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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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一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的时公私合营。
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旧时，有一定身份、财产的人，大多有堂号。这个堂号甚至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可以置买、经营、出售、继承、处理各种产业。陈昔凡是安徽怀宁人，举人出身，京师会试录取为贡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派任奉天新民府五品二堂，即副知府，携眷上任。他年近四旬，无子，其兄让他带长侄去新民，一来此子屡试不中，心中郁闷，可借此略为舒散，也见见世面；二来兄弟身边有个人也可照顾一二。还把次子陈干生过继给陈昔凡，留在家乡读书。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都欣赏彼此的老实诚恳憨厚和为人和善没官僚架子，相处很亲密。张建议陈投资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限于现任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您可用堂号为东，我给您经营着。琉璃厂可是个好地方，将来您致仕离任，住在那里，读书绘画，欣赏文玩奇珍，与文人朋友交往，其乐无穷。”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后来宣统二年（1910）又在沈阳开了分号，这就恐怕与正在腾旺发达的张作霖不无关系。
陈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时，收编曾是“马贼”的张作霖，任新民府马队管带。张见陈大人待下属差人和气宽厚，不摆官谱训斥人，终日手不释卷，教侄子读书。张此时已二十七八岁，闯荡了一阵江湖后，想学点文化知识谋个正路。他请求陈大人收他为义子，教他读书。对前者，陈感到有所不便；后者倒可一为，就让他跟陈的侄子一起读书，从而陈张之间有师生之谊。张很感念师恩，后来坐镇沈阳，他的师弟（陈之侄）到崇古斋分号，专门到督军府拜访师兄。张作霖非常客气，十分怀念老师陈昔凡：“全靠令叔大人对我的栽培，他老人家身体可好？”知道他在北京琉璃厂安享晚年，很高兴。还到崇古斋回拜，给了这位陈大侄少爷一个肥差，可是他没这个命，没多少日子就得暴病死了。
陈昔凡辛亥革命后卸任为民，回到安徽怀宁老家。夫人逝世，跟前还有个过继儿子陈干生，即后来的大革命家、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父亲生活平淡，儿子奔走革命，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陈昔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住进琉璃厂崇古斋的安静雅致的后院，过起张掌柜给他安排的养静悠闲、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他又结了婚，续弦是一位名门闺秀谢氏，夫妻相得，从不过问铺子的经营盈亏和生活琐事，与他在北京大学极为活跃投身革命的继子陈独秀，和几次进京、后来执掌北方军阀政府大权的学生张作霖也不来往，安心过悠闲日子。
1926年陈昔凡逝世，所有财产、古玩书画和北京、沈阳的两个崇古斋，都归陈的续弦夫人谢氏继承。开始她不与陈独秀住在一起，却很关心他。陈独秀一直尊称谢氏为母，很孝敬。1932年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谢氏曾派人去探望。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后去了四川。谢氏夫人也从北京辗转去了四川江津县，与陈独秀母子生活在一起。崇古斋张老掌柜去世后，谢夫人从大后方捎来信，请一桌上等燕翅席给老掌柜上祭，指派张的大弟子牛在如经营北京、沈阳两家崇古斋。后，牛不断把铺子的利润捎给他们母子以为生活费。牛在如病逝后，崇古斋给在四川的东家去信请示机宜。不想陈独秀母子也已逝世，陈独秀幼子陈松年给张掌柜的小徒弟李延琦（字卓卿）写了长信，委托他继续掌管经营北京、沈阳的崇古斋，落款是“守制人陈松年”。
这封信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曾给公方代表过目，据说，今还保留在李家。公私合营后，崇古斋撤销，可惜那块晚清状元、宣统帝师、大书法家陆润庠所题的六个大字的匾额，也就毁而不见了。而这个小小的古玩铺竟与两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有着不平常的密切关系。
