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筏重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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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一根地滚到河边，用坚韧的藤子系住一头，捆牢了，以免下水后就被冲到下游不见了。然后我们把木料一根根滚下河岸，滚落水，下水的时候水花飞溅得很远。木料在水里转着、浮着，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上，我们跑了上去，还是浮得很稳。我们用从热带森林的树顶上挂下来的坚藤把木料编成临时性的两只木筏，一只拖着另一只。木筏上装足了我们将来要用的竹子和藤子。赫曼和我带了两个混血种人上了木筏，我们和他们彼此语言不通。
我们割缆启碇，被卷入一股急流，很快地冲向下流去了。这时下着细雨，我们正绕过第一道山岬，最后回头一望，还看见我们的至好朋友站在凉屋前河滩的尽头挥手哩。我们钻进了用绿色的香蕉树叶所搭的小篷，把掌舵的问题留给那两个棕色皮肤的专家。他们一个站在筏头，一个站在筏尾，每人手里拿一把极大的桨，很悠闲地驾着木筏在最急的水流中航行。
我们越往下漂，小屋和当地人种植的庄稼便越多，不久两岸上就有像样的村庄了。这里的交通工具包括中部挖空的独木艇，用长竿撑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只小筏木木筏，载着一堆堆的绿色香蕉到市上去。
巴伦克河注入瓜亚河的地方，水位很高，从维赛斯到沿海岸的瓜亚基尔之间，有小汽轮忙碌地往返。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赫曼和我各自在汽轮上弄了一张吊床，向沿海人烟稠密的平原驶去。我们的棕色皮肤的朋友，还在木筏上漂流，随后来。
赫曼和我在瓜亚基尔分手。他是留下来等在瓜亚河口，看见筏木漂来就叫住。然后他带着筏木，装在沿海的汽轮上，带到秘鲁。他在秘鲁负责建造木筏，要造得和早期印第安人的木筏完全一样。我自己是坐班机向南飞往利马—秘鲁的首都，去找一处建造木筏的合适地点。
飞机上升很高，沿着太平洋海岸飞去，飞机下面，一边是秘鲁的荒山，一边是闪烁的海洋。我们乘木筏漂海的出发地点就在这里。从高空中的飞机上望去，海像是没有边的。在西方远远的、模糊的地平线上，天和海融为一体了。我没法不使自己想到：就在这地平线之外，再有几百个类似的海面，与天相接，海面的总面积要达到全球面积五分之一，然后才再有陆地——在波利尼西亚。我又设想再过几个星期以后的事，那时候我们就要在底下这一片蔚蓝色的茫茫大海上，乘着一丁点大的木筏漂航。我立刻就不去想了，因为这种念头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坐在机舱里准备跳伞时那样不舒服。
到了利马，我坐车到卡亚俄港，找一处我们可以建造木筏的地方。我立刻就看到，整个港口都布满了船只、起重机和货栈，以及海关人员办公的小屋，港口办事处等等。如果走得远一点有什么空旷的海滩的话，也挤满了游泳的人。如果我们在这里建造木筏，那只要一转身，好奇的人会把木筏以及各种装置拆得七零八落。卡亚俄是这七百万白种人和棕色人的国家最重要的港口。对于建造木筏的人来说，秘鲁的时代变化，甚至于比赤道国的还重大。我看只有一个可能性—到混凝土建筑的高墙里的海军军港里去建造，那里的铁门后面有武装人员守卫，我和几个闲人在墙边逛过去的时候，他们狠狠地、带着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们几眼。假如能到这里面去，一定安全。
我曾会见过华盛顿的秘鲁海军武官，有他一封帮助我的介绍信。
经过几番周折，将军里维莱陀答应：外交部长将接到总统亲自下的命令，海军部长将得令，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都尽力帮助。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将军说道，说时一边笑着，一边摇头。副官进来了，带我出去交给一个在那里等候的通讯员。
这一天的利马报纸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挪威人将从秘鲁启程，坐木筏远航。同时报上登载：有一支瑞典人和芬兰人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孙河①流域热带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亚马孙河考察队的两名队员，乘独木艇溯江而上到了秘鲁，刚抵利马。其中一人是班德·但尼孙，是阿伯赛拉大学的。他现在打算去研究秘鲁山区的印第安人。
我把这段新闻剪下来，正坐在旅馆里，写信给赫曼，告诉他造木筏的地方，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进门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被太阳晒黑了的人，一身热带装束；他把白色遮阳帽拿下来，看去好像是他那一把火焰似的赤色胡须把他的脸烧红了，把他的头发烤得没剩几根。这人是从野外来的，但是他的位置显然是在讲堂里。
