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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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宝历三年（827年）的一个晚上，几名神策军将领未经通报，便闯进门来说：“两位枢密使、两位神策军中尉（都是大宦官）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就成了大唐帝国的新皇帝。同样，文宗也忘不了大宦官王守澄那张阴沉的脸，就是这个人杀了敬宗，把自己推上了龙椅。从此，文宗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一夜之间，沧海桑田，什么都变了，江王已经成为大唐帝国的第12位天子了。文宗亲眼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真是“痛心疾首”：本朝立国已经2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家奴血刃宫闱、废立皇帝的事，想不到今天竟然变成现实。一想到这里，文宗就思如泉涌。这时，他想起了“死于非命”的宪宗、穆宗、敬宗，才大梦初醒。从坐上龙椅的那一瞬间起，文宗的心里就涌起一种冲动：要为已经死去的几位天子报仇，要让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
可是，文宗即位后，王守澄竟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经常对文宗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文宗更是恼丧万分：一方面宦官专权，另一方面朝臣们又分为牛、李两党，相互攻讦，谁也不肯为他分忧。最后，文宗左看右看，终于“相中”了一位可以“托付重任”的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凑巧，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锡给他宣讲《贞观政要》。见左右无人，文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突然问道：“宋爱卿，你每天与朕谈经论道，知道朕的心事吗？”
作为“天子近臣”，宋申锡对文宗当然很熟悉。一想到英明的天子却受制于一群宦官，他的心里何尝不是“戚戚然”！所以，他急忙惶恐地答道：“微臣不能替皇上分忧，罪该万死！”这时，文宗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把压抑在心里的话都吐了出来：“宦官势力强盛，宪宗、穆宗、敬宗都是死于非命！朕身为天子，统御万民，却受制于家奴，何以面对宗庙社稷？”
听了这番“肺腑之言”，宋申锡激动不已，哽咽着说：“陛下且宽圣怀，微臣愿效死力！”文宗大喜，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是可怜，文宗身居九重，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后妃、宫女和宦官，想找一个得力的人也不可得，而宋申锡身为翰林侍讲学士，正好处在内廷，皇上不靠他，又能倚靠何人？
几天后，文宗下诏，将宋申锡提升为尚书右丞，一个月后又提升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
宋申锡当上宰相后，他的表现让许多本来对他还抱有一点希望的人大大失望。这也不奇怪，因为宋申锡当宰相，主要是为了铲除宦官，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治理朝政上，外人又如何知晓他的“苦心”？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后，经过宋申锡的一番谋划，文宗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不过，此举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宦官的势力很大，王守澄仍然大权在握，要想消灭宦官集团，又谈何容易？何况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其次，文宗选中的宋申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选，因为他不是一个“阴谋家”，又如何能担当重任，行“阴谋”之事？
在不掌握禁军，又没有藩镇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要对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采取行动，就必须得到帝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有力配合。对这一点，宋申锡还是清楚的。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竟然“草率”地挑中了吏部侍郎王А�
当时，宋申锡秘密约见王В盐淖诘拿苴桓矗⑿砀熬┱滓币恢啊Ｆ鸪酰醐＇没有思想准备，只是说需要考虑考虑。不过，王г诩依锟悸抢纯悸侨ィ醯么司偌蛑笔恰凹Φ芭鍪贰保廖蕹晒Φ南Ｍ�
于是，自私的王Ъ泵φ业酵跏爻蔚那仔胖Ｗⅲ蛩婷堋ＶＷ⒋蟪砸痪厦鞲嫱跏爻巍Ｍ跏爻挝剩骸按耸氯绾未恚俊敝Ｗ⒋鸬溃骸跋认率治浚Φ绷⒓床紊晡寰啵 彼婧螅Ｗ⒂窒咨弦惶酢岸炯啤薄Ｔ矗紊晡ピ胛淖诘牡艿堋⒄耐趵畲沼薪煌Ｗ⒔ㄒ榫鸵源宋巴黄瓶凇薄�
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军军官豆庐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锡与晏敬则等人图谋拥立漳王为皇帝！
唐文宗一听，就知道宋申锡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怎么办？眼下，文宗只能和宋申锡“划清界限”，要不然就可能“惹火烧身”，牵连到自己！一想到这里，文宗“勃然大怒”：“竟有这种事？”王守澄不容皇上喘息，要“乘胜追击”：“宋申锡大逆不道，请陛下立即下诏，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抄斩宋申锡的全家！”
一想到宋申锡马上就要“人头落地”，文宗可就犹豫了，实在是有点不忍心。
刹那间，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也许是宋申锡命不该绝！这时，大宦官、飞龙使马玄亮正好在旁边，他素来比较忠厚、老实，认为这件事还没有仔细调查，单凭豆庐著的揭发，就要把“当朝宰相”宋申锡满门抄斩，这实在是太过分！所以，他立即出班，表示反对。
这下子，文宗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表示：“此案事关重大，应该仔细调查，再做定夺！”
没想到，半路上竟然杀出一位“程咬金”来！王守澄哪能不气，恨恨地瞪了马玄亮一眼，便掉头而去。看着他的背影，文宗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一出皇宫，王守澄就将晏敬则抓了起来。经过一番拷打，晏敬则被迫“招供”。
现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墙角，只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议此案，希望有人能为宋申锡说几句好话，使事情有所缓解。这时，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道：“人命关天，何况是宰相！”文宗见了，才鼓起勇气，下了一道圣旨：将漳王流放，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就这样，软弱无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担责任，却将宋申锡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去！
不过，宋申锡虽然逃过这一劫，但没过多久，他就在开州郁郁而终。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只有王е馈Ｋ裕缰湔飧鲂∪耍褪且盟膊坏蒙浦铡�
就这样，唐文宗策划的铲除宦官势力的第一次行动尚未展开就彻底失败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百年来，“宰相”这个位子实在是不好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皇帝的最主要助手和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既要应付皇帝，还得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宰相这个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人都想坐。不过，宰相的位子只有一个，一个人坐了，其他人就没有份了，所以，大家就对你下绊子、动手脚，也只有先把你打下去，他才能爬上来。明朝后期，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大学士之所以明争暗斗，就是为了能够坐上“内阁首辅”的位置。
而且，你一做上宰相，就要办事，办事就容易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也就越不稳。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你难免要重用几个亲信，罗织一点党羽。这样一来，你就不免有“结党营私”的嫌疑，皇帝就要怀疑你，群臣也会非议你，你这个宰相也就当不长了。
皇权社会里，宰相任期一般都不怎么长，短的一般只有几个月（最短的只有几天），长的一般也不过几年（能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的，几乎是屈指可数）。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的“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在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又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牛党”，一个是“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吵吵闹闹了几十年，后人把这种争吵叫作“牛李党争”。
