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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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气、霸气和奢气。”此言不虚，正省级们都不扩房，就他扩7间，还挖出日本人建的地道，请风水先生来看是吉是凶，还建了甲鱼池。　　　　　
　　　　程维高扩建私宅，大兴土木。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指示给资历最老的刘秉彦老省长扩了4间，刘坚决不要，程亲自批示开工；但刘秉彦是开国功臣啊。从这一点看程维高又是非常懂策略的，一边整刘秉彦的老秘书靳庆和，一边又稳住刘老，使他不至于说什么。因此，我在写检举信的时候写了此事，并且引用了工人们的议论。当时施工的是市建二公司。那些工人们背地里有不少讥评，说程书记挺懂养生之道的，在扩建花园时没忘记建一个颇为考究的王八池，以供他能随时吃到北方特有的野生黄腹大甲鱼。王八池竣工以后，省委书记心情颇好，亲自给工人们敬酒。然而工人们却不怎么领这个情，转身就把这件事捅出来了。　　　　　
　　　　程维高“关心”地指示有关部门给刘老扩建住宅，这能说明很尊敬刘老吗？　　　　　
　　　　非也！　　　　　
　　　　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程一边给刘老建房，一边大整靳庆和的“微妙”之处。　　　　　
　　　　


第二部走到黑（4）

　　　　前面提到过，当时河北流传着一封名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信，这封信让程维高感到非常恼火。他怀疑靳庆和是写检举信的后台。为什么呢？这封信披露了一个细节，说明了程维高和李真是如何“暗箱操作”河北省的两个大工程的。程维高和李真两个人在场的时候把靳庆和叫过去谈话，有两个大的工程项目立项了，程维高就想直接批给南京二建施工。这两个人也不避讳靳庆和，靳庆和不幸见证了这个丑恶场面。没过几天，《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明确提到这两个大工程的事，也提到李山林的事，当程维高知道这封信时，判定是靳庆和透露了三个人在一起谈话的内容，因此靳庆和该倒霉了。　　　　　
　　　　这封信散发得比较多，省里退休的老干部也都收到了，刘秉彦也收到了。刘秉彦反应很强烈，就批示程维高：你必须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做检讨！有没有这事你都得做检讨。有这事，你更得检讨；没这事就得“无则加勉”，引以为戒了。　　　　　
　　　　刘秉彦的批示让程维高非常恼火，但是他又制不了刘秉彦，就拿靳庆和开刀，并且他也认定消息是靳庆和传出去的，他相信他的亲信李真不会说，那一定是靳庆和说的。　　　　　
　　　　程维高就开始查处省建委的问题，派省委工作组进驻省建委，查的内容是：第一，靳庆和必须做检讨，为什么工程不招标？第二，工程质量不好，你靳庆和是怎样监督的？另外，那封匿名信也让靳庆和说清楚。1994年11月底进驻，进驻了1个多月，也没查出谁写的，靳庆和也不认账。被逼得无奈的靳庆和跑到刘秉彦那哭了一场。刘秉彦气愤地表态：如果程维高再不收敛，我老头子就要出面了。这句话似乎起了作用：春节前，程维高把省委工作组撤回去了。　　　　　
　　　　然而他并不善罢甘休，表面不查靳庆和的“工作失误”，突然斜刺投出一枪，揪住“住房超标”的事大做文章，果然把靳庆和搞得灰头土脸。　　　　　
　　　　1995年5月份，程维高处分靳庆和，理由是靳庆和住房超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召开专门会议，下达文件，在全省公布这一处理意见。程维高严厉指责靳庆和“住房超标”，实际靳庆和住房并不超标，靳庆和对自己要求极严，他共有3个孩子，他老婆从农村转来后，别人都劝他给他老婆找份工作，到时候还可以领份退休金，他说不，他就一个人养一大家子。　　　　　
　　　　靳庆和原是人大的干部，住在人大宿舍，他曾担任过邢台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后调到省建委工作，属于政府系统。人大的领导就跟靳庆和说让他搬出去，把他原来住的4间房子给让出来，让建委再给他安排房子。当时建委的房子还没完成主体呢，建都没建好。两个副主任管房子分配方案，跟靳庆和说他是正厅给分3＋2（副厅是3＋1）。这么一个分配方案靳庆和就是5间房。程维高找不到别的借口，就拿这么一个分配方案大做文章，说人家住房超标。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述一段这样的渊源，也是让读者了解，当时河北复杂的政治生活是如何造就了一些怪事和“无头案”的。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庞大的政法队伍对“匿名信”案有如此“深邃”但却又是怪诞的侦破思路。一个孤立无援的郭光允为什么被涂抹成“集团”背景，而真正的见不得阳光的权势利益集团，却横行燕赵大地，一度使这片英雄的土地妖孽丛生，蝇苟倡行，使河北蒙耻，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　　　　　
　　　　　　　　　　挨打与车祸　　　　　
　　　　1995年，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命运多舛的一年。　　　　　
　　　　3月18日中午，我骑自行车出去买东西，走到清真寺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我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人冲上来对着我的头部一阵暴打。一记巴掌打在我的耳朵上，嗡地一声，我一下听不见了。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揪打我的那个人，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冲上来又一掌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好远。我就赶快喊：“凭什么打人？”我退了几步，捂着已经出血的耳朵，手颤抖着指着那几个人：“你们是谁？为什么行凶？”　　　　　
　　　　当时是中午12点多了，那时下班的人很多，都围上来制止他们。有个居委会的干部斥责他们：“你们太不像话了！”这时，一个人从黑轿车里下来，摆着手势息事宁人地说打错了打错了。　　　　　
　　　　“打错了？”我气愤地质问：“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样行凶，还有没有王法？为什么专打我的颈椎？”　　　　　
　　　　车上下来的那个人不屑地哼了一声，拖长了声音：“我们打人一向都这么打。”　　　　　
　　　　另外一个行凶的小子还补了一句：“算你运气好，打人颈子，就是为了要你的小命！”　　　　　
　　　　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吗？我看这几个人幸灾乐祸的神情，直觉上判断根本不是他们声称的那样“打错了人”。我一下认出了先动手打人的那小子，他爹是我老伴单位上的职工。　　　　　
　　　　我指着那小子：“我认识你，今天的这事不能就这么拉倒！”　　　　　
　　　　现场太乱了，久留不宜，我压抑着愤怒的心情先离开了。　　　　　
　　　　第二天，我耳朵痛得不行。想起平白无故遭人殴打，越想越憋气。我找到打人的那家人的电话，我给他爹打电话说我耳朵痛得不行了，得给我看病，殊不知这个当爹的顶了我一句：“谁叫你那么倒霉呀？我这儿子受了别人欺负，想找个出气的，找来找去找见了你，不打你打谁呀？”这句话噎得我够呛。不一会儿，打人的人也给我来了电话，声称他已报了案。我们是归新华路派出所管，结果他托了公安系统的熟人关系，那熟人领着他到另外一个派出所报的案。　　　　　
　　　　恶人先告状！打人的人居然这么无法无天！　　　　　
　　　　我没办法，我挨了整，身体又不好，那种处境我报案也没用。我再去找派出所，派出所可能还说是我不对呢。只好暂时忍了。　　　　　
　　　　但是，我做了下一步的准备。我去找了法警，法医做了鉴定，说我这是轻伤，可以判对方3年，让我起诉。　　　　　
　　　　但当时我没有能力起诉。　　　　　
　　　　


