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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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蛀虫’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我更没有散布出去给人看！”　　　　
　　　　　　　“得，你其他的不用说了！招了就好，你先下去吃饭吧。”审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白警官很高兴。　　　　
　　　　　　　我除了承认写了检举信外，别的什么都没供出来，也坚决不承认《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在这次提审我之前，专案组怕我跟朱啸畴拼命，怕闹出什么事来，于是他做出一个姿态，又上演了一场戏，让我感到好气又好笑——纪科长跑到牢房门口，对朱啸畴发起火来：“朱啸畴，你一个犯人竟然还敢吵架！你给我当心点！”骂完后，转身就走。　整个226牢房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纪科长的背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约有20分钟纪科长又折回来让特警打开我住的牢门，进门就大吼一声：“郭光允！”　　　　
　　　　　　　我一愣，随即起身应道：“干什么？”　　　　
　　　　　　　这时候朱啸畴开始不声不响地收拾洗漱用具——其实这些都是事前定好的。　　　　
　　　　　　　我走过去问纪科长：“你叫我？什么事啊？”　　　　
　　　　　　　“哦，没事没事……”他的反应让我越来越糊涂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然后，他又冲着朱啸畴一顿臭骂：“在这坐牢还敢吵架！让你待在这个屋倒是让你来享福的了！经所里专门研究决定让你换号去反醒。”　　　　
　　　　　　　他又转过头来指着另一个叫小李的人对我说：“朱啸畴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待在这里还不老实，还跟他吵架！”　　　　
　　　　　　　“纪科长，据我所知，他们俩没有吵架啊。”不知内情的我还给朱啸畴辩护呢。　　　　
　　　　　　　“他们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吵的，有人告诉了我。”　　　　
　　　　　　　“他们就争了几句，其实没吵。”我还是很认真地帮朱啸畴“澄清事实”。　　　　
　　　　　　　朱啸畴终于被纪科长带走了，到了哪个号我不知道。但过了一会儿纪科长又返回到我的牢房，大声讲：“我给朱啸畴戴上了手铐，也戴上了脚镣，再让他不遵守监规？”　　　　
　　　　　　　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我始终没搞清楚纪科长怎么气成这样。　　　　
　　　　　　　而朱啸畴不愧是一个表演天才，离开我的牢房时，当着我的面他还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1996年年底我保外就医以后，还留心又调查了这个朱啸畴一下，结果是：这个人的一切都是假的，他根本就不认识刘善祥书记，也没有什么亲戚是大官，当时纪科长宣称给他戴手铐脚镣更是掩人耳目的小把戏了！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朱啸畴的，因为我以前不认识刘善祥书记，光知道他的官声很好，但是就一直没想起来请他给解决问题。这下可好，多亏朱啸畴“提醒”了我，我可以去找刘书记申诉啊！　　　　
　　　　　　　一个哲人说过，世界上的事情，今日之为恶果，他日或许可能成为善因。有了亲身经历后再细细体会此言的真谛内涵，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警察们发现用“卧底”的效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便接着想办法。　　　　
　　　　　　　过了几天，他们又派来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干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人的态度倒是很好，一来就给我读一些政策、文件，然后笑眯眯地说：“郭光允同志啊，你这个思想老转不过弯，组织上也替你着急啊。你被人当了枪使，沦落到这种境地，可那些背后指使的人呢，现在一个个装聋作哑，都不吭声了。你一门心思保别人，可人家呢？唉……”他意味深长地摇着白发苍苍的头，叹着气百感交集地看着我，“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相信组织啊……”　　　　
　　　　　　　我在琢磨他的身份，甚至疑心他是省里或公安部派来的犯罪心理专家，专门来从我嘴里掏实话的。我想，他们肯定是私下里讨论过这些事情，认为我“吃软不吃硬”，所以就改变了对我的询问方式。　　　　
　　　　　　　“交代了，5天以内马上放你走！交代了吧，别拧着劲儿了。”省纪委的一个干部也这样敦促我。　　　　
　　　　　　　然而我此刻已经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嘴巴紧闭，没有再轻易上当，双方就这么一直僵持着，谁也不轻易让步。　　　　
　　　　　　　我反复强调说的主要是揭发李山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事实。我只要一开口，他们就不让我说。我问，为什么不让说他？为什么你们不去查他？然而我喋喋不休地讲李山林时，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到后来干脆不理我了。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我开始闹病了，持续高烧不退。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看守所伙食太差，午饭和晚饭时喝的汤与刷锅水没什么区别，上面漂浮着几片菜叶，汤碗底下有那么几根菜帮子——菜帮子是苦的，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洗得不干净，甚至本身就是腐烂的。不过这菜即使苦也要吃啊，不然怎么活呢？反正在这里容易上火，苦的东西可以清火呢，我自嘲地想。此外，看守所经常给我们吃一种棒子面饼——我那脆弱的胃绝对受不了，我只好在吃馒头时省一点儿，留一点到吃棒子面饼时吃这冷馒头。　　　　
