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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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涌现出的英雄人物　　　　　
　　　　　　　　　　阴法唐　原中央驻河北“三讲”巡视组组长　　　　　
　　　　　　　　　　　我跟郭光允同志本来是素昧平生，是通过一次特殊事件、就是在河北省省级领导“三讲”活动前后的特殊环境下，我和中央巡视组的同志知道他、并了解到他的遭遇的。众所周知，身为石家庄建委干部的郭光允同志，因如实检举揭发当时任河北省主要领导的程维高的违法乱纪行为而遭受打击报复，被判处劳教，并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这个冤案影响非常坏，而且在程维高等人的阻挠下，查清、解决这一冤案也费了很大周折，遭遇了重重阻力。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被迫介入该案件，并在调查和解决这一打击报复案过程中认识和逐步了解了郭光允同志。说老实话，开始我们对他问题的认识也是很不足的，愈接触愈感到他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在他的平反问题上给予了应有的力所能及的帮助，可以说，我们是道义之交，我认为郭光允同志是新时期出现的反腐败英雄人物，这一看法还曾在向上级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明确地表示过。为真理而战斗在战场上，英勇顽强杀敌有功的是英雄人物；而现在在新时期，毫不畏惧地公然敢与强权在握的大人物斗争并且在镇压面前毫不屈服，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地斗争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也是英雄人物。这是我党提出的民族精神和共产党员英雄气概的典型体现。中纪委在处理程维高违法乱纪的《决定》中提到郭光允的名字，也是对他的肯定和表彰，这也大大鼓舞了人民敢于同腐败现象做斗争的勇气。　　　　　
　　　　　　　　　　　程维高的违法乱纪行为性质是极其恶劣的，民愤是很大的。我注意到，广大干部群众对现在处理到这个程度犹感不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确实，程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是犯了罪的。据说直至现在，程维高还在顽冥不化，这是他的可憎可悲之处。　　　　　
　　　　　　　　　　　郭光允的经历是坎坷的，作为一个生在旧社会，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党培养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郭光允同志在书中写道，“希望年轻的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这样一个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能“具有一种宝贵的情感”。这一句话我认为是比较精辟的。　　　　　
　　　　　　　　　　　作者在书中对其个人经历的叙述，我认为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更不应该看做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行为。我们很多历经了革命斗争年代的老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写成回忆录，叙述自己走过的路，缅怀那些牺牲的战友，讲述光荣传统，总结经验教训。这样的回忆固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老同志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我也以同样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了郭光允同志叙述生平的饱含深厚感情的文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革命战争年代可以考验人的灵魂、锻炼人的意志、坚定人的立场，而和平年代的成长、成熟的经历，也同样会考验人、培养人爱憎鲜明的情感。郭光允同志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从小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人民，从他字里行间透发出的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对于逆境和苦难生活的沉重的思考，可以看出一个典型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　　　　　
　　　　　　　　　　　经郭光允同志和东方出版社长达3个多月的努力，这本自传体纪实作品终于出版了。这本书，正如出版社的同志所介绍的，虽以一个震惊全国的打击报复案为主线，展开描写郭光允同志在这一事件中的经历、遭遇、感怀和心得，但又不是一部一味去追逐热点的哗众取宠之作。尤其可贵的是，这本书跳出了个人情感的框架，把河北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放在一个历史、社会的纵深背景去分析、展开。因此本书的内容是比较厚重的，能够给读者很多的启发。　　　　　
　　　　　　　　　　　郭光允同志写道，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不是为了“言传身教”，而是希望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能理解他所经历的事，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他没有讳言他在某个阶段曾有过消极的、低落的情绪，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完人，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本书才具有了真实性和感人的力量。这本书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态度，证明了我当初对郭光允同志的判断和许多为郭光允同志鸣不平，特别是支持他平反的同志的行为都是正确的。　　　　　
