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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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直接写信给程维高劝诫他不要重用李山林时，我其实已经心里有数：省委书记和李山林及南京二建的关系绝不简单。那封信里，我斟词酌句，意图上还是想极力避免激怒他本人，以免给我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尽力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遣词造句上费了不少心思。当时的心态就是如履薄冰的：又怕捋虎须，又想让程维高这只“虎”有所感悟。然而事实证明那封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虽不能把之后的“挨打”与“车祸”简单地与这封劝诫信联系在一起，但事态发展的内在逻辑，说明“挨打”“车祸”与上书是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的。
一个善良的机关小干部的人生逻辑同腐败分子的强势逻辑势必是水火不相容的。
两次重创，确确实实敲醒了我，这种斗争，是来不得半点“婉转”和含蓄的。
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所有的“古怪”和不正常的现象，根子和关键在程维高那里。在住院的那个月里，我开始认真考虑直接检举程维高，得让中央知道河北的真实情况。
出院之后的8月17日，我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程维高、李山林是搞乱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这篇检举材料。
这个标题在当时的形势下看，还是充满了火药味的。就连老伴看了以后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皱着眉头认为不妥，可是，她也想不出更合适的标题来（因为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只说了一句“先这样吧”——以后河北省某些人磨磨蹭蹭地给我“平反”时，也吞吞吐吐地指责这个标题“过头”、“过火”，是“造成矛盾激化”的原因，为这个细节，我和老伴还同有关部门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引经据典，为这句“过头话”进行了不少“辩解”。
现在看来，这个题目不但不过火，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我不会事后诸葛亮式地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我当时的犹疑态度并采取匿名方式，就是因为这个题目是一针见血的，是尖锐的，所以直至我们老两口在漫长的平反过程中为这个题目费了不少口舌来解释，都证明当时廓清是非曲直的艰难程度。
这封揭发信，没有写程维高有经济问题，只是说他是“罪魁祸首”，有一种想“拼”的义愤感。
第二部走到黑（7）
尽管有“豁出去”的心理，但是我没有想过要“扳倒”程维高，力量太悬殊了！
程维高握有大权，握有重权，我这种小人物，在权力层面上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怎么能“扳倒”省委书记呢？所以我说他工作必须改进，没敢说他有别的问题。
信写好了，并且决定采取“匿名”方式，就必须找一个稳妥可靠的地方去打印。
想来想去，选择了老伴单位的宣传室，天黑的时候开始打印，我和老伴及我二儿子一起打字，1995年电脑打印还不普及，打字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印更是费事，弄得满头大汗才打出几张纸来，11点钟铁路局机关就要关大门了，必须赶在这之前把信打印出来，还好，尽管手忙脚乱，还是顺利地打印好了几份信。
信是寄给中纪委等部门的，然而我还是决定寄一封给省里的有关部门。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我觉得河北省也应该知道河北建筑市场是非常混乱的，有人利用职权非法搞工程，浪费了国家资产，侵吞了人民的血汗钱，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给党的威望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是应该省里管的问题。所以我寄给了省检察院的领导，让他们看到省建筑市场的混乱情况，提醒他们应该抓一抓建筑市场领域的经济犯罪。也希望省检察院能把这个问题报上去，人家比我有力量啊！就是这个目的。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我在打印信的空白抬头处用笔添上了几个字，这个疏忽造成了以后的祸从天降。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朋友，老实告诉他我要寄检举信，至于检举谁，我只字未吐露。请他给我几个信封，我的朋友很痛快地给了我。
我远房亲戚的女儿正在我家做客，这女孩子认认真真地帮我写了几个信封，天真无邪的女孩只知道“郭伯伯要揭发坏人”，乐得从命，万没想到会在以后的大清查中受到不少惊吓，让我为此抱愧多年。
这一天，我找了个邮筒把信一股脑儿全塞进去了。
那天是个大晴天，寄完信我站在路边摩挲着手，脸上带着笑意。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竟感到无比的轻松。