　　　　　　　二是那阵子流感肆虐，我虚弱的身体抵抗力很差，很快就得了流感，从此病得一塌糊涂。我这次前前后后大概病了20天，往往一烧就是38度以上，并且是断断续续地发烧——饥饿、发烧，似乎我又回到早年苦难的生活中去了。　　　　
　　　　　　　我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我相信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但是眼前这种贪官污吏横行的现状让我脑子里充满了疑问和迷惑，实在无法保持乐观的心态。　　　　
　　　　　　　躺在冰凉的床板上，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个社会腐败问题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　　　　
　　　　　　　我生病期间那个老干部也不断地跑来问我话，要我交代，我则继续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避实就虚地与他们周旋。看我一直不肯讲“重点、要害”的东西，他们也急了，认为我“不吃软也不吃硬”，便开始想其他办法，重新开始用强硬手段了。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提审我的时候，看守都用一种拉长的声音叫道：“郭——光——允——226房间！”后来有一次，我突然听到看守也这么叫朱啸畴，我当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开始幻听了？我想那个时候我的神经脆弱到极点了吧？　　　　
　　　　　　　我还发着高烧，病得很严重，而且那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没什么药，只有APC，我要求给我治病，要求给我输液但被拒绝了。我一度认为大去之期不远了，生病的时候曾迷迷糊糊地对同屋的小李说：“你出去以后，麻烦你找到我家，告诉他们我是病死的，不然他们会怀疑我是被打死的，告诉他们我没有挨打……”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此时我心里很矛盾，不想让老伴和孩子们在这个无底泥潭里陷得更深。我要给他们考虑考虑啊！我的孩子都很争气，应该趁年轻时多为国家做贡献，接我的班，把精力全耗在这个上面太不值得了。我把这个当作临终遗言。　　　　
　　　　　　“在程书记的正确领导下，河北建筑市场数一数二的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的提审越来越频繁，每天两次，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同一句话：“交代吧！”当时我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他们中午换班吃饭，就是不让我吃饭！这样的折磨我的病体怎么受得了！人在快病死的时候有求生的欲望，专案组对我说，只要我交待了，可以放我出去，我抱有幻想，想出牢笼，再加上那个政治特务的表演，使我受很大刺激，我决定承认“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省里得知我交代匿名信的事，很是高兴。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5）

　　　　　那一天，所里的看守赶紧让人给我理发、刮胡子，告诉我下午有省里的人来提审我。　　　　
　　　　　　　这回来的是省纪委一位副厅级干部（我们姑且叫他×副厅长），他提审了我5个小时，主要是让我交代反程维高书记集团的同伙——其实哪里有什么“反程维高集团”啊！　　　　
　　　　　　　“郭光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转移到这里来吗？我告诉你，因为省里现在要抓一抓政治纪律。据我们所知你了解的情况最多，因此，先把你弄到这，你也要予以理解、配合。”他看了一眼被他说得发懵的我，接着说，“你交代了问题，把事情讲清楚，就没有你的事了。我这话可是代表组织说的，希望你明智地对待这件事。”　　　　
　　　　　　　“×厅长，我跟白警官他们早就说过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反程集团’。即使有，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也参加不进去啊，你说是不是？”　　　　
　　　　　　　“哎，我说郭光允，你这个人的态度成问题啊！”副厅长脸色一下沉下来了，“要不要我给你点出名字来呀？我问你，刘善祥是怎么布置的，刘秉彦是怎么搞幕后策划的？你是他什么人？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在上面都拉了谁当靠山？……”他还点着省里其他领导的名让我一个一个地交代，我和他们的关系，他们给我说过什么。当然靳庆和及张玉柱他是不会放过的，反复让我交代他们俩的事。另外，他还诈我说，“大蛀虫”那封信我们分析不是你干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这封信是谁指使干的你清楚，都是谁参加了你也清楚，在什么地方打印的你也清楚，在哪儿寄的你也清楚，你一定要争取主动，要揭发这些人！　　　　
　　　　　　　我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这完全是主观臆测嘛，你所说的那些事，根本不是事实……”　　　　
　　　　　　　…………　　　　
　　　　　　　“我们做出这样的分析，是有根据的。”这位副厅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讥讽地看着我，“你以为你动机就是那么高尚？你反程书记真的那么动机单纯？”　　　　
　　　　　　　经过5个多小时的漫长提审，我被弄得精疲力竭。副厅长同志也挺辛苦，光茶水就喝了几大杯。　　　　
　　　　　　　我没有给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答案，他临走时指着我甩下一句：“好，不交代，老郭你不交代了——老郭，你学刘胡兰哪？没事没事，等人证物证都齐了，你想交代也迟了！”说罢撞上门披着大风衣走了。　　　　