第二部走到黑（5）

　　　　后来有一个交警无意之中泄露了天机，交警对别人说：你知道上次谁打的郭光允吗？就是李山林一伙的！一个交警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呢？我也不知道。　　　　　
　　　　我挨打的事过了几个月，紧接着又出了一个车祸事件。　　　　　
　　　　7月13日，河北普降大雨。对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的人们来说，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倾盆大雨了。　　　　　
　　　　那天我有事到我弟弟家里去。8点多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下到9点多。我从兄弟家里出来骑着自行车一直往东行驶，这段路的路面是中间高，两边低，雨下得特别大，路边都是积水，我就骑车走在路中间。刚驶过市政府，突然听到后面特别大的响声，我知道后面有车，我就立刻往边上躲。只觉得浑身一震，轰然一声，这一下就人事不省了，那辆急驶而来的面包车一下子把我往前撞十几米，车前面的玻璃全都震碎了！用这么大的劲，是把我往死里撞啊！我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听说是车上下来了人，想把我弄醒（据他们声称是给我“做了人工呼吸”），但是我仍然昏迷不醒，他们就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省二院。　　　　　
　　　　省二院抢救我抢救了一个月，医院给出的结论是：严重脑震荡，肾脏受伤，头皮撞碎，脊背严重挫伤。让我出院后观察一个月，再进行复查。　　　　　
　　　　说起这事，也是一波三折。撞我的司机先跑了，藏起来找不到人，我兄弟千方百计找司机评理，可是对方单位领导说，司机怕了，已经找地方躲起来了。　　　　　
　　　　后来那司机不知为什么又想明白了，又露面了，第二天才跑到新华区交通中队报案，说我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那么，车祸究竟是不是我的责任呢？我们且来看现场，仅举三条就可以判断是谁的责任。　　　　　
　　　　出车祸的那条路是一条小路，只有中间一条白线，叫混合道路，有个规定，在混合道路上行车必须躲障碍。路面两边低中间高，水在两边流，我那天在路中间骑车，是躲水躲障碍，是正常行驶。后面再来车，我是他们的障碍，他们应该躲过我或者按喇叭让我躲开。他没绕障碍，风驰电掣般朝我撞来！那辆面包车车速极快。下雨天规定车速在20公里内，而那辆车猛地冲上来把我撞“飞”了，车玻璃全部震碎，那该是多快的速度啊！别说20码了，80码也有了。还有最关键的一条，“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发生事故后，当事人（指司机）必须及时报案，否则全部责任由司机承担。而这个司机躲了整整一夜！根据这三条他应负100﹪的责任。　　　　　
　　　　正可谓“霜雪偏打离乱人”，几个月后，当我被诬以“诽谤省委主要领导”的罪名被羁押在劳教所时，那个曾处理过车祸事故的姓唐的交警戴着大墨镜来到劳教所，要我在一份材料上签字。我一看，肺都快气炸了！是一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大意是：1995年7月13日车祸事件，主要责任应由我承担，判决由我赔偿对方汽车修理费。　　　　　
　　　　我这才第一次见到处理我事故的交警。　　　　　
　　　　我问他：“你又没问过我，你是凭什么判的？”　　　　　
　　　　那位交警傲慢地说：“我去了现场，问过司机，该你负主要责任。”　　　　　
　　　　我一听就火了：“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看程维高打击报复我，我现在好像是软了，怕了，你在这个时候让我给你签字，门儿都没有！这事终究是要搞清楚的。”那天正巧我老伴在场，她劝告那位盛气凌人的交警：“你们不要趁人之危，不要只看今天有一些坏人得势，也就跟着起哄。小伙子，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助纣为虐，将来我们老郭会平反的！”　　　　　
　　　　见我拒绝签字，那位交警也没办法只好走了。接着事故的对方在法院起诉了我，我被撞得重伤，差点送命，司机反而振振有词地指控我“违章”！　　　　　
　　　　新华区法院的态度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开始一位法官态度很好，明确说：车祸司机第二天才报案，就冲这一点，孰是孰非，该怎么判，法官是有把握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到后来真正处理这一事件时，那位曾经对我表示同情的法官再不坚持正义了，判决由我赔偿对方修车费2000多元。　　　　　
　　　　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许多悬疑都没有得到解答。然而，那份颠倒黑白的“判决”，连新华区检察院都看不下去，一直抗诉到今天。　　　　　
　　　　几个月内，“巧合”地发生挨打和车祸两件事，而且两次都直对着我的“命门”来，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　　　　　
　　　　鲁迅写过类似的话：周围的一切压迫着我让我不能呼吸。　　　　　
　　　　1995年的那几个月，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第二部走到黑（6）

