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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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经常长吁短叹，说自己“不如汉献帝”，是又一个因为没有军队作为“保护神”而大权旁落的典型。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列强乘机蜂拥而入，明目张胆地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光绪不愿做一个“亡国之君”，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下诏“明定国是”，开展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
乍看起来，这场变法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类似，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大权在握，特别是掌握着皇权的守护神——军队，而光绪则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实权都掌握在超级女皇——慈禧太后的手中，军队更是由慈禧牢牢控制。
总之，光绪没有多少实力，他手中的皇权是虚幻的。由虚幻的皇权来领导“戊戌变法”，犹如无根之木，怎能不失败？
没多久，光绪就招架不住了。在走投无路时，他急忙派人携带密旨，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求救。不过，康、梁手下无兵无将，一接到密诏，只能抱头痛哭，想不出什么“良策”。最后，在万般无奈之际，康有为等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的身上，企图利用他手下的7000名“新建陆军”作为光绪和变法运动的“守护神”。
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连夜拜访袁世凯，请他发兵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那袁世凯也是一个两面派，当面说得非常好听，称颂光绪是“旷代之圣主”！
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可就再也睡不着了，反复思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光绪只是一个“傀儡”，手中并没有多少实权，维新派也都是一些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反之，慈禧势力强大，得到了大部分朝臣和各省督抚的拥戴，她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又掌握着聂士成、董福祥两军，还有淮军、练军几十个营，以及北京的八旗兵。但是，一想起光绪过去对自己的“天高地厚”之恩，袁世凯又有些于心不忍。
忽然，他的心头一亮，想起了曹操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无毒不丈夫”，最后，袁世凯狠了狠心，决定出卖维新派和光绪，投靠慈禧。
所以，孤立无援的光绪和维新派立刻遭到了“灭顶之灾”：光绪被软禁在瀛台；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就这样，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了，“老态龙钟”的中华帝国又一次失去了焕发青春的机会。
戊戌变法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在皇权专制时代，没有军队的权力是虚无缥缈的，而虚幻的权力最终将一事无成。
专制帝王的“法宝”—攥紧“枪杆子”（1）
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指专制帝王）是自由的。”在中国，这个全国惟一的“自由人”自称为“朕”，“朕”之所以能成为“朕”，依靠的不是真理和正义，而是手中的屠刀。
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说这话的人是春秋时的郑庄公。
当时，郑庄公有一位亲弟弟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积极扩充军队，企图夺取国君之位。
大夫祭仲知道后，急忙报告郑庄公，并建议尽早铲除共叔段。庄公却是一点也不慌张：“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庄公之所以这么轻松，是因为：共叔段有母亲的支持，只有等他的阴谋暴露之后，庄公才好“明正言顺”地讨伐；更重要的是，庄公手握重兵，“刀把子”在手，他当然不怕共叔段造反。
没多久，共叔段准备公开举事，约姜氏作内应。这时，庄公才命子封率领兵车200乘攻打京城，很快就消灭了共叔段。
看来，“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是有前提的：正义的一方必须紧攥着“刀把子”，可以随意处置不义的一方，否则“多行不义必自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沦为千古笑柄。古往今来，尽管中国人非常讲究仁义道德，但也出现过若干“不仁不义”战胜“大仁大义”的怪事儿，他们凭借的并非真理、正义，而是屠刀！
古往今来，中国人不是很讲究“华夏正统”吗？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两次异族入主中原的事件。
一次是蒙古族的忽必烈灭掉南宋，建立元朝。想当初，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大大的“不义”，所以才有被后人歌颂、赞美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不正说明了宋朝的正义和元朝的非正义吗？
另一次，就是八旗兵入关，建立清朝。这一次，出现了更多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张苍水、郑成功，等等，甚至连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敢在乡试时公然写出反清的诗句：