崇古斋还做了一件协助抢救国宝的好事：那是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伪宫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从北京清宫带走的珍宝。琉璃厂玉池山房的掌柜马霁川去东北以低价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密藏起来，等待时机高价卖给外国人，其中就有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国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文物收藏家张伯驹闻讯后，怒冲冲地去找马霁川，指责他不应该只为赚钱让国宝流失到国外（此前马已把一些名画卖给了外国人），坚决表示要收藏这幅画。马只好答应卖，却开出800两黄金的天价。张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故宫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发动琉璃厂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请各古玩铺，谁也不许帮助马霁川把此画贩卖出境。又托崇古斋的李卓卿和墨宝斋的马宝山出面，与藏有此画待价而沽的马霁川周旋，晓以利害，大力压价，最后压到240两黄金。张伯驹积极筹款，卖掉一座13亩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莲英的旧墅：似园），得款220两黄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饰当卖，几乎倾家荡产才凑成240两黄金，将这幅国宝级的历史名画购回。南京政府的张群，闻讯愿以500两黄金，请张“割爱”，被张拒绝。建国后，作为爱国者的张伯驹先生，先后把展子虔的《游春图》，连同他以前以巨资收藏的珍贵文物：1700多年前的陆机的《平复帖》，范仲淹手书的《道福赞》，杜牧的一幅《赠张好好诗》等若干毁家收藏、难以计值的珍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还帮助国家以重金把已被原藏者押在香港银行中的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赎回，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重新聚合一起。这是张伯驹先生的爱国勋业，又何尝没有琉璃厂像李卓卿这样的古玩商的襄助！
宝古斋古玩铺兴起前后的故事
以前听到有关琉璃厂宝古斋古玩铺的几个小故事：邱震生从宣武门小市的一堆破烂中发现一个明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花100块钱把这堆破烂全买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成化鸡缸杯，卖了它，开了一个大古玩铺宝古斋；宝古斋的匾是翁同龢题的。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2）
当时我没有分辨能力，都信以为真。后来又看了点书，觉得头一事就有疑点：那时这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能卖多少钱？够开一个那么大的宝古斋的吗？再看了陈重远先生的《文物话春秋》一书，对此事道之甚详，不仅解我疑惑，对大家也不无启发。兹简录如下：
邱震生生于1907年，16岁进京学徒，是笔彩斋第三代门人杜华亭当经理的虹光阁古玩铺的大徒弟，算笔彩斋的第四代门人。他在古玩行摔打磨炼、潜心研学了20年，长了能耐、经验、眼力，交了不少朋友，有些师长辈的人给了他很多帮助，他是“点水之恩，永志不忘”。1944年开了规模不小的宝古斋。后来成了古玩业的头面人物，建国后唯一的北京古玩业中的民主建国会会员，北京工商联成员，北京市文物业公会主任委员。他于1957年古玩业被错划的“右派”中，身份最高的，下乡劳改18年，1979年“改正”落实政策，年逾古稀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关于他捡漏在一堆破烂中买到一个成化官窑的青花杯，赚了大钱，开了宝古斋的事，是《北京日报》的一篇短文《琉璃厂元老邱震生》中捅出去的。实际上与事实有出入。1944年他确实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其中有这件杯子，捡了漏，这个成化杯卖了12000元伪币“准备票”，用在宝古斋开张请客各种开销上了。一个成化杯怎么能开一家大古玩铺！这是邱震生先生对陈重远先生说的话。
宝古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是十人集资开的，他们是张叔诚、魏仲衡、杨缉成、黄叔伟、王绍贤（盐业银行副经理，日伪时的名人）、陈景雷（金城银行副经理）、赵紫辰、李青苹、陶北溟等各界名人，邱震生是股东兼经理。1944年开张。
再就是那个翁同龢题写的“宝古斋”匾额问题，因为翁已在40年前的1904年就过世了。怎么可能再给宝古斋题匾呢？邱震生这样解释：光绪初年琉璃厂开了一家赏古斋古玩铺，是请翁同龢题写的匾额，1943年赏古斋歇业，他把这块匾买过来了，就是为将来宝古斋使用。繁体字“赏”和“宝”字，上下相同，只中间有别，赏字中间是“口”，宝字中间是“王”加“尔”，只改中间是很方便的。此匾由宝古斋的股东、著名书法家陶北溟把赏字改写为繁体宝字，不动上下，只变中间，“赏”成了“宝”，就成为已故去的翁同龢为40年后开张的宝古斋专门“题写”的匾额了。今天此匾仍挂在琉璃厂，已是一块著名的文物性匾额了。
关于邱震生晚年买石鲁的画上当的事，据说是有的，而且他因此心里窝了一把火，致使他在1989年82岁时故世。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幅近代画家石鲁的作品请他欣赏，他留了下来，却又被人匀走。这是先用真画和谦诚赚取信任，再施展伎俩。后来这个人又拿来傅抱石、石鲁的画，邱老先生轻易地相信了他，没仔细看，就花钱买下了，结果上了当。他非常懊悔：做了一辈子书画鉴定和买卖，老了却被人骗了。古玩商买了打眼货，事关名誉，而他所以出了这个过去不大可能出的错，就在于他忽略了《论语》上孔子讲的“君子三戒”中的“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至理名言。
