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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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权力比作老虎，哲学比作人的话，那么，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这个被吃掉的人还“为虎作伥”，既引导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蛊惑、迷乱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老虎吃掉。
总之，对于瓦解人民的斗志、巩固皇权专制制度，中国古代的奴才哲学是“功不可没”！
哲学与权力的“共生共灭”关系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从有人类以来，权力就诞生了；几乎是如影随形，替权力辩护的哲学也出现了。
归根结底，哲学和哲学家无非是权力的辩护人：他们不是替这种权力形式辩护，就是替那种权力形式辩护。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让哲学家走出书斋，干脆由哲学家称王，从“辩护律师”的地位变成“当事人”，这就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思想。
反过来，另一些学者试图让哲学与权力绝对分离，造就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纪英国哲学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乌托邦》中，莫尔运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剥削，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男女完全平等，都热心公共利益，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全体人民，进行合理分配；至于管理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不过，这个“乌托邦”虽然很美妙，但终究无法逃脱权力的支配和约束。
18世纪中叶，在《自然法典》中，法国哲学家摩莱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因为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劳动、休息、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趣的是：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样的房屋。
像莫尔、摩莱里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们刻画的“理想社会”仍然无法逃脱权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只要有权力，就会出现为权力辩护的哲学，这是权力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时，权力与哲学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差异：一方面，哲学依然是权力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当人们要推翻某种权力形式时，就首先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为那种权力形式辩护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人们摒弃，权力这只大鼎只剩下法律和军队两只足来支撑，就会摇摇欲坠了，因为法律和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学来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哲学被否定了，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哲学、法律这两只足都垮了，权力这只大鼎就剩下军队一只足勉强支撑，这种权力形式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就是它所依靠的哲学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一旦这种信仰危机无法克服，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快就要分崩离析，无论它当时多么强大，都是“外强中干”，无法摆脱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也不例外。
在秦始皇时，秦朝是够强大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但是，嬴政自恃强大，穷兵黩武，焚书坑儒，丧尽人心。特别是，秦二世凶残、暴虐，出现了全国性的信仰危机，结果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宣传“大楚兴，陈胜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不过，等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当上国王以后，他刚愎自用，也迅速腐化，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世人很快就看清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实质——只是出现了又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土皇帝”。所以，没过几个月，张楚政权就垮台了，陈胜也被部下所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迅速失败而收场。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够强大的，曾经地跨欧、亚两洲，军力之强世界罕见。但是，因为元朝统治者顽固地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大帝国只存在几十年时间就崩溃了。
想当初，“闯王”李自成是何等受人拥戴！那时，人民到处传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带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热情支持农民起义军。可是，没过多久，严酷的现实就告诉人民：这个“李闯王”并不比崇祯皇帝好多少。
在打进北京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化，使老百姓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李自成的看法，他们“始愤痛思旧矣！”北京的老百姓出于对起义军的憎恨，竟然怀念起他们过去切齿痛恨的明朝，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正因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位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殿，就匆忙逃出北京，最后竟然在湖北九宫山死于区区几个地主武装团练之手，前后一对比，反差何等强烈！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更是如此！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整个南部中国，并在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满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
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王”，虽然没有称皇帝，但他依然大权在握，作威作福。
在金田村起义时，洪秀全曾宣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此外，他还郑重地许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说得是何等“动听”！
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美妙的言辞只适用于患难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不但将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还公开宣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建立了一整套等级制度，从天王到普通老百姓之间等级森严，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人们很快就对这个“太平天国”失望了，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同洪秀全决裂，甚至起来打倒他：在内部，在悲愤和失望之余，“文武双全”的翼王石达开率领十几万精兵出走，最后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在外部，曾国藩愤而组织湘军，成了太平天国的“掘墓人”。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尽管其军事实力要比前期强大得多，却丧失了最宝贵的“人心”，步履艰难，一步步走上了下坡路。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皇权社会”，其间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对此，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其实，人心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哲学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一旦某个王朝人心丧尽，单凭暴力镇压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这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定律”，屡试不爽！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二：权力与金钱“联姻”
