一个朋友过山东教书去了。　　　　
　　　　过山东去时，先是又说定了的，教书的过山东教书，做文章的还是留在上海做文章，半年后再决定新的办法。这种计划自然极好，因为两个人在上海一同住下，虽然同在一个房间里，各占据一个桌子做事，两无妨碍，可是这个人说不高兴了，那个人为了“陪伴玩一会儿”的原因，事情就只好放下的。到另一时那一个高兴做事，这一个又厌倦了，那就又轮到两人休息的时候了。如今既然暂时分手，半年中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一点事，所以我也觉得他们那种打算十分好。　　　　
　　　　那时上海方面刊物，《奔流》没有了，《创造》没有了，《海风》没有了，《乐群》毫无气力了，《真美善》不能支持了，《金屋》似乎不想继续出版了。　　　　
　　　　那时骂人的同被骂的，都似乎是只有“主义”而无“作品”的人，所以这海军学生曾同我说：“休，他们倒热闹，好象很认真神气。让那些自己仿佛觉得有骂人权利的去骂人，让那些仿佛该挨骂的去挨骂；至于我们，是不相干的。我们自己努力，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的成就，不是这些人可以估价的东西，也不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