“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
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
不过，尽管元朝不为汉族人所接受，清朝也被汉人视为“鞑虏”，但他们还是堂而皇之地入主中原，迫使汉人臣服于他们。特别是，清军入关后，下令薙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此，汉人们也曾拼死反抗过，但对清朝统治者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只需调动军队，挥起屠刀一路砍杀过去，不就天下太平了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把那些坚决反抗的人都杀掉，剩下的人自然就会答应了——中国人素来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几个人不怕死呀？于是，从八旗兵入关（1644年）到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大清朝竟统治中国268年。
那么，蒙古人和满洲人凭借的是什么？是真理，还是正义？都不是！他们凭借的是强大的军队，是毫不留情的屠杀和镇压。当然，他们也采用了不少“软招”收买人心，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强大的武力的基础上的。
纵观中国历史，“强权就是公理”的事例比比皆是。到头来，什么是强权？什么是公理？都把我们搞糊涂了！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在皇权专制时代，只要能抓紧“枪杆子”，把万里江山抢到手里，当上皇帝，谁就是老大，就是“正统”，就不怕没有“理”可以说。刘邦打下天下，当了皇帝，那他就是“正统”；反之，如果是项羽坐了天下，当了皇帝，照样，他也是“正统”。所以，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就有“理”可以说，也就是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救世主”，可以支配天下人的命运！
只要专制帝王能坐上龙椅，坐稳江山，他就可以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美化自己，丑化政敌，这些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不成其为“问题”。这样一来，任何“大逆不道”的人都可以受到天下臣民的“衷心拥戴”，坐稳龙椅。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夺权篡位历来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恶。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人还是多如牛毛，有的甚至还受到赞美和歌颂，关键是夺权篡位的行动能否成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佃农，还当过和尚，后来趁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机会，推翻元朝，建立大明朝。这一天，朱元璋独自在金殿上散步。望着金碧辉煌的宫殿，他忽然想起自己昔日的贫苦生活来，不禁感慨万千，就自言自语：“想当初，我因为贫穷才参加红巾军，原先只想在长江两岸抢一点东西，以维持生计，不想弄假成真，竟然当上了皇帝，真是出乎意料……”朱元璋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了什么响声，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在殿梁上，有一位工匠正在干活！
朱元璋不禁勃然大怒：刚才这些话要是传扬出去，自己的颜面何在？所以，他厉声大喝：“下来！”哪知道，那个工匠根本不理睬，仍然在刷油漆。于是，朱元璋命几名御林军爬上梁柱，把他拖了下来。
这时，那位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大怒：“朕刚才问你话，你为什么不回答？”可是，油漆工只是望望皇帝，一边发出“啊啊”、“唔唔”的声音，一边做手势，那样子十分滑稽。朱元璋一见，才放下心来：“原来是一个聋哑人。”所以，朱元璋一挥手，就把他放了。
专制帝王的“法宝”—攥紧“枪杆子”（2）
等出了皇宫，这位油漆工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原来，此人既不聋，也不哑，刚才在情急之间才想出这个“装聋作哑”的办法。
朱元璋本来是和尚，又当过强盗，只因为做了皇帝，掌握了屠刀，就不许人们提他的旧事，就连听他的“自我独白”都有罪。
在8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一个想当天皇的“道镜和尚”。可是，此公不但没当成皇帝，还被后人贬为“恶僧”，在《大日本史》里更被列入《叛臣列传》。
都是和尚，朱元璋可以明正言顺地当皇帝，子孙后代“称孤道寡”，道镜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迥然不同”的情况，是因为：朱元璋的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道镜则是赤手空拳！
不幸的是，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因为没有“英年早逝”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最后遗臭万年。例如，新朝皇帝王莽，早年曾摆出一副“人民救星”的姿态，做了许多好事，但等他做了皇帝，就露出“庐山真面目”来。最后，农民起义军攻入皇宫，砍下他的脑袋，还把他的舌头切碎分食，因为大家痛恨王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人民。对此，后人有诗叹曰：“倘若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幸亏没有早死，否则这个“独夫民贼”肯定会被后世的史家“大书特书”！
