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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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伯川自己出资印了这么多种书，在古玩界和琉璃厂是绝无仅有的，故而赢得广泛的赞誉和敬服，也是对中国文物研究的巨大贡献。只是书的印数很少，送出后家中只有极少余存。一场“文革”，黄家的这些文物性的东西全毁了，包括这些留存的著作、大量的拓片以及随书赠送给各研究单位、大学的相关文物的收据证明，片纸无存损坏殆尽。以至前些年海外学者以高价求索一部黄浚撰的《邺中片羽》，竟遍寻无着。
尊古斋古玩铺在西琉璃厂81号（东口路北），前面是两间门面，后面有一个小天井，再有北房两间东西房各一间的两层楼，单有东小院，一间南房是厨房，另有后门，在登禄胡同，是黄家自产。隔壁82号是个三间门面、三间进深共九大间的商用房，与后院一个15间的四合院相通，四合院另有门在登禄胡同4号。这也是黄家的产业，1931年租给我父亲主持的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北平分局，我家迁住在后院。也因这层东客关系，先父对黄伯川先生执子侄礼，与其哲嗣、小先父七岁的黄镜涵先生成为以兄弟称的好友。只有登禄胡同把口的西琉璃厂80号、尊古斋的东隔壁，是个一间门脸、只前后两间房的小古玩铺晋雅斋，店主姓康，房子是自产。黄家很有意把这所房子及买卖盘过来，但康家就是不干，几十年也没解决，造成黄家这片产业缺了一个角，而略有遗憾。
尊古斋歇业后，原房前半部租给萃珍斋古玩铺，今此字号仍在此；后面的楼后来租给铭珍斋韩敬斋的徒弟呼宗璋开设的不带门面的古玩铺，经营瓷器字画。
我幼年时见过黄伯川爷爷。黄家本住在小沙土园，1937年买了东琉璃厂路北56号极为精美的共有六个院子的磨砖对缝、非常讲究的大四合院。他们搬迁后，先父曾领着我去过他们东琉璃厂的新居，见过黄伯川爷爷一面。那年我三周岁，是独子，很小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只留下这两点印象：一是房子精致，油漆一新，太漂亮了，真像老北京人形容好房子说的：“简直是一块砖抠的”；另一是黄爷爷个子高大，留着胡子，严肃威严，不太像镜涵叔中等身材偏瘦及和蔼爱聊天。黄爷爷抚摩了几下我的脑袋，就让我和他的孙子孙女去玩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黄爷爷。直到1951年秋，老先生以72岁高龄谢世，我代表母亲去黄家磕头吊唁（我父亲早在1939年病逝，家中有些事就要由我出面）。黄爷爷的寿材早就预备好了，年年要油一道黑漆，所以灵柩有厚漆，显得宽大气派，又能防腐延年。过去殷实人家都提早给老人预备寿材，这是喜事，并年年油漆。在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中对此习俗有细致的描述。以黄老先生一生对金石文物方面的贡献，最后20年潜心研究著述，固然有家资殷富、无衣食之馁的优势，但也需看到这个时期中有14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北平沦陷时，黄老先生这种作为，也可看成是对敌伪统治的一种无言的不合作和反抗，与他的同文馆也是学德语的学兄齐如山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八年闭门不出、不与外界来往而埋头写作，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他一直怜贫惜老、扶危济困。他们搬到东琉璃厂后，夏天，在他们家对面姚江会馆夹道口，设了一个舍暑汤点。东西琉璃厂有好几个暑汤点，都是由各行业公会组织各铺眼轮流值班供应。唯独姚江会馆这个点，是黄家私人设立的，夏天按日供应绿豆汤。此时尊古斋已歇业，不在行业公会管辖之内。冬天，他家又在大安澜营设粥厂舍粥和棉衣。全部是个人出资，默默去做。
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日伪时，有一次古玩公会聚会，非请久已不问外事的黄伯川先生出席，几辞未获允，没办法只好勉强去了。在座的有主管北京古玩业的一个日本人，很爱喝酒，黄也爱喝酒，二人都喝醉了。不知怎么言语矛盾，黄老先生竟然动手把日本人给打了，头开瓢流了血。这个祸惹大了。打日本人真是出于酒醉，还是心中另有积郁，借酒遮脸乘机发泄，谁也说不清，何况黄此时已届六旬耳顺之年，不会不知控制。但事情出来了总得了结。于是有人出面斡旋，在原地原班人马，由黄伯川再请一次客，作为化解。这个日本人懂古玩，从山中那里早就了解到黄伯川在学术上修养精深，又知道他久已闭门不出不问外事，不会蓄意抗日，遂相信他大概真是酒醉，没有深究，而放过了他。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黄家的优良家风（1）
第三代的成就和黄家的优良家风