“班德·但尼孙。”我想道。
“班德·但尼孙。”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到木筏的消息了。”我想着，请他坐下。
“我刚听到那木筏计划。”这位瑞典人说道。
“现在他要驳斥我的理论了，因为他是一个人种学专家。”我想道。
“现在我是来请问，我能否和你们一起上木筏，”这位瑞典人温和地说道，“我对移居的理论有兴趣。”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4）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刚从热带森林深处钻出来，其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一个孤零零的瑞典人，有胆量和五个挪威人乘木筏航行，那他不可能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人。就是他那把大胡子，也不能掩藏他的温和性情和愉快幽默。
班德成为木筏上的第六人，因为这位置一直空着。他是我们之中惟一能说西班牙话的人。
几天以后，当客机载着我沿海岸北飞时，我带着虔敬的心意，低头再看底下茫无涯岸的蓝海。这海，好像是在苍天之下吊挂着、自由浮动着。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在底下，像微生物那样聚在一小点上，小点漂在这样大的水面上，水面之大，像是把整条西方地平线都淹没了。我们都成了孤寂世界的一部分，各人之间相去不过几步路。无论如何，暂时间我们转身余地总是有的。赫曼在赤道国等木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乘飞机刚到纽约。艾立克海赛堡正由奥斯陆坐船到巴拿马去。我自己是坐飞机去华盛顿。班德在利马的旅馆准备动身，等候和其他的人见面。
这几个人中，以前彼此都没有见过面，大家性格都不相同。这样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在木筏上，至少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把各人的话听腻。无论什么低气压的风云和暴风雨的天气，对于我们好几个月关在一只漂流的木筏上的六个人来说，都不如我们之间心理上的风云变幻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笑话常和一条救生带一样可贵。
我到达的时候，华盛顿还是严冬天气—冰冻飘雪的二月天。包恩已经处理了无线电问题，他已经使美国无线电爱好者协会答应收听木筏上发出的报告。纳德和陶斯坦在忙着准备收发报设备，一部分是用专为我们装置的短波发报机，一部分是用大战时期使用的秘密电台。如果我们打算实现在航行中的种种计划，那需要准备的大事小事，真有上千。
作为档案的书面东西也在增长。军事性的和非军事性的文件—白纸、黄纸和蓝纸—英文的、西班牙文的、法文的和挪威文的。在我们这实事求是的时代，一次木筏航行还要消耗造纸工业半棵枞树。法律和规则到处在束缚我们的手，一个连一个的结必须逐一解开。
“我敢发誓，这堆往来文件有二十磅重。”有一天纳德弯身在打字机前，绝望地说道。
“二十六磅，”陶斯坦干巴巴地说道，“我称过。”
我的母亲写信来：“我仅仅希望知道你们六个人在木筏上都平安。”她写信的时候，对我们这几天的积极准备情况，一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然后有一天，利马来了一封紧急电报。赫曼被潮水倒冲甩上岸，受伤不轻，脖子脱节。他正在利马医院里治疗。
我们立刻派陶斯坦·瑞贝和格特·伏特飞去。伏特是大战时期挪威伞兵别动队在伦敦的出名的女秘书，现在在华盛顿帮我们忙。他们到那里时，赫曼好了一些。他的头曾用带子吊起来半小时，由医生实施手术，把他颈部的第一个脊骨扭回原处。X光照片显示出，他颈部最上的一根骨头断了，并且扭了个正相反。亏得赫曼身体极好，救了性命。不久他就回来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关节发硬又是风湿痛。回到海军船坞里，筏木已经运来了，他来开始建造。医生还要他诊治几个星期，他能否和我们去航行还成疑问。他本人虽然初次在太平洋怀抱中便遭到粗暴的对待，却从来丝毫不怀疑能和我们同行的。
接着艾立克从巴拿马飞来，纳德和我从华盛顿飞来，我们全部集中到出发点利马了。
在卡亚俄海湾中建造筏木木筏，几百年来这是第一次。
这个十分现代化的船坞给了我们极好的帮助。我们由班德当翻译，赫曼当主任建筑师。使用了木工和帆工车间，半个仓库来堆藏我们的配备，以及一个浮动的小码头。建筑开始时，木料就放在这码头旁边的水里。
单单造那木筏，选用九根最粗的木料就够了。木料上刻了深槽，这样，把木料捆扎成木筏的绳索便不会滑走。整个构造中，不用一只钉子，一根铅丝。那九根大木料先是并排放在水里，使它们自由自在地、顺乎自然状态地浮着，然后再牢牢地捆扎起来。最长的一根木料有四十五英尺长，放在中间，两头都突出一大段。两边对称地放着短之又短的木料。这样扎成的木筏，两边是三十英尺长，筏头像犁头般突出。筏尾上，中间的三根木料伸出一点，其余的锯齐。伸出的部分上横放着一短段很粗的筏木，是长橹的座子。九根筏木都用一英寸多粗的麻绳捆紧后，上面再横拴了较短的筏木，每隔三英尺拴一根。