王莽之所以在开头表现得不错，是为了夺取汉朝的江山。等王莽坐上龙椅，他就实施暴政，并一再欺骗人民，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手握百万大军，“刀把子”攥在手里，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王莽没有料到自己手里的“刀把子”不够硬：他的军队都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们早就恨透了王莽。所以，在昆阳大战时，王莽的百万大军在刘秀的3000骑兵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王莽手里既然没有了“刀把子”，等着他的也就只能是“挨千刀”的厄运！
大汉奸汪精卫，早年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被逮捕入狱。面对满清政府，他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表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还写了一首《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首诗写得非常悲壮，在当时曾广为流传，闻者无不动容。如果汪精卫当时被清朝政府砍了脑袋，几乎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汪精卫”这三个字将会与“剑湖女侠”秋瑾一起彪炳史册。
不幸的是，汪精卫偏偏活了下来，最后竟然卖国投敌，当了大汉奸。在名义上，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侵华日军的工具，因为他自己手里没有“枪杆子”，当然也就成不了气候，只好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二：法律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律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目中，法律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最后，西方人走上了“法治”之路，中国人则是走上了皇权国家之路，长期生活在“人治”的阴影下。
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春秋末期，有一次，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巡查边境。突然，有人向他报告丢失了100头羊，令尹急忙派人四处查找。几天过去了，一点破案线索也没找到，这个案子似乎成了“无头案”。
这时，忽然有一个名叫“直躬”的人前来检举罪犯，并找到了那100头羊。令尹大喜，准备重赏直躬。谁知，直躬连连摇头：“不不不！小人不要奖赏，只求大人开恩，不要对这个盗贼处罚太重……”令尹一听，疑惑地问：“为什么？”直躬嗫嚅着答道：“因为……他是小人的……父亲！”“什么？他是你父亲？”令尹脸色大变，指着他怒吼道：“直躬，你竟敢告发父亲，简直是忤逆不孝！”直躬慌忙辩解：“我这是在遵守国法啊！”
令尹一听，更火了，一拍“惊堂木”，喝道：“大王最近面谕群臣，应该在楚国法令里加上这么一条：凡是儿子不孝敬父母者，与臣子不效忠国君同罪。现在，你告发父亲就是不孝，不孝也就是不忠！来人，把这个不孝之子拖出去斩了！”直躬急忙喊冤。可是，几个凶神恶煞一般的武士跑了过来，就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揪出去，一刀砍了。
这则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专制统治者可以随意操纵法律。当时，法就是“王法”，最高权力掌握在专制帝王的手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立法、利用法，经常闹到颠倒黑白、令人发指的地步。
那么，什么是“法”呢？对此，韩非子有一个解释：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意思是，法律条文是由官府（即国家）制定的，用来治理人民，奖赏守法者，惩罚犯罪者，同时供臣民们学习，以便遵循。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法律很早就出现了。据《周礼》记载：“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这说明，早在夏代，就出现了5种刑罚，共3000条。当然，这些记载是后人追述的，夏代刑法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商朝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它有官吏、军队、监狱，当然也有法律。后来，周公提到的“殷彝”就是商朝的法律。在这一点上，韩非子说得更具体：“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意思是，商朝有一条法律：凡是把灰倾倒在大街上的人，要被砍掉手臂。
当然，这些“只鳞片爪”的记载只能说明商朝有法律，真正出现法律条文并流传后世的最早实物是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创的“刑鼎”。
当时，子产在郑国执政，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让全体臣民一律服从国君的统治。对此，守旧势力坚决反对，晋国大夫叔向曾写信给子产，表示不满：“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如何避免刑罚，就不怕官长了。要是专凭刑书治理国家，官长就会不知道如何行政？”
不过，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二十多年后，带头指责子产的晋国也跟着铸起刑鼎来，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孔子知道后，却仰天长叹：“晋国很快就要灭亡了！他们不遵守唐叔和晋文公的旧法，造出一个什么刑鼎。从今以后，老百姓就会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的脸色行事了！要是尊卑贵贱没有次序，该怎么立国啊？”叔向、孔子之所以反对铸刑鼎，因为他们更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律和法律的力量。
可见，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