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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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劳教所的第一天晚上,还没有被子盖,冻得直哆嗦。有个好心的狱友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床被子给我,否则我在大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就要给冻坏了。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是一合眼就梦见自己穿着汗衫短裤被人追赶着在雪地里跑,接着就是被冻醒。那个晚上我觉得身体里的血都快要结冰了。
第二天我找到了昨夜挨冻的大概原因:一是因为供暖条件不好,暖气片总是冰凉的;二是因为房间的窗户有几块玻璃都碎了,也没人来修补,寒风就那么肆无忌惮地一股股闯进屋子里,撕扯着一切;三是因为房间的水泥地面潮气很重,特别的阴冷,穿着棉裤坐在地上都会觉得冷。在睡觉的时候,一股阴森的潮气似乎会穿过我睡的床板,一股一股地往我身体里钻!
第二部罪与罚(2)
这样我在劳教所住了1个多月以后,双腿开始隐隐作痛,这种痛特别让人难受,一发作起来,就仿佛有人用一把刀狠狠地扎开腿骨,一下剔出里面的骨髓似的,苦不堪言。从此,我的腿就落下了这么一个后遗症,并一直折磨我到现在。上大学时因为没有被子盖,背部挨冻后落下的旧伤这个时候也趁火打劫地发作了,发作的时候,脊髓一阵阵钻心地痛,疼到极点的时候仿佛给人捅了个透心凉,全身都僵了。这时候我只有蜷缩成一团,像刺猬一样。
开个玩笑,我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出来以后,在我不停上访申诉之际,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念念不忘上访申诉啊?你把恢复党籍和高工待遇就看得那么重啊,命都不要了?
我笑着回答说,一到天冷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就会开始提醒我:哎呀,我疼死了,快给我报仇啊!这样,我本来淡下去的“报仇”心就会“腾”地一下子又跳动起来。
可以说,我斗争到底的念头现在已经深入骨髓了,没得改变。
鲁迅先生说得对: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刚进去那天队长就对我们新班的人宣布,在劳教所是不能“不劳而获”的,因此我也必须劳动。由于我年纪大了,而且又是特殊的劳教人员,因此有的值班民警不让我干活,让我歇着;但是也有的“铁面无私”,一视同仁,不给我搞“特殊”。其实我干的活倒不重,主要是干点印刷活,还有给教育科写黑板报和浇花。
有这么一件事,让我很感激,可以说是我在劳教所里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之一吧。
我进劳教所的第三天,也就是大年正月初一的晚上,所里一个姓孙的指导员让我们牢房里的班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是想跟我谈谈。
我进屋后,他让我坐下,说:“老郭,过年好啊。今天我值班,咱们聊聊吧?”
“孙指导员,你也过年好。”
“老郭啊,我知道,你是个国家干部,跟你身边那些社会渣滓不一样。所以呢,你在这里应该继续学习。以后只要是我值班,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报纸随便你看,而且你也可以在我这里看电视。怎么样?”
听了他这番话,我很高兴,他接着说:“我跟他们打过招呼了,谁敢碰你一根头发,我饶不了他!”
“……”
他的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想,至少命暂时可以保住,不至于给流氓打死了吧。
从孙指导员的屋子里出来后,我站在牢房的窗口抬头仰望了一会儿浩瀚的星空。
冬夜的晚上,星星看得很清楚——我好像很久没有留心身边的景色是什么样的了,猛然一看,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么多美丽的东西。也许,一个人不经常受到点挫折、刺激,会变得麻木不仁。这个时候虽然身在囹圄,我倒是觉得自己更懂得生活了,更会辨别美丑了。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冷空气,开始想念家人。
对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啊。这个新年的夜晚,我的亲人们都在干什么呢?唉,他们肯定在担心我的安危呢,他们肯定过不好这个年了。今年是鼠年,应该是五谷丰登、合家团圆的年份啊!好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啊!