　　　　　　　　　　　我非常赞同作者的一句话：告一个省委书记成为焦点人物，并不是为了当英雄。这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只有在时代转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过程中出现错综复杂局面时，这种特殊形式的斗争才会被人们加以深层次的探讨。我希望更多的关心国家进步的人也加入这个有意义的探讨之中。郭光允同志的故事本来是我们时代中“不该发生的故事”，然而既然发生了，人们就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出一些思考。假如我们生活中不正常的事情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序序言二

　　　　我是“郭光允事件”的见证人　　　　　
　　　　　　　　　　刘善祥（中共河北省纪委原书记）　　　　　
　　　　　　　　　　本书虽然以郭光允同志个人回忆的形式发表出版，但正如读者看到的那样，它所讲述的不仅仅是郭光允同志个人的酸甜苦辣。郭光允同志遭受程维高打击迫害的全过程，仅是前些年河北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以及程维高违法乱纪恶劣行为的一部分。正如郭光允同志在书中介绍的，他“不幸地见证”了河北建筑市场暗箱操作的秘密，凭着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良知，试图去检举揭露程维高为代表的腐败势力，这本来是党内矛盾斗争的正常现象，也是一个党员的正当权利，而在程维高看来却是大逆不道。为了不使他们的问题被暴露，并继续骗取党的信任，故而依仗职权，百般予以残酷打击陷害，甚至不惜动用专政手段将其投入监牢，使正常现象变成了悲剧。作为曾担任过中共河北省纪委书记并和程维高及其腐败势力作过斗争的我，可以说是“郭光允事件”的见证人。他在书中所表述的事实是可信的，事件跌宕起伏是令人感动的；郭光允同志的冤案长期不得平反是令人深思的；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逆境中不屈不挠长期坚持斗争的意志是难能可贵的。虽然他是以个人视角来讲述这一事件中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但由于郭光允同志的特殊经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本书仍不失为有一定深度的反腐倡廉的鲜活教材，也是一曲当代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我读到郭光允同志的自述时，心情仍然是不能平静的。书中有这样的话：河北不幸，出了这样一件“新闻”；河北有幸，作孽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省厅级干部纷纷落马，固然是河北的耻辱；澄清迷雾迎来正义，又让善良淳朴的河北老百姓看到了希望。这是从一个不祥和到乾坤祥和的过程，是历史的必然。　　　　　
　　　　　　　　　　读者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遭遇”，书中披露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也是党内外正直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忧愤已久的。正因为正义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读者能欣慰地看到这个故事发生的转折，看到人民的胜利。　　　　　
　　　　　　　　　　河北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自古燕赵多义士，远古的不说，就近而言，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雁翎队、董存瑞……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谱写了河北的光荣历史。极少数党内败类的倒行逆施抹杀不了河北的光荣。马克思在评价欧洲某段历史时说：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出现了英雄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固然需要大量的经济建设方面的英雄模范，但同时为了保证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健康地发展，我们也需要郭光允这样坚强的“反腐战士”。　　　　　
　　　　


第一部引子

　　　　2003年8月9日下午，我在石家庄铁路宿舍楼的家里迷迷糊糊地躺着，我是服了药后躺在床上的。　　　　　
　　　　7年以前我走出劳教所后，长期处在养病状态。我虽刚过60岁，却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缠身，按照《红楼梦》中那个贾母自嘲性的说法，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个百无一用的“老废物”了，见天打针、吃药，什么也不想。高血压和糖尿病是终生性疾病，老伴贾玉阁天天监督着我吃药，我有时候还不耐烦。为此，老伴经常埋怨：“看新闻你天天不误点，让你吃药，你推三阻四的。别人想要你这条老命没有得逞，我看，迟早你自己把老命交代了！”每逢老伴这么埋怨，我要么就嘿嘿笑，要么就不吭声。心想：医书上有句老话“带病延年”，意思是说有病有灾的人，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时刻刻保持警觉，会认命服输，不会硬扛，这样下来，反而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也叫辩证法吧。但是这个道理我不能讲给老伴听，她会骂我“诡辩”。因为自从我心脏出了毛病以来，好几回半夜三更把她吓得够呛，我这个病犯了以后的状况实在是凶险：胸口憋得难以形容，我瞪着眼，又是抓头发又是挠脸的，想撑出一副英雄的模样从容赴死都不可能，心里掠过的却是可怕的冷静：郭光允啊，这回你要交代了吧！好在每次都靠急救药物化险为夷，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病房里窗明几净，昨夜犯病时绝望的感觉没有了，我让老伴拿来一面镜子，照照我的仪表，还行，不丑不俊，眉目活动自如，心中竟想起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唱词“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这时候，我会对着镜子笑一下，心里一片清净。　　　　　
