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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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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楼村赶紧顺竿爬:“王爷您把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醇亲王听了也有些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的同行们也开开眼。”“小人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见这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儿?我出钱开个古玩铺,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赶明儿我逛琉璃厂时,也有个歇脚的地界儿。”    
    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九千两开古玩铺。目的是拿出奇珍异宝给老百姓看,那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题了匾。    
    赏奇斋门脸不大,只一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不卖零七八碎的古玩字画。还有仅供观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和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    
    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又没福消受,宣统二年(1910)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十年。接他的是冀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府不要,程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到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很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在琉璃厂得了个“程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很富足厚实,不把它当回事,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清朝王爷是东家(3)

    程启元当了十一二年掌柜的,又过世了,赏奇斋由程的徒弟杨润斋接手。    
    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人。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扬扬不理,与他师父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醇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潜龙邸”,家属不能再住,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今日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是为典例。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出了光绪后,就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有说是昔日的明珠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要在西苑即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动了工。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载沣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天津住进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还有精力过问那个小古玩铺赏奇斋?    
    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王府的珍品,陆续变卖。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通过收藏家桂玉汀,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见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附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卖掉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醇亲王。    
    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杯”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面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多么鲜明。    
    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    
    1920年以后,在琉璃厂的几十家古玩铺中,论影响,“三韩一黄”要排在前面;论财力以及鉴定眼光,那要说“一黄一岳”。而“岳”各方面都逊于“黄”,尤其在人品方面,这也是公认的。三韩指的是西琉璃厂铭珍斋的韩敬斋,东琉璃厂韵古斋的韩少慈,悦古斋的韩德贤、韩博文父子;一岳是曾经盗卖国宝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解放后被判刑、死在狱中的岳彬。这“黄”就是尊古斋古玩铺的黄浚黄伯川。    
    古玩业在业务上还有专工特长,如有的以夏商周青铜器和碑碣、石刻等金石文玩为主;有的以宋、明、清官窑古瓷为主;有的以字画、碑帖为主,此外还有各种古玩小件。当然经营者不是只工一门,而有兼通。如“三韩”长于古瓷、字画;岳彬是金石、古瓷、字画兼营;只黄家祖孙三代主营金石,而他们又不是一般古玩商从小学徒出身,而是先读书,再半路出家从事古玩业,身上具有一定的学者特征。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尊古斋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比上述三韩的铭珍、韵古、悦古要早几年;当时的创业者是黄伯川的叔叔黄振基兴甫先生。黄家是湖广江夏人。光绪二年丙子,开科会试,举人黄兴甫进京赶考参加会试,却没有中榜,流落京师,只能暂在湖北会馆中栖身,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设私塾,教周围的子弟读书习字,谋取衣食。    
    他既是举人,经史子集当然有相当修养,更喜爱诗词字画。闲时就踱步到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铺串串,有时也跟掌柜的、伙计们聊聊天。古玩商遇到不解的诗文,就便请黄先生给讲讲。遇到青铜器上的铭文,黄先生开始就有些困难,只能从篆字的变形上去猜认,久之,有所积累和提高。他接触的金石文玩多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近20年的浸淫,积累了相当的修养,不仅能鉴别真赝,特别在三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锈色、铭文上有深邃的见解。他用自己积蓄购买了不少古玩收藏,其中青铜器更被他看重,这就奠定了黄家三代以经营“上三代”金石(即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钟鼎及古代碑刻)为主的基础。    
    金石学,主要是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一门学问,与考古、古文字学都有密切关系。早在南北朝时的梁元帝,独目却好学,过目能成诵,诗、书、画皆有造诣,专门研究著录碑碣石刻的作品有120卷之多,可称我国金石著录之始。到唐宋,金石学又有发展,宋徽宗赵佶著《宣和博古图》,是金石学名著;还有与他先后同时的赵明诚的《金石录》和吕大临的《考古图》,可视为金石学之开端。金石学历来是文人学士的考古、考证的学问,凭借的是古书和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各种碑碣等。自唐以后,各代在研究金石学的同时,一些能工巧匠仿制上三代的青铜器也获得很大成就,出现了很多足可乱真、具有极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其中宋徽宗既是出色的研究者也是仿制的积极推行者。到清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了“毛公鼎”,以及在此前乾隆时出土的“散氏盘”、嘉庆时出土的“齐侯罍”,三件国宝的出世,推动了清代后期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和金石文玩业的兴起繁荣。黄兴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入金石研究和经营的。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于西琉璃厂81号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以经营“上三代”的金石文玩为主。这位举人成了古玩铺的掌柜的。    