在皇权社会里，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将“权”与“利”相比较，“权”更为重要，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往往是先有了“权”，再凭借政治权力获取“利”。
在皇权专制时代，财富的多寡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谁的权越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陷入了一个权力——金钱——更大权力——更多金钱的恶性循环。于是，千百年来，“争权”和“夺利”、“升官”和“发财”才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在民间，也流传着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揭示了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皇权社会里的特殊关系。
权力吞噬金钱，金钱腐蚀权力
自从权力诞生以来，它要抢夺的东西就是金钱，就要拼命地吮吸金钱。随着权力的发展、壮大，它对金钱的需求和贪婪也越来越厉害，就像一个凶恶的魔鬼一般吞噬着金钱，永无止境，直到吞噬的金钱把它胀死为止；在一个权力魔鬼胀死之后，另一个权力魔鬼又会产生，人类社会也随之一步步从低级向高级演变。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对权力的争夺，在本质上是对金钱的争夺：谁的权力大，就可以占有更多的金钱。特别是在皇权社会里，那些专制帝王垄断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富有四海，全国的金钱都成了他的“一己之私”。所以，刘邦称帝后，得意洋洋地问父亲刘太公：“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与仲多？”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一个人只要坐上龙椅，那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就成了他的产业，他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些专制帝王不仅生前奢侈淫靡，挥金如土，就是在死后还要用大量金钱陪葬，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例如，慈禧太后死后，用的棺木是金丝楠木，棺底铺着一条缀满13000颗宝珠的锦褥，在锦褥上又加盖一条有2400颗硕大宝珠的丝褥。在她的尸体周围，摆满100多尊佛像，都是用金银、翠玉、红绿宝石雕刻而成。此外，还有10000余颗五色珍珠均匀地撒在棺木内。
自从秦始皇建立皇权国家以后，历经几千年的王朝兴衰更迭，专制权力在吞噬金钱的同时，也遭到了金钱的腐蚀。
在皇权专制时代，一个新王朝的前几代皇帝往往比较明智，在掠夺金钱方面也比较有节制，同时推行一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让人民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供其进一步掠夺。但是，到了王朝的后期，专制帝王们大多昏庸、残暴，只知道一味地索取、掠夺，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恨不得把人民搜刮干净，宗旨只有一个：榨取更多的金钱，供他们享受、挥霍。所以，在王朝的初期，金钱除了供统治者享受外，还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王朝的后期，金钱的“副作用”就越来越明显——逐渐腐蚀专制皇权的肌体，促使其加速走向灭亡。
秦朝建立后，虽然赋役繁重，秦始皇又广造宫室、大兴土木，花费了不少钱财，但他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统一天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向岭南地区移民，使人民能够在一种相对和平环境下从事生产活动，特别是嬴政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民大多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安心发展生产。所以，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虽然很悲惨，但整个社会仍然是稳定的。
到了秦二世时，胡亥、赵高一伙人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结果金钱反过来腐蚀、瓦解了皇权专制政体，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秦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了。
西汉前期，好几代皇帝注意吸取秦朝的教训，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也榨取了巨大财富，尽情享乐，过着人间最豪华的生活。到了汉武帝初年，国库里装满粮食，铜钱堆积如山，大约有数百亿。究其原因，是汉朝前期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社会安定，老百姓可以安心发展生产。这反映了一个规律：在皇权社会里，只要专制帝王们不再整天“挖空心思”剥削、压迫人民，勤劳、纯朴的中国老百姓自然会通过辛勤劳动，使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实现国富民强。
东汉末年，桓、灵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想出种种“稀奇古怪”的法子搜刮金钱，甚至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把一部分权力直接转化成金钱，充分暴露了皇权专制体制的腐朽性。
由于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沉湎于金钱的深渊中，皇权国家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和演变，再加上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东汉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各地军阀纷起，统一的专制皇权被割据势力所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三国时期。
当时，大军阀董卓一度把持朝政，利用权力掠夺了大量金钱，真让人触目惊心。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挥军队烧杀抢掠。在他的大本营——郿坞，藏有黄金3万余斤，白银9万余斤，各种珍宝不计其数。但是，这个吞噬金钱的恶魔，不久就被金钱所吞噬了——司徒王允设计处死了他，并将他那用金钱喂养得肥肥胖胖的身躯点了天灯！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非常注意节俭。为了限制专制权力对金钱的肆意掠夺，杨坚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表彰和擢升廉洁的官吏，并赐给官吏们职分田，限制官员利用公款放债盘剥人民；另一方面，他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一发现官吏贪污、受贿，就严惩不贷，连太子杨勇、秦王杨俊也因为生活奢侈，耗费大量金钱，被他废黜。
不过，隋文帝毕竟是专制帝王，他之所以限制权力对金钱的攫夺，无非是为了坐稳龙椅，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也有穷奢极欲的一面：
有一次，他命令大臣杨素修建仁寿宫。杨素素来狡诈而贪婪，在隋文帝大力提倡节俭之风时，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建造豪华府第，又抢夺大量良田、美女，对老百姓欺诈勒索。可是，这样一个凶狠、贪婪的大官僚，却被隋文帝认为是一个正直、廉洁的好官。
杨素领命后，征发数十万民夫，用两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仁寿宫，简直可以和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了。等宫殿建成后，隋文帝亲自前来查看，见那宫殿依山傍水，连绵宛转达一百多里，又听说死了数万民工，顿时脸色大变，怒斥杨素：“你这个佞臣，竟然这么干，是想让天下人埋怨我啊！”群臣一见，都替杨素捏一把汗，以为他这回准要倒霉了：轻则罢官，重则丢掉小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隋文帝又召见杨素，反而夸奖他：“爱卿，你知道朕老了，没有地方娱乐。现在，你建了这样一座宫殿，岂非忠心耿耿？”然后，杨坚又下令重赏杨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杨坚耍的是“两面派”的手腕：既要享受生活，又要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廉洁”的姿态。
当然，在隋文帝时，比较注意节俭，贪官污吏们也不时受到惩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专制权力对金钱的搜刮掠夺，社会风气也比较清明。但是，到了隋炀帝时，皇帝带头腐化、淫乐，残酷搜刮人民的金钱。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小官吏纷纷效仿，举国上下腐败成风，整个社会风气完全被毒化。最后，被金钱这只“蛀虫”蛀空了的大隋帝国很快就垮台了。
由唐朝到宋朝，从宋朝到元、明、清，历代王朝无不是以对金钱的掠夺开始，而被金钱所腐蚀、演变结束。几千年来，在专制王朝的更迭过程中，金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治腐败的标志——权钱交易
在皇权专制时代，就像得了麻疯病的人毛发会急剧脱落一样，一个政权腐败的明显标志就是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以权换钱，而且非常普遍。
东汉灵帝时，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皇帝竟然大张旗鼓地卖官鬻爵，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