老伴在家里等我，听说我这么快把信寄出去了，她挺担心：“你那么性急干吗？谁叫你寄到省里的？”
我笑眯眯地看着老伴：老伴啊，也许你永远是对的，可这件事我偏要“自作主张”。
程维高：“谁反对我，我就整谁！”
这一天，我接到电话，说省纪委的同志有事找我，就在家里等着我呢。
时隔匿名信发出仅十来天，这么快就有反应了？
“老郭啊！你可回来了！”在家等我的是省纪委的高主任，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又摇又晃，用热切的眼神看着我，“老郭啊，我这回来是来给你道喜的！”
“道喜”？何“喜”之有？我疑惑地看着高主任。
高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在我身边，离得很紧，一只拳头敲着自己的腿，兴奋不已的样子。
“我告诉你老郭，李山林这个家伙这回要倒大霉了！”他兴奋的脸上夹杂着气愤的神色，“这小子坏透了，瞒着上级领导干了不少坏事，揭发他的人民来信那是铺天盖地呀，啧啧！这回，上级领导是下了大决心彻底查处这个坏家伙！今天，领导专门派我来听取你的意见的！”
“噢！是吗？”我挺高兴，“要查李山林，太好了！”
高主任点点头，又凑近我，放低了声音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在李山林这件事上受了不少委屈，我本人也非常同情你。李山林欺下瞒上，得逞一时，有的领导也受了他的蒙蔽，没有及时给你支持。不过这一次你放心，这小子总算折腾到头了！你也终于可以出一口气了！”
“高主任，咱可不能这么说，”我更正道，“我揭发李山林可不是出于个人意气……”
“对对对！”高主任拼命点头，“这我懂，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嘛！——这回呀，你要勇敢地站出来，毫无保留地把你知道的、听说的李山林干的坏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给组织上查处他提供有力的证据，千万别让这小子再蒙混过关了！”
高主任的神态是诚恳的，口气是语重心长的。
组织上下定决心要查处李山林，我当然很高兴，可是我一看表，不成，我还有事，已经跟别人约好了的，不去不行啊。于是我解释说：“高主任，你看今天我还有事，我今天只能简单地给你介绍一下情况，反正关于李山林的情况，我也写过不少材料……”
高主任关切地问：“那些材料还在吗？”
我说：“关于李山林的材料，我投递了不少，省纪委、市纪委肯定有，你们查一查准能找到。”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回头我好好查查……”
那一天，我匆匆忙忙地介绍了一些情况，高主任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做记录。
我的感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建委矛盾的是非曲直终于见天日了，8年没有人理我，现在终于有人理我了！省里派人如此郑重其事地听取我的意见，我的心情当然是愉快的。
过了两三天，高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老郭呀，那天因为时间紧，咱还没讲完不是吗？你上回提供的材料太重要了，已经引起了省里的高度重视，今天晚上，省纪委的几个同志要专门到你家来听取你的反映，今晚，你无论如何也要在家等我们。”
“欢迎你们来。”我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说。
自从李山林变本加厉地整我以来，我这个家变得“门庭冷落车马稀”。挨打、车祸、住院，一系列的灾祸接踵而来，家里更是变得冷冷清清的。省纪委以靳处长为首的一大帮子人呼啦啦地拥进我这个不宽敞的家，弄得我和我老伴真有几分措手不及，忙着沏茶、递烟、搬凳子，最后发现来的人太多了，连凳子沙发都不够，我老伴自己找了一把塑料椅子，坐在客厅的一角，也算是参与旁听吧。
靳处长清了清嗓子，说：“李山林的问题相当严重，省纪委下决心揭开石家庄建委的盖子，决定立案对李山林一伙人的问题一查到底！郭光允同志，你是建委的老同志了，对李山林的问题的底细、内幕，应该说有充分的了解。你有责任和义务配合省纪委，把你所知道的问题详细地说一遍，越详细越好，希望你毫无遗漏、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反映这一情况。”靳处长把“越详细越好”几个字说得很重。
我郑重地点点头，边理清思路边讲。
从李山林任意减免城建配套费，到不经招标发放工程（尤其是勾结南京二建的许多事实），从打击、迫害建委老同志的卑劣手段，到他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
我还讲到检举腐败碰壁的遭遇，提到对我的非法“审查”，讲到激愤之处，声音都有些发抖。
虽然屋里坐满了人，但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的朗朗说话的声音和省纪委同志偶尔问一两个小问题的插话，以及记录时的沙沙声。
讲着讲着，我发现有一点不对劲之处，总有个微弱的声音干扰我。什么声音呢？我开始也没理会，继续讲我的。但那声音老是不停顿，怎么回事呢？我有点心烦，寻声望去，只见贾玉阁在角落里不安地扭动着身子。我不满地悄悄瞪她一眼，继续讲我的。
第二部走到黑（8）
当我给客人们续水的当间，我又瞥了老伴一眼，我发现她脸上微妙的变化，我太熟悉我老伴了，只要她心里有什么不安，她会用一种含蓄的表情来暗示我：眼皮下垂，紧闭双唇，可是她今天除了不安的表情之外，还令人难以察觉地做着摇手的动作！动作虽然极其轻微，但我还是心一阵下沉。
