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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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位皇帝的厉害，他们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拥立新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只要这位有几分痴呆的“光叔”坐在龙床上，他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于是，宦官们马上就忙活开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发布遗诏：
“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随后，皇太叔在少阳院接见文武百官。当朝臣们步入大殿时，大概谁也没有对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唐朝的命运竟然要系托在这么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余，还有些许感慨！可是，宦官当权，遗诏已经发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这时，皇太叔出现了，他的脚步是那样沉稳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过，从那坚毅的表情来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气象震住了，他们都惊在当场。
随后，皇太叔开始处理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奏章，一件件地处理，无不明白、合理。短短一个上午，皇太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以往的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在场的人先是惊诧，然后是欣慰，最后竟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没人能料到：这样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随后，皇太叔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宣宗！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这是忍耐、毅力的胜利，也是处心积虑和坚忍不拔的最好回报。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战胜强敌，取得最后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再也无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开始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权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赖的大臣。但是，对于宣宗来说，李德裕既然代表着先帝武宗，就是要打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8天，执掌朝纲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从他的政治顶峰跌落下来，连他的政敌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
“痴呆”的皇太叔（2）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今天是这个藩镇叛乱，明天是那个地方发生兵变，后天又是朝廷内部闹党争，一直闹腾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过，在宣宗当政的13年里，帝国竟然是出奇地平静：河北的几个藩镇虽然继续割据一方，却也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朝野上下虽有波动，却很快就趋于安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大中（宣宗的年号）年间（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无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绝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实，宣宗整日面对这些人，心里又何尝“轻松”：因为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骗，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法治，使天下太平，但这种“法”的实质依然是“天子之法”，仍然是一种“人治”，而人治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它只能在短期内将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使国家永远强盛！
不错，在唐宣宗面前，所有人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是，倘若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聪明的天子，这些藩镇、朝臣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至于宦官们，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他们选错了人，竟然“种豆得瓜”，让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皇位。虽然宦官们确实斗不过宣宗，但他们手中却有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新天子，难道你宣宗还真能“万寿无疆”不成？果然，13年后，唐宣宗病危，宦官们就把他扔在一边，另外拥立了一位昏庸无能的“懿宗”，使刚刚有一点起色的大唐朝又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唐宣宗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只看到了眼前，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套制度，确保大唐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国家永远太平无事。不过，放眼历代王朝，像他这样“韬光养晦”而登上大宝的又有几人？
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1）
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驾崩。根据遗诏，信王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虽然崇祯帝即位时还不足18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天子”，因为他比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特别是，在即位之初，他就“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朱由检虽然从小长在宫廷里，锦衣玉食，但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使他有“切肤之痛”，那就是养母李选侍之死。对于朱由检，李选侍可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最后却忧郁而死，朱由检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很快，他就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最后忧郁成疾，撒手归西。
养母的死，对朱由检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他逐渐感到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对身边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魏忠贤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觉，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注意保护自己。
对于弟弟朱由检，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倒是十二分地爱护，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据说，有一天，当时还不太懂事的朱由检，竟然当面问过天启皇帝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许是兄弟情深吧！对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天启皇帝竟然笑着答道：“可以，可以！过几年，就让你来坐！”当然，这只是天启皇帝的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启帝突然撒手归西，竟然使朱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宫里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已经不行了，望着弟弟朱由检，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你当为尧舜之君！”
一听这话，朱由检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不过，他很沉着，知道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错，所以他急忙回头与旁边的魏忠贤搭话，称赞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
这时，朱由检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当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心里自然有一阵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贤权倾朝野，自己能否坐稳龙椅，朱由检也是心里没数。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所以，在天启驾崩后，朱由检就在乾清宫里坐着，绝不轻易开口，一切顺其自然，没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2）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引 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场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皇权社会中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的柏杨先生曾以“酱缸”来比喻中国文化。我以为，柏杨先生有胆有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只是比喻的对象有点不正确：不应是“中国文化”，而应是中国古代的“官场化”社会。
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就一直是一个以“官场”为轴心的特殊社会（我们称之为“官场化社会”），一切以权力（主要是皇权）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整日追逐权力，更习惯于被权力支配，离开了权力，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在这个“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