在这场党争中，有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唐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展开的，如果没有他们，9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多么平淡无奇！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这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皇甫湜。本来，这件事很简单，他们在策文中主要是攻击宦官，也不赞成对河北藩镇用兵，结果得罪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李吉甫，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看了李宗闵等人的卷子，几位考官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皇帝。宰相李吉甫知道后，非常生气，在宪宗面前“告御状”：李宗闵等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偏听偏信，就处分了这几个考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
也许在宰相李吉甫看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数十年后，有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并给他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宰相李德裕酿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要是能够“未卜先知”，预先知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李吉甫一定会追悔莫及。
不过，这次制举案还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为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进士科考试。
这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已经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政坛上有发言权。在这次考试前，有两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钱徽照顾他们的亲戚。偏偏，钱徽此人刚正不阿，没有理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揭发钱徽在主持考试时徇私舞弊。
恰好，李宗闵有一个亲戚也来参加考试，被钱徽录取了，穆宗就怀疑是李宗闵在幕后“捣鬼”，便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李说确有此事。所以，钱徽立即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赶出朝廷。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李宗闵与李德裕的冲突，而牛僧孺与李宗闵关系亲密，也站在他的一边。至于李德裕，在朝廷里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从此，唐朝的官员正式分为两大派系，互相倾轧，两派明争暗斗。
文宗即位后，李宗闵又走宦官的路子，当上了宰相。经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也被提升为宰相。在李、牛二人联合执政期间，他们重用的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牛僧孺）则李（李宗闵）。”至于李德裕，则被赶到西川去当节度使。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宰相牛僧孺却非常嫉妒，就告诉唐文宗：“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一句话，文宗便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眼看已经到手的“战利品”竟然要“完璧归赵”——归还给吐蕃，李德裕差点没有被气死。
没多久，有人告诉文宗：在战略上，退还维州城是一大失策，还说这是牛僧孺故意排挤李德裕。文宗知道后，非常懊悔，也就疏远了牛僧孺。
当时，宦官的势力非常大，经常干预朝政，而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为宰相，一会儿让牛僧孺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这时，唐文宗实际上受制于宦官，但他不敢公然指斥宦官，只能指责闹“藩镇割据”的河北三镇，用“河北贼”来与朝廷里的“朋党”相提并论。其实，在这里，如果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恰当！
为了争权夺利，牛党、李党都争着讨好宦官。李德裕在做淮南节度使时，大宦官、监军杨钦义被召回京城。临行前，李德裕专门为他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所以，杨钦义一回朝担任枢密使，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结果，李德裕很快就做到了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则掉到了“阴沟”里——都被贬到南方。
武宗在位时，李德裕深受宠信，当了好几年的宰相，执掌朝廷大权。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皇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一上台，就把李德裕撤职，并重用牛党人士。不久，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省），病死在那里。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
至此，闹腾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但是大唐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了，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其实，牛党和李党虽然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争夺。总之，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反之亦然！
古往今来，中国人向来讨厌朋党：一是“结党”很容易与“营私”挂钩；二是党派之间的争斗，对于皇权国家和政治安定不利。所以，许多年以后，还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为什么要争斗？牛党和李党，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方都是“朋党”？
不过，这件事也不稀奇！几千年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素来喜欢“窝里斗”。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何况是在残酷的、遵循“丛林法则”的“权力场”上！
“此起彼伏”的首辅争夺战
自从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在明朝就只设立内阁大学士，专门为皇帝草拟文墨，提出参考性的意见（即“票拟”），但最后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从明成祖时开始，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到了仁宗以后，內阁的地位逐步提高，开始高于六部。
总的来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要比过去的丞相小得多。不过，如果皇帝懒惰，或者是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这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会“非比寻常”，甚至可以代天子处理朝政。
当时，内阁里往往有好几位大学士，起初还不分彼此，没有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的问题。时间一长，一些大学士深受皇帝的宠信，或者是资历比较老，就逐渐“凌驾”于其他大学士之上，成为“首辅”（即首席大学士）。在正德以后，内阁首辅负责“票拟”——起草上谕，其地位进一步上升。
特别是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权相”。因为首辅的地位日益显赫，所以，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往往是“首辅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嘉靖晚年，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准时机，利用严嵩失宠的机会，将他打倒，然后自己当上了首辅。
不久，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登基。不过，隆庆是一个“老实人”，没有多少政治才干，宽厚得甚至有点过分，上朝时经常是一言不发，任由群臣争吵。于是，大臣们就有些肆无忌惮，内阁里也开始了混斗。
这时，名臣张居正也进了内阁，但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无论是他的老师徐阶，还是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他也只能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