　　　　　　　他是下午去的，一直把我提审到晚上过了正常的饭点（大概7点钟吧）之后。我之所以强调“正常的饭点”，是因为看守所里吃晚饭也很早，一般都是4点半的时候吃晚饭，到了晚上8点就开始“坐监狱”。　　　　
　　　　　　　“坐监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让你坐着，不让乱动弹，然后由管教人员对关押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可能体会不到那种痛苦的滋味，往往坐到最后，屁股和腿根本就受不了。此外，每天晚上值班的都要来房间“查卯”，一个一个点，看人少没少。查完后才可以铺被子睡觉。　　　　
　　　　　　　1996年1月，在判我劳教（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呢）之前，省纪委的领导又提审了我一次。　　　　
　　　　　　　“抓我到底是根据什么罪名？”我真希望组织上能正面回答我。　　　　
　　　　　　　“郭光允，我老实跟你说吧，你什么罪也没有！只要你把反程书记集团的同伙说出来，你就没事了！”他看了我一眼，脸上突然出现一种不理解的表情，“你为什么老抱怨我们河北的建筑市场混乱？你自己家里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老是把河北的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我的工作是管理建筑市场，河北建筑市场问题严重我是清楚的！我吃国家的饭，给国家办事，我揭发这个问题没有错！”我不会屈服。　　　　
　　　　　　　“我就不同意你的看法，你就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你去咱石家庄的大街小巷问问，老百姓都说我们河北的建筑市场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在我们程书记的正确领导之下，我们的建筑市场好得很！”　　　　
　　　　　　　他的话让我顿时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冷——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竟然可以这样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竟可以这样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激愤之余，我经常试着去从他们这些人的角度去想问题：谁都想过好日子，想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不能不择手段。在一个宪法规定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们的官员不能用马基雅维利宣扬的那一套来获取权力，牟取私利。我想，这个就是我跟他们无法调和的地方吧。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句话既可以体现一种为人处世的胸怀，但是不注意“小节”往往也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的官员迈向深渊的第一步。他们或者是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小节”，或者是甚至不愿考虑到底什么是“小节”，然后带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开始收受第一条香烟、第一个红包直至第一个一百万、第一个一千万，从此走上犯罪道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刘备白帝城托孤时道出的名言，看似朴实无华，实际却包含了极为深刻的人生道理！　　　　
　　　　　　　这次提审后的第三个月即1996年4月，全国建筑市场的混乱形势到了中央不能容忍的程度，很多县长、市长、省长都公然把工程直接批给包工头做，不认真招投标，破坏公平竞争原则，搞乱了建筑市场。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6）

　　　　针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当时的国务院提出整顿全国建筑市场，并在石家庄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做了书面发言，指出各级领导对建筑市场混乱应负有主要责任。　　　　
　　　　　　　更让我气愤的是，会上程维高还做了这样的发言：“现在石家庄正刮着阴风，有人到处散布我有经济问题，说南京二建在石家庄承揽大批建设项目和我有关系，我拿了大量回扣。实际上，我不仅没有为南京二建说过话，也没有为任何一家建筑施工单位说过话。这个谣言在石家庄传播很广，纯属无中生有，造谣诬陷。有的人是想搞地方保护主义，竞争不过人家，就造谣想把人家挤走……”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个外国笑话：一个小学生对另一个小学生说：“我妈妈真是一个爱吹牛的人，我踢足球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块玻璃，她就说我将来能成为新球王！”“我妈妈也是真会吹牛呢，我昨天揍了比尔一顿，他就说我将来会成为拳王！”另一个小学生笑着说。这时候在旁边听他们俩说话的一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学生说：“我妈妈就别提了，我不过撒谎说我历史考了满分，她就叫着说我一定能当上美国总统！……”　　　　
　　　　　　　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过广大的党员干部：“我们是要当官，还是要做事？我看还是应该要做一点事出来。”　　　　
　　　　　　　可惜，这么平实却又内涵深刻的话，早已被很多干部抛到了脑后。　　　　
　　　　　　　查不出我的政治问题，他们又开始查我的“经济问题”，问我有没有给省建委行过贿，我说：“我绝对不会行贿，也不会受贿，你查就是了。”　　　　
　　　　　　　“那好，我现在接着上次的问题向你核实核实。”这位副厅长清了清嗓子，“上次的问题，靳庆和（曾任省建委主任）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他们按照程维高的指示反反复复地问我靳庆和的情况。因为怕不慎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