昨晚没有能和老伴、孩子们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真是遗憾。忘了这是我和老伴结婚以来第几次没在一起过春节了——以前是因为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还两地分居,而且当时我还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呢。呵呵,说到劳动改造,我算是“二进宫”了。
那么,今年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不和她在一起过春节呢?谁能告诉我?
我当然不会知道,我在被关押期间,亲人们蒙受了多大的痛苦与惊恐。
老伴的两难境地是可想而知的。春节到了,按惯例我们是要到两家老人那里和老人们团年的。可是,如今她的丈夫已被公安抓捕入狱了,她只身一个人回去,怎么向老人们交待?她又必须把实情隐瞒下来,她怕呀,怕老人承担不起这样的打击呀!她只好狠下心春节不回家,当她得知老母亲在家里责怪她时,苦涩的眼泪只好往肚子里咽……
这个春节,她和儿子是在她的好朋友王君梅安排下度过的。
第二部罪与罚(3)
她无法呆在这个冰冷的家里度过春节,我曾多次说过,在本书中你会看到,那些坏人才是真正不讲宽恕的。那帮整我的人把我投入劳教所后,还不依不饶,一方面是半夜三更打电话搔扰(接听后对方不说话),再就是寄来有“你丈夫诬陷别人被依法惩办罪有应得”字样的贺年卡,从心理上对她施加折磨。
好心的王君梅知道我老伴的难处,尽管她本人也因我的案子受到公安的盘察,受到专案组某些人的威胁。但这位勇敢的女性并不因此而害怕、退缩,她把我老伴接到农村她娘家度过了一个安静的春节,把火炕烧得热热的。希望她能在严酷的氛围中感受到一丝人间的温暖。
我老伴的姐姐闻知我的祸事后,专程从山西赶来同我老伴一起过年。老伴的五妹还让她女儿辞去工作,来石家庄陪我老伴,照顾她的生活,小妹和小妹夫后来还专程来陪伴我。
我本人的亲属们更是忧心如焚。我的妹妹们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门路,只好为我烧香磕头,祈求神灵保佑。妹夫们专程赶到石家庄,给我送东西。弟弟、弟媳也为我的事绞尽脑汁,到处奔走……
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所里安排给我们拍照。管教让我举着一个纸牌子,牌子上写着我的编号。这样的举动我以前看外国侦探片的时候经常看到,没想到今天轮到我举着牌子让人照像了,真是滑稽!我想,我蓄着一脸大胡子,举着那么一个牌子,不是罪犯也成罪犯了。
总之,这次照相算是给我的劳教生活搞了一个正式的侮辱性的开场白了。
家里人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为我奔忙找关系,并且努力托人给我捎东西(除了信以外,其他的都可以)。
记得收到家里捎来的第一份东西是一张报纸,报纸上登出了当年2月15日中纪委颁布的《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老伴看到这个文件后,立刻就把这张报纸捎给了我,我也收到了。
收到报纸后,我很高兴:依照这样的规定,我根本就没错,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平反。
接着,我便开始想办法,千方百计想往家里捎一封信去。
我知道,要捎信就必须小心翼翼,像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党搞地下活动一样谨慎才能给家里捎信回去——上大学时看过很多这方面题材的电影,看着地下党员们巧妙与敌人周旋的机智行为,我甚至幻想过哪天我也能当一回地下党员。
不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现实我也“梦想成真”了!
我谎称要写日记,借了孙指导员一枝笔和几张纸——我不想连累这个热心善良的警察——偷偷摸摸写好了信,自己草草地糊了个简陋的信封,然后又趁着没人注意,找到了经常给看守所送生活用品的三轮车夫,托他把我的信带出然后投进邮筒里。
他面带难色,犹豫地看了看我,说:“这位老哥,我看你面善,也不像犯事儿的人。现在我就帮你这一次吧——不过你千万别把我给卖了啊。我一个穷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他们要知道我帮你寄信,光把我弄进来就算便宜我的了!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呢!”