黄伯川先生有二子二女，但结核病的肆虐，夺去了三位子女的生命，只留下长子黄金鉴。金鉴先生，字镜涵，生于1904年。少年时曾入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学习，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同窗。1919年15岁时，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关押。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因患结核病未能毕业，辍学回家休养。结核病严重地威胁着黄家，这在上世纪前期是多见平常的。为了抵抗结核病，镜涵先生不得不接受一个老中医的建议：适当吸食鸦片，以毒攻毒，暂时抑制结核菌和病情的发展，虽身体因吸毒而受损，却能抵抗住结核菌的猖狂进袭。
镜涵先生家学渊源，很自然地就随父亲钻研金石学，而他的大学历史系的功底，使他学习金石学更有便利条件。尊古斋停业后，黄伯川先生不问外事，家中一切就由镜涵先生出面料理。几近20年耳濡目染，使这位古玩巨子的后人，在金石文玩上积累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1937年黄老先生出资在他新居的院落中，开了一个通古斋古玩铺，让他的徒弟、也精通金石文物的乔友声当经理，其子黄镜涵协助并管账，目的是历练儿子在金石文玩上的眼光和能力。1945年，黄镜涵先生正式接任通古斋古玩铺经理，原尊古斋的镜涵先生的师兄弟，辅佐着这位少东家继续“上三代”金石文玩的经营，其火候不让老黄先生。
镜涵先生家资豪富，却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他常在琉璃厂行走，夏天就是白布裤褂、圆口布鞋，很少见他穿绸长衫。冬天他因身体不好，不常出来，外出也就是普通棉袍、皮袍，不见特殊，就是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中年人，不会想到他是古玩巨商“黄百万”之后。
他家久居琉璃厂，熟人多，镜涵先生一出门就点头招呼不断，而且不分贫富，一视同仁。我曾和他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在石头胡同由清宫御膳房师傅司厨的京膳食堂，是新书界的朋友请他。他如约而来，穿的还是普通的那一身，宴罢，他作为主宾，却到后厨给掌灶师傅道乏，使请客者不由有些尴尬。另一次在南新华街人称“棚铺”或“棺材铺”的兄弟俩开的小饭馆，都是是琉璃厂商界的人，他毫没架子，也是去后厨道乏。就是全家去丰泽园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黄家十分注意恤老怜贫，扶危济困。我幼时在读的师大一附小的老师、著名教育家王企贤先生，解放前住房困难，黄叔就腾出小东院，请王老师住到通古斋去。北平解放前夕，城外成了战场，有些人进城投亲靠友躲避战乱。有个住在广安门外小井的菜农，不知姓名，大家全叫他“傻子”，每天进城卖菜，琉璃厂很多家、包括黄家和我家都吃他的菜。北平围城时期，“傻子”心里也发慌，想进城躲躲，又无处落脚。黄叔知道后，很爽快地把他一家接到通古斋，腾了两间空房，留他住了几个月，等一切安定下来，再把他送回去。
我更是身受黄镜涵叔父之惠。我家一直住在父亲生前当经理的会文堂书局后院，全部房子是租黄家的。我家住房的房租历来由会文堂统一付，父亲死后，依然如此，那是照顾。1951年，琉璃厂的新书业不景气，会文堂要收缩，把后院退租，北、南、东房让给从上海到北京发展的连（环图画）联（营）书店，西正房仍然我家住。按理应分别与房东另立租约，西房的房租由我们自付。这时我正生病，母亲和黄叔商量能不能缓一缓？黄叔很爽快：“你们的房租我不要，什么时候等金兆病好了工作挣钱后，让他给我送房租，我再收；现在你们孤儿寡母踏实地住着，就是修房我不管了，你们自己操心吧。”就这样我家白住了黄叔6年房，按每月20元计，就是1400多元，那时可不是个小数，能买一个四五间房的小院了。我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后，1957年正准备给黄叔送房租，却开始了对出租房的“改造”。15间以上的出租房一律由国家经租：房子交给国家，房客的租金也付给国家，房主按月提取一定比例的租金，性质与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拿“定息”一样，房子也就归国家了。黄叔说，房租别给我了，交给国家吧，你有这个心就成了。
黄叔很关照亡友之子——我。见我身体逐渐好转，很高兴，街上见到我不仅问长问短，知我在戏曲评论研究上正在努力自学，颇加鼓励。并以黄家三代为例，关于金石文玩全都是自学所得，让我有空到他家聊聊。我去过，再见十几年前我幼小时随父亲去过的黄家大院，由于年龄关系，印象自然与当年有所不同。外面第一道大门是木质的，内有十余米的甬路才到二大门，即宅子的正门。这与西琉璃厂83号铭珍斋韩家的五层院子的宅子一样，只是韩家的头道大门是铁制西式的，二大门才是中式的。黄家头道大门上，记得曾挂有一块吴佩孚题写的匾，文字忘了，当然此匾早已摘了。甬路东侧有一个院子，租给天庆参局。参局子必须要磨砖对缝的好房子，用不着门市，主要在四合院中做人参鹿茸的生意，房子好才显得买卖殷实，这与银行的建筑必须讲究气派一样。琉璃厂一带有几个参局子，一个是西琉璃厂87号韵古斋韩少慈先生家的房子，租给了参局子，后来被荣宝斋收购了去，因为紧邻它，买进来进行了拆改。小沙土园文昌会馆中北边最好的院子，也是参局子。往东的杨梅竹斜街偏西路北有个大参局子，房子之好，难以形容。现在都没了或毁了。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黄家的优良家风（2）