抗战胜利后，宝古斋以几十两黄金的高价，买进了一幅本为清宫内珍藏的《苏东坡真迹》。这是溥仪离宫时带出了一批珍宝中的一件。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十分混乱，溥仪出逃时散落了不少宫内珍宝，这幅苏东坡书法真迹流落在东北古玩商手中，辗转卖到琉璃厂，价格以黄金计。邱买下后，请行内名家共赏共鉴。对这幅先是宋人题字，元人序言，乾隆亲笔的考证和赞赏短文；后面是一连串宋、元、明、清的一些皇帝、书法家、鉴定收藏家的朱印；之后才是苏东坡的墨宝，全是一方寸大小的行草，潇洒雄劲；再后是文征明、倪云林的题跋和众多的红色名家印记。这是皇家珍宝，大家没有异议。但在仔细鉴定时却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这不是原写真迹，不像一笔流畅地写下，而似照描，即原作真迹已被揭走，这幅是原作纸绢的第二层，照印痕再临摹描绘的。那就不是真品了，而是“打眼货”。几十两黄金，损失不小，又绝不能声张，有人问之，他言不及义，此作秘藏10年，绝不示人。
1956年公私合营时，此件核资定产时，邱震生如实禀告，作赝品处理，作价较低。据说，此件很快被故宫博物院调走。同年，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真迹》一文，说琉璃厂的“珍古阁”一裘姓古玩商收购到此件国宝的种种。但琉璃厂没有珍古阁，也没有姓裘的古玩商。与此事有关的只有宝古斋邱震生一人，裘、邱同音，珍、宝同义，此文所述蹊跷。而且此件在公私合营核资定产时是按赝品定的。笔者有幸看到，在前二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放的《秘境追踪》栏目的“千年书法”专题中，谈到宋代书法时，列举的书法精品中，就有这幅《苏东坡真迹》，一切与陈重远先生所述毫无二致，并告此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是镇馆之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邱震生上交的真是勾描的赝品，那文章所述、电视所展，如确是原作被揭去的第一层，那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收回的？至今没见一个字介绍，倒成了一个谜了。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宋代哥窑文房精瓷
“钟杨家”和他们的宋代哥窑文房精瓷
北京北城鼓楼后头一带住的老北京人中，有一些殷实的富户，也有精致的好房子。听说前马厂有个“钟杨家”，那房子真叫好，占前后马厂两条街，好多个院子。房子都是整齐极了的灰砖，跟颐和园差不多——磨砖对缝，进了大门，还有一个门——垂花门，进了门顺着廊子走，到正房，中间是个通道，后面还是大院子，这是一所讲究的大四合院。但是我始终不明白“钟杨”是什么意思？双字复姓里，有欧阳可没有钟杨，那这钟杨家是怎么回事？
后来看了一本描述清宫内务府的书，原来皇上一家和宫里的大小事，统归内务府掌管，除了大量的太监服役外，各种专门技术性的活儿，也有各司其职的工匠把势料理，接受内务府和总管太监领导。为区别称呼方便，常把他是干什么的和他的姓连在一起叫。最典型的是清代古典建筑专家“样式雷”。这“钟杨”就是负责宫里钟表管理的，按时上弦，定时保养，保证准时、不停。钟是他的职务，杨是姓，指人。这有如今天的京味小吃名家“爆肚冯”、“小肠陈”的称呼一样。
在宫里当差，当然要有好手艺，认真负责不出事，搞好上下左右关系，就算当好了差。即使干专门活计的升不了官，可宫里挣得多，好东西多，赏赐也多，所以像“钟杨”这些人，大多住在北城，财大势大。清朝倒台后，他们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财主生活。
这类财主大多家里有好东西，随着时日的推进，也必然由盛而衰，逐渐出手家藏的珍宝。故而他们也是古玩业注意的收货对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老钟杨就曾出手过一些康、雍、乾的官窑瓷器，都是上品。
又过去20年，到了日伪后期，经济、市面大不如前。老钟杨也死了，留下一些纨绔子弟，只会花不会挣，日子过得每况愈下，又一时放不下架子，只好卖家藏的古玩。钟杨家的大儿子在土膏店——就是公开的大烟馆里抽大烟，碰上一个琉璃厂姓王的古玩商，有一面之识。王见杨大少爷混的不怎么样，大概内囊空上来了，心想这可是向钟杨家往出挤好东西的好机会，就上前热情招呼、拉拢“套瓷”，请客抽大烟、喝酒吃饭。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杨大少在对方的热情的攻势下，绷不住了，饭桌上流露出：“先父临终前给我几件哥窑瓷器，嘱咐我把东西传给后代，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别卖。今天我实在没办法了，求您帮忙把东西给卖了吧。我不能守着金碗要饭吃。”王心中暗喜，嘴里却说哥窑的东西眼下不大好卖。杨大少诚意恳求，约定次日把东西给送到琉璃厂去。
哥窑是南宋的名窑，所烧的瓷器精品为御用。宋朝烧制御用瓷器的共有五个窑：汝、钧、定、官、哥。金兵入侵，形成了南北宋，为皇室服务的官窑也地分南北。北宋都城在开封。宋徽宗赵佶颁旨建立的、以烧制天青色有玉石感瓷器出名、且存世精品仅不足百件的汝官窑，和以釉色多变、紫红间灰的瓷器为多的钧官窑，都在河南；主要以烧制白瓷驰名的定官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