    举人成为古玩商并不始自于他。在清道光末年开业的琉璃厂博古斋古玩铺,老掌柜祝锡之就是个举人,参加过道光年间的会试,也因落榜而转事古玩业。他精通书画、铜器、古玉、法帖、碑碣的鉴定,且能书善画,自立字号博古斋,以“博古”二字表示自己对古代文物通晓,确实经营过各种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古玩文物。祝锡之为古玩业树立了在豪门巨宦前不谄媚、不低声下气,坚持平等相处,以“年兄”称之,送贵客只至门口,不跨出门槛,维护了从业者的尊严的良好风气。博古斋在光绪二十六年歇业,存在了50多年,是为琉璃厂古玩业的先驱,培养了大批出色的金石文玩、瓷器字画的鉴定人才。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再建琉璃厂,中断80年的博古斋的匾牌又挂了出来,这是怀古敬古,而不是真的延续。    
    黄兴甫开设了尊古斋,因为正赶上金石文玩研究大兴起的风头,买卖做得很好。而黄本身的举人衔,使他有机会在开业前后,就与当时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的朝廷显宦,咸丰朝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咸丰朝进士、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湖南巡抚、清末金石风的倡导者吴大澂,侍郎盛伯羲,国子监祭酒王莲生等交往;为研究金石学不惜放下旗人贵族架子,认真与有真才实学的古玩商交往,潜心学习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后任清朝湖广、四川总督的端方端午桥,清学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宝熙等,都同黄兴甫非常熟悉。这些人既是他的客户,又是一起探讨学问的朋友。    
    黄兴甫经营尊古斋1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清宣统二年(1910),他将尊古斋交给他的侄子黄浚掌管经营,自己安居养老。民国六年(1917)黄兴甫逝世。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1)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尊古斋开张不久,黄兴甫就把他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黄浚接来北京,送他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以实现他的内心中赞成维新的想法。    
    黄浚,字伯川,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乡江夏读四书五经,17岁来到北京。奉叔父命进入同文馆学习德文8年,同时兼学英文、法文。同文馆开办于清同治元年(1862),是恭亲王推行洋务运动专门建立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一所学馆,由曾国藩的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倡议设立的。本来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学。但旗人子弟自在惯了,不愿吃学外语之苦。这个学馆的条件很好,除主管官员外,所有外语教习,聘请的都是原语种的外国人。学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两银子零用,相当一个旗丁的月钱粮。入学一二年后若成绩好,则每月增至6两,再过一期可到8两,最后可加到12两,最高可到15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小的数目了。那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束修也就是8两。在同文馆享受到8两银子待遇等于是助教,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辅导新来者学习,15两就是副教习了。同文馆的学生除了不管衣服外,其他全管。吃饭是六人一桌,6两银子的标准,这个数字可以吃上等的燕翅席。那时的贪污中饱不可免,仍然是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海味大海碗,还有果藕荷叶粥等;冬天大海碗改火锅,什锦、白肉、羊肉和腰片、鱼片、肝片、鸡蛋、冻豆腐及各种作料任选,不够可以再添,绝不比北京前门外有名的正阳楼饭庄的什锦火锅差。难怪外国教习说,同文馆的学生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也相当好,三年一大考,最后成绩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即外交部)司务,再三年若考得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六品官,这是进士们一般才得授的职位。即使如此,一些旗人子弟还是不愿去。光绪二年(1876)后,则满汉学生都收。同文馆分前后馆,前馆是学生所工外语主课,后馆是辅课,包括兼修的其他外语和汉文补课。学生的汉文要有相当基础,否则必须入后馆补课。学生的出路大部分是做官,主要目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外交官、通译,以至各种官员,从晚清到民国,同文馆的学生遍布京师各个衙门。    
    也有个别不愿做官而改事他业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齐如山。他对京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在各方面支持培养了梅兰芳,功绩极大,同时还经营北京有名的大和恒粮店;他1894年20岁入同文馆,主修德文,曾去德国留学。另一个就是黄浚,他1898年左右入同文馆,也是主修德文,兼学英、法语,苦读八年,毕业后,也放弃了做官之路,而对他叔父从事的古玩业、尤其是金石学的研究,产生了浓郁兴趣。他本来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就在即将成行前,发生了“庚子之乱”,留学告吹。之后他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翻译,几年后就接掌了尊古斋。他所以如此,还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在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被强迫充任外国军队的翻译,眼看着他们欺负自己的同胞、抢掠琉璃厂,中国官员又低三下四,自己不能置一言有关,故放弃为官从政之路,而情愿当一个古玩商。    
    从1910年到1930年这20年中,尊古斋在黄浚手中又有了巨大发展,成为琉璃厂举足轻重的古玩铺,黄浚黄伯川在同行中声誉鹊起。人们称赞他的首先是学问和眼力,聪颖超人,胆大心细,办事果断。因为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书读得多,见的东西也广,琉璃厂的古玩商公认“论吃金石的古董商,黄伯川算是出类拔萃的了”。“眼下古玩行里识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多的,要数黄伯川,再就是他的徒弟乔友声了”。    
    清末时,考古学家罗振玉常来琉璃厂走书铺串古玩铺,因为他当时官小没名气,没什么人和他打招呼。后来罗靠研究甲骨文起家,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者。他研究甲骨文有两位得力的帮手,一位是大学者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黄伯川。光绪年间,罗振玉常去尊古斋,结识了年轻的黄伯川。二人都有研究金文的兴趣,互相交换各自拓出的青铜器、古陶、古玉等实物的拓片,琢磨金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字后,黄曾将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做过比较,发现它们很近似,他把这个比较结果跟罗振玉说过。这时,黄伯川可能还在同文馆攻读德文,他的兴趣已转向金石学上,并颇有心得。他接掌尊古斋后,在金石上所下的功夫很快显露出来。    
    光绪时的学部侍郎宝熙,对金石文玩有研究,与尊古斋黄兴甫、黄伯川叔侄都是朋友。民国后他成了清朝遗老,既收藏也不时买卖古玩。1921年,清宗室贝子溥伒家境日窘,只得出卖收藏的古玩,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就拜托宝熙把家藏商代古铜山尊拿到琉璃厂去卖。宝熙拿给黄伯川看,索价5000银元。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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