进了黄家的二大门，是东西一宅两院，两个院子又都带后院，而成四个院子。黄家的西院是内宅，房子比东院多几间，北正房是“勾连搭”，即四破五的朝南正房中，又连有朝北的四破五建在一起，形成十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南倒座四间，有影壁相隔。后院种有一些果木树，近似小花园。东院是通古斋的柜上，占有北三间，东、西各两间，七间的铺面，在古玩铺中是少见的。南倒座形制保留，实际套给了天庆参局子那个院子的正房。两个院子都是穿廊游廊相连。再往东还有个小跨院，南房是通古斋的厨房，北房三间比正院要差一些了，却能直接通两个正院的后院。算起来，大小共六个院子。西院内宅的黄家兄姐们都熟，就是黄万年大哥的夫人、一得阁的徐紫颐大嫂，也是熟人。那天黄叔正在柜上，他领着我到各屋看通古斋的“货”，给我讲这个是哪个朝代的，那个尊郭沫若看上了，想要，还没拿走。老实说，以我当时的年龄和修养，对这些实在是不懂也没多大兴趣；但是我被黄家古色古香的浓重文化氛围，和精美非常的院落房子给陶醉了。那时一些国家单位以雄厚的财力收购民间的优质四合院。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国营了的荣宝斋正在洽购中；听说黄家的北邻南城电话局有意购买黄家大院，挽人磋商。我以此询之，黄叔淡然回答：“我还不缺钱用。”
黄叔不是聚宝如命的人。他知道，几十年来家中收藏的好多东西够得上国宝级，长期放在自己手中，并不安全，不如交给国家。他从1952年起，十年中分四批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一百多件稀有文物。直到1999年底才由故宫博物院补发了捐赠证书。
20世纪50年代，出于对新中国的信任和热爱，一些人把珍藏的贵重文物以至房产捐献给国家，张伯驹是其中最著名者。黄家捐赠的这一百多件文物，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是难以估算的，说价值连城恐也不为过。
1956年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通古斋当然在其列。1957年实行对私人出租房的“改造”，黄家的若干所出租的房屋归了国家，只剩下东琉璃厂56号他们自住的西院的前后院。
对琉璃厂古玩业的改造是成立北京市文物商店统一管理，保留若干老字号继续在琉璃厂挂牌营业。黄镜涵先生被任命为文物商店门市部主任，后又被聘为历史博物馆顾问，1963年满60岁退休。他和他的师兄乔友声，是北京古玩界金石文玩鉴定的最高权威。乔已回原籍养老，又给请出，被聘往故宫担任青铜器和碑碣的鉴定工作。故宫从琉璃厂吸收了很多有特长的文物人才，充实了专业研究鉴定队伍，包括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萧翔翼，琉璃厂旧书业的后代，有的今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师。黄先生留在了文物商店，他的金石研究鉴定能力和修养，受到人们尊重。连康生这个文物掠夺者，对黄镜涵的业务实力也不敢小觑，每次来文物商店必有一条中华烟送黄，向他讨教金石文玩的有关专业知识。
黄镜涵先生1966年4月病逝，享年63岁。
老少两位黄先生走了，作为国家干部的他们的子孙，在“文革”中照样被扫地出门，家中近百年的珍贵收藏，被抄砸掠夺一空。黄伯川先生多年积累的大量金石拓片、古本书籍被扔在一间漏雨的房子里，都化成了纸泥。家中存留的大量陈设性的文物古玩被抄走，至今也没有归还而不知去向。院子中陈放多年的、据说传世仅一口的明代宣德双龙环绕的青花大瓷缸，和室内四个明万历的青花瓷墩，竟被红卫兵当着家属的面砸得粉碎。这五件古瓷，今天价格恐怕要过亿元。精美的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地下修了人防工事，房子被破坏的惨不忍睹。最后落实政策，黄家仅西院前后院有产权，给了7500元。一个有六个院子的上等四合院就这样毁了。倒不如被荣宝斋买去的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一直作为领导外宾接待用，反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琉璃厂众多好四合院中的唯一。黄家三代创业、号称“百万”豪富的所有一切，都被抄掠一空而不复存在，就这样翻过了一页历史。当年惦记并想收购黄家大院好房子的电话局，虽被婉言拒绝，可是在文革结束后，终于还是把原黄家西院十间勾连搭的正房和花园式的后院买了去，筑起一道墙拦住。天庆参局子原租的外院，被一个新古玩商买去拆盖成三层楼，开了个大古玩铺。
而“通古斋”之匾虽然今天挂在琉璃厂西街中间路南一家店铺上，但此通古斋已非彼通古斋。在现今琉璃厂挂有各家名店牌匾的业者中，对其历史渊源大多茫然。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1）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
下面是一系列有关琉璃厂古玩业的人和事，单独成篇，似乎显得略为单薄简短；遂综合在一起，分题为文，一题一文，时间和空间相对独立，合在一起，也可读之。
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