　　　　我这样病病歪歪硬撑着，是想等待一件事情的到来。　　　　　
　　　　8月9日是星期六，午间新闻也没啥大事，自从年初的2月13日石家庄市直机关工委受省委、市委之托正式向我表示道歉以来，我和老伴就一直过着这种清静的、有规律的日子。只是我的规律有别于常人，我要坚持看完中央台午间新闻和凤凰卫视的节目，然后服药，延迟至下午两点多才开始午睡。我的孩子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规律，因此下午的几个小时内，一般没有人打扰我。　　　　　
　　　　上了年纪的人，睡觉就不太踏实，再加上在劳教所里养成的好习惯，哪怕睡得再酣也会保持着某种警觉，所以下午四点多电话铃响时，我能朦朦胧胧地听到老伴在接听，老伴声音很低，说了几句，就冲着卧室喊：“老郭，你快醒醒！大九（我的大儿子的小名）有事告诉你！”说完，把电话转到了卧室里的分机上。是我大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现在是某军事单位的师职干部，他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找我，一定是什么重要的事。　　　　　
　　　　“爸，中央处理程维高了！在新华网上公布了！决定还提到了你的名字！”儿子一反常态，几乎是在兴奋地吼叫。　　　　　
　　　　“啊，公布了？”此时我惟一感到有点诧异的，是儿子告诉我中央决定中“提到了你的名字”。　　　　　
　　　　“爸，我给你念一下中央决定的全文。”　　　　　
　　　　“快念快念。”我朝电话机边挪了挪，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态。　　　　　
　　　　老伴也进了卧室，一言不发地坐在我身边，并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待遇……”　　　　　
　　　　“经查：程维高……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儿子在那边逐字逐句地诵读着，但后面的话我却听不见了。我的心脏似乎绷紧了，眼睛有点酸酸的……　　　　　
　　　　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感官都与外界隔绝开来。我非但听不见，似乎还经历了一阵不知时间长短的失明。从儿子的嘴中吐出的“郭光允”三个字竟然显得十分陌生，恍若第一次听说。随后，我开始舒缓过来，只感到心脏像一只攥了很多年的拳头，正一点点放开，血液迅速地向身体的四面八方涌去，虽然我无数次地准备着迎接这个消息的到来。　　　　　
　　　　“爸，我念完了，”儿子说，“你等着看晚上的新闻联播吧。”　　　　　
　　　　我拿着电话筒的手纹丝不动。　　　　　
　　　　我抬头看看老伴。　　　　　
　　　　老伴看着我。　　　　　
　　　　老伴是个不善于控制情绪的人，她眼里噙着泪花，鼻孔也湿润了，不住地轻轻点头。　　　　　
　　　　“中央肯定你了，九死一生……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句话吗？”　　　　　
　　　　我默默无语，轻抚老伴的后背，老伴的泪流了下来，别过脸去。　　　　　
　　　　不到一分钟，我家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家共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市话，另外一部是铁路电话，铁路电话号码是5位数，是铁路内部的专线电话，熟人也可以通过铁路差转台打进来。这样，从下午直至半夜，家里的电话铃声是此起彼伏，响彻不绝。　　　　　
　　　　第一个电话是老伴的大学同学打来的，他正在上网，边挂在网上边拨通了我家的电话。　　　　　
　　　　他兴奋地大声嚷嚷：“老贾呀，这回总算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了！这十几年你们老两口的罪没有白受啊！你们还不好好庆祝庆祝？”　　　　　
　　　　老伴说：“我们老两口没啥好庆祝的，为了弄这个事，老郭身体也垮了，现在我的任务就是伺候他……他这人，舒心的日子过得不多，我要尽量让他多过一些舒心的日子。”　　　　　
　　　　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一天我们家的电话可能是全石家庄市最繁忙的电话，是不折不扣的“热线”，接了这个，又拿起那个（我老家蠡县大百尺村的电话拨了好几个小时都拨不进来）。一直到半夜12点都没有停过，亲朋好友和认识的人纷纷打进来，表示“庆祝”。　　　　　
　　　　说实在的，我和老伴不可能搞任何形式的“庆祝”——一是电话太多，甚至连囫囵饭都没吃上几口，二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庆祝，我们老两口甚至连过生日的习惯都没有。相反，倒是我的对手们为我搞过“庆祝会”——庆祝我的入狱，那是1995年11月，我被河北省公安厅以“诽谤省委主要领导”罪名抓进看守所后，时任河北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的李山林在一座星级宾馆以欢送女儿为名搞了一次热热闹闹的庆祝会，又是祝酒又是开舞会，以祝贺“敬爱的程维高同志”翦除了“害群之马”郭光允。如今，对立面倒了，李山林判了15年徒刑，中央又严正处置了程维高，但要我如法炮制搞什么“庆祝”，我也没那个条件和精力。如今的我，情绪稍有波动就有可能导致心室震颤，所以我们不搞“庆祝”，虽然我们老两口很高兴。　　　　　
　　　　然而，过于兴奋是谈不上的，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已经早有精神准备，4年前中央“三讲”巡视组的吉鸿杰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了　“请放心”　三个字之后，我就已经坚信这一天会到来。8年的抗争，16年的折腾，多少个日夜，我无不苦盼正义舒张的这一天到来，然而，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和老伴反而变得异常的平静。过了一些日子，北京的一位编辑同志给我捎来一本苏联肖霍洛夫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我觉得我跟书里的那个主人公有个相似的心境：漫长的折磨和苦痛之后，反而不再去想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大起大落之后，情绪波动反而极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