　　　　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那几张脸：那殴打我的一群人狞笑着的脸，李山林紫黑色的被欲望支配着的亢奋的脸，市纪委书记见到我递检举信时惊恐万状的脸……这些脸搅得我心烦意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在想，这张让我窒息的“网”是不是我碰壁太多以后主观想像出来的？是不是我太偏激了，以至于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不知为什么，此时的我想起了父亲给我的“遗训”。　　　　　
　　　　那还是困难时期的事，我们全家都出门讨饭去了，父亲已经断炊数日，躺在炕上等着饿死。　　　　　
　　　　幸亏我从保定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用积攒下来的一点粮票买回棒子面救了父亲一命。缓过气的父亲苦笑着拿出一张写着“忍为高”的字幅，说：孩子，爹还以为这回扛不过去了，把遗嘱都给你准备好了。　　　　　
　　　　然而我今后几十年的经历，表明我并没有完完全全遵从他老人家的“遗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忍”字的含义。这个“忍”，如果是指在面临艰难困苦时，生理上、意志上的“忍耐”，这一点我相信我是继承了父亲的禀性的。冻、饿、劳累、病痛，这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眷顾，吃苦耐劳对我的磨炼，这些都教会了我面对各种生活难题的“忍”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感谢父亲对我的教益的。　　　　　
　　　　然而，受过几年蒙童教育的父亲所书写的“忍”，毕竟是在沉重悲惨命运压迫下总结出的一种放弃抗争、期望灾祸自然化解的自保之道。用毕生的血泪写就的“忍”，只不过是一种心酸的人生总结、一种无奈的告白、一种穷人的节操、一种看不到希望时的自我勉励罢了。这种“忍”，在我看来既救不了社会，又救不了他自己。如果我照着他的训示去办，我郭光允就不成其为今天的郭光允，也许，我会平平静静地养家度日，仕途平稳，随波逐流……　　　　　
　　　　正如人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所选择的路决不是一条收敛锋芒的、求自保的“忍为高”之路。多年以后，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父亲所写的“忍为高”条幅，会不会是一句“谶语”？“为高”，“维高”也。而且在江苏方言中，“忍”和“程”的音也很相近，程维高又是江苏人！莫非冥冥之中，会有一种感应，能预示我在20世纪90年代会同一名叫“维高”的大官交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该相信这一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斗争的第二阶段，我选择了义无反顾。　　　　　
　　　　只有揭发程维高，才能揭开这鬼魅横行的谜底。　　　　　
　　　　只有揭发程维高，从河北省到石家庄建委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才能得到最根本的澄清。　　　　　
　　　　只有揭发程维高，才能给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一记当头棒喝。　　　　　
　　　　这封给我带来牢狱之灾的信是我在养伤的情况下写成的，然而匿名揭发信的腹稿则早在几个月前就形成了。　　　　　
　　　　我写这封信是经过了前前后后的反复考虑的，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最初直接写信给程维高劝诫他不要重用李山林时，我其实已经心里有数：省委书记和李山林及南京二建的关系绝不简单。那封信里，我斟词酌句，意图上还是想极力避免激怒他本人，以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