我脑门子“轰”的一声：怎么回事？难道今天的谈话有“鬼”？
老伴的暗示让我心烦意乱，但我竭力保持着神色平常，回到座位上继续陈述问题。
我怀疑老伴有点过于敏感。
……
果然，客人一走，老伴便开口道：“咱们要当心了，今天的谈话不对劲，我怀疑有鬼。”
我仍不太相信：“是你太敏感了吧？人家可是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的，组织还会欺骗我一个普通干部？”
老伴摇头：“老郭啊，我看你是太天真了。”
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不高兴：“我知道你当过党委书记，懂政工那一套，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怀疑缺乏说服力！”
“我有这种预感，靠的不是党委书记的直觉，而是女性的直觉！”
老伴坚持她的观点，她直率地讲出她怀疑的根据：
一、既然是登门听取意见，为什么害怕她旁听？为什么要嫌她“碍事”（她已察觉出来人的这种敌意）？
二、 问话的方向值得琢磨，虽看上去不经意，但实际上是有意朝着匿名信揭发的问题上引，靳处长的“越详细越好”，就是这个用意。
三、 客人们在听到“关键”之处时，频频使眼色，神情绝对不像是正常了解情况，而是有个“调子”在里面的。
听了老伴的分析，我虽然也有点心里打鼓，但为了宽慰她（也为了让自己宽心），我故作轻松地哈哈一笑说：没事没事，肯定是你过于紧张，我不相信堂堂的省纪委会用欺骗手段来“套”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
然而当天晚上，我还是有点情绪烦躁：打开电视，“河北新闻”中出现那张几千万人熟悉的脸，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的省委书记程维高，依旧显得那样雍容大度，神采飞扬，播音员用欢快和振奋的声调说：“程维高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在谈到河北的经济形势时他说……”
啪！我关掉了电视机，突然无力地颓坐在床沿上。
我脑子里在急促地过着“电影”：打印匿名信，借别的单位的信封装信以遮人耳目，书写信封，寄信，毁掉底稿……在人民共和国的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对现状充满忧患之情的普通党员采取这种特殊的手段反映问题，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无奈吗？
他，程维高，衣着光鲜、气宇轩昂地端坐在台上，是人民的父母官、河北政治生活的头号“明星”人物。我，郭光允，一个小人物，浑身病痛地缩在寒酸的家里，纵有千般委屈、万般衷肠却长期无人理会，只有在暗中祈求公平。
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以这种方式跟万众景仰的省委书记发生联系，直率一点说，我的小命是攥在他手里的，我的“轻举妄动”，如果真的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他会如何处置？是付之一笑不予理会呢，还是有所触动有所收敛？是打击排挤呢，还是任由我这个小人物“自生自灭”？
我不敢往下想。
我不知道，从高主任找我“促膝谈心”的那一天起，一张无形的网已经在我周围张开了。
我也不可能知道：程维高在省委会议上，公开声言：谁反对我，我就整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9·26”专案组。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前面就放着我的那份匿名信和那封题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公开信。
“你现在后悔了吧？不敢签字了吧？”
一走进省纪委办公室，我就发现气氛不对。
昨晚在我家里还客客气气、一脸真诚的几个人，现在变成了一副嘲弄的神色打量着我。
靳处长一副满足的表情，他翻阅着一摞打印稿，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昨天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了，你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出入的话，就请你在上面签个字。”
第二部走到黑（9）
我环视一下室内的几个人，他们的面孔让我觉得那样陌生。这是怎么啦？昨天晚上在我家里的时候，他们还显得那么友好，那么热切，现在怎么个个变得态度那么生硬？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还是被人算计了。
“如果没有出入的话就签字” ，这明明是预审员对被询问者的口气呀！
我心里好像有个东西砰然碎裂了。
我涨红了脸，说：“我现在没时间看，我……还得办别的事……”我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几个人一下子朝我挤了过来。
“哎哎，老郭，别走嘛。”
显然，我是走不了的。我吸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吧，我看一看。”
……
“看完了吗？”是拖长了调子的充满嘲讽意味的声音。
我小声地说：“看完了。”
记录很简单，我看得很快。
“跟你昨天说的有出入吗？”
“没什么出入，是我说的话。”
“那就请在这里签个字吧。”靳处长用他那粗短的手指点了点谈话记录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