木筏本身现已扎成，总共辛辛苦苦扎了约三百根长短不等的绳索，每一根都牢牢地打了结。木筏上用劈成两半的竹子铺成一片甲板。竹子都一长条又一长条地缚在木筏上，竹子上面再盖一层细竹编的竹席。在木筏中部偏于筏尾的地方，我们用竹竿搭了一间开敞的小屋，小屋的墙是用细竹编的。屋顶以竹片作椽，坚韧的香蕉树叶一片盖着一片当瓦。小屋前面，我们树立了两根桅杆，相对斜倚着，桅尖可以扎在一起。桅木是用海柳造的，其硬如铁。那一大片长方形的帆是用一根帆桁扯起来的。帆桁是用两根竹子并扎而成的，这样可以加倍牢固。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5）
那九根要带我们过海的大木料的头部，是按照当地形式向前突出的，使木筏容易分水滑行。在筏头露出水面的部分，低低地拴上了挡水板。
在木料之间有大缝的几个地方，我们一共插下去五块坚实的枞木板，插到木筏下面的水里。木板有一英寸厚，两英尺宽，插进水五英尺，是没有秩序散开插的，并用楔子卡紧，用绳索捆牢，作为并行着的、薄的龙骨板。在印加时代，所有的筏木木筏上都用这种龙骨板，早在发现太平洋上群岛之前就用了，用处在于使平扁的木筏不至被风浪横着漂去。我们没有在木筏四周装上栏杆或者什么保护设备，只是在木筏四边都安了一根细长的筏木，可以使脚站得住。
木筏的整个构造，是忠实地按照秘鲁古代的木筏式样进行的，只有筏木上低低的挡水板是例外，事后证明这挡水板是完全不必要的。在造成木筏本身之后，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我们的喜爱来安排筏上的具体事物，只要安排得不影响木筏的行动和质量就可以。我们知道，将来这木筏便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因此木筏上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会随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消逝，而扩大其范围，增加其重要性。
所以我们把小小的甲板装置得尽可能花样多端。那些长条竹子并没有铺满全筏，只铺在竹屋前和右舷一带。竹屋靠右边的墙开了一个进出口。竹屋的左边像是一处后院，堆满了拴紧了的箱子杂物，只留一条窄边走路。在筏头和竹屋墙后的筏尾，那九根大木料上并没有铺甲板。因此，我们绕着竹屋活动时，是从黄色的竹子和细竹席上，走到筏尾灰色的、圆圆的木料上，再走到竹屋另一边，走向堆积东西的地方。这没有几步路，但是这种不同情况所起的心理作用，使我们感到有了变化，可以补偿我们活动范围狭小的不足。在桅顶上，我们装了一个木料做的平台。这并不全为了在最后我们登陆时作为望台，主要是为了一路上可以爬上去，从另一个角度看海。
木筏越来越像样了，黄竹绿叶，精神抖擞，躺在战舰之间。这时，海军部长亲自来看我们。我们对这木筏是十分感到骄傲的：一个印加时代的小小遗物，勇敢地置身于威武的大战舰之间。但是海军部长见了大吃一惊。我被传到海军的办公室里，签了一纸文书，说明我们在军港中的一切建造，海军不负任何责任；又为港口管理局局长签了一张声明：如果我带了人货驾筏离港，全部责任和一切风险，概由我自己负担。
动身的日子接近了，我们到护照管理科去办手续，准备离境。班德是翻译，站在最前面。
“你叫什么名字？”一位礼貌周全的小书记问道。他从他的眼镜上面怀疑地望着班德的大胡子。
“班德·伊默立克·但尼孙。”班德恭敬地答道。
那人拿起一张长长的表格，夹进他那打字机。
“你是坐什么船到秘鲁来的？”
“嗯，这个，”班德弯下身，对这和善的小个子解释道，“我不是坐船来的，我是坐独木艇到秘鲁的。”
那人看着班德，惊奇得发愣，一边在表格的一处空档里，打上“独木艇”字样。
“你将来坐什么船离开秘鲁？”
“嗯，这个，又是，”班德很有礼貌地说道，“我不是坐船离开秘鲁。我是坐木筏离开。”
“说得倒真不错！”书记愤怒地叫道，把表格从打字机上一把抽出来，“请你正经回答我的问题，行不行？”
在我们动身前两天，食粮、清水和我们所有的配备都搬上木筏。
班德和陶斯坦占用竹屋的一角，安置无线电。在竹屋下的横梁中间，我们紧拴着八口箱子。两口是为放科学仪器和照相胶卷用的。其余的六口，我们每人一口，只要箱子里装得下，谁爱带多少私产都可以。艾立克带了几卷绘图纸和一把六弦琴，箱子里太满了，只得把他的袜子放在陶斯坦的箱子里。班德的箱子，找了四个海员才搬上筏。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书，居然在箱子里设法塞了七十三本关于社会学和人种学的著作。我们在箱子上面铺了细竹编的竹席和睡觉用的草垫。于是我们准备出发了。
1947年4月27日，木筏上升起了挪威国旗。在桅尖的帆桁上，飘动着曾给这次远航实际帮助的外国的国旗。码头上挤满了人，都想看看这只怪东西的命名仪式。其中有不少人的肤色和面貌轮廓，表明了他们的祖先坐这种筏木木筏沿海航行过。但是也有从前西班牙人的后裔，为首的是秘鲁海军和政府的代表。此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阿根廷和古巴的大使，英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公使，以及我们的朋友，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当地很少的几个挪威侨民。记者成群，电影摄影机拍个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