我连忙点头称谢:“兄弟,您就放心我吧,我不能那么不是人啊。”
车夫左右看了看,见四下没人,就把我的信拿过来,按照我的吩咐,将信塞到破棉袄裂开的夹层里,和棉絮揉在一起,然后拍拍外面以示装进去了。这样的“花招”恰巧是我以前看特务片时看到的,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兄弟,我这给您鞠躬了。”我对他感激不尽。
车夫赶紧制止我:“老哥你就别再客气了!我这就走了。”说完骑上三轮车匆忙离开了劳教所。
望着车夫蹬着三轮车远去的身影,我不禁想:我们这些老百姓是多么的淳朴、善良,他们的命运就应该攥在程维高、李真这样的人手中了吗?
用马克思的名言激励我们自己吧!
这次我运气不错,那封信家里收到了。
3月中旬,家里托到人了,说是可以去劳教所见我一面,到这个时候,加上在看守所的3个月,我已经被关押了4个月了。
这4个月来,我没有洗过澡,也没有洗过脚,牙也没有正经地刷过。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沙漠里——看守所和劳教所每天供应的热水只能供我吃药用。我内衣、外衣和袜子都没有换过。到最后,袜子竟然沾在脚上脱不下来了,袜底全是坏死的脚皮,惨不忍睹。而我自己身处那样的环境久了,居然也不觉得味儿特别难闻,可见我的嗅觉细胞已经麻木了。
3月16日上午,老伴在时隔117天后,看到了憔悴恍惚的我,顿时眼泪就下来了。但是这次也是匆匆见一面就走了——好心的管教说,你们赶紧走吧,刚才所长打电话说马上要来三大队,不能让所长看到。在老伴要求下,管教答应下午再来一趟,有什么事下午再说。
我注意到,老伴整个儿瘦了一圈。
4个月的监禁生活,我在挨整的时候,被罚站的时候,冻得蜷缩成一团的时候,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下一分钟就会暴毙的时候,都不曾掉过半滴眼泪,然而见了老伴之后,我回到牢房用被子蒙着头抹了一下午眼泪!
当年她不嫌弃我一贫如洗的家庭条件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毅然跟我结婚。婚后随即的就是5年多的两地分居。我们风风雨雨几十年,她什么样的苦都吃遍了,到老了的时候还享不了福,天天为我担惊受怕,憔悴得不成样子。回想起1988年老伴被怀疑得了肺癌时,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相濡以沫的情景,我心里就更加难受了。
当天傍晚,天擦黑的时候,老伴和儿媳妇来看我了。她们遮遮掩掩地用一个小保温筒盛了一筒热水来,老伴见面就让我脱袜子,说要给我洗洗脚。我拗不过,只好就范。
但是那双脏得不能再脏的袜子却怎么也脱不下来了。最后,这双袜子是一缕一缕地从我的脚上撕下来的。老伴一看我满是坏死茧皮和污泥、发白发肿的脚,哭得更厉害了:“老郭啊,你这是受的哪门子罪啊!”老伴说完一边哭,一边让我忍着点,然后颤抖着手慢慢地用热水给我擦脚。
我的脚沾到热水的一瞬间,猛地感到我的脚似乎一下子着火了,内部的血管好像突然都爆裂,那双脚不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了。撕裂的痛楚、电击般的灼热让我不由地紧咬嘴唇,直到嘴唇都咬出了血。老伴见状害怕得不得了:“老郭,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吧!别把自己憋坏了啊!”儿媳妇在一旁也跟着哭了起来。
我疼得满头是豆粒大的汗珠,勉强挤出一丝笑:“没事,刚沾水有些痛,再过几分钟就好了。”时间紧迫,老伴给我擦完脚后,也没能再和我说上几句话,在管教的一再催促下,就不得不匆匆地和儿媳妇走了。尽管只是草草擦了一次脚,但是那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觉还是让全身都感到舒畅。
直到3月23日,近5个月来我才真正第一次洗脚,我记得当时我洗了3壶热水,因为一壶水根本就洗不干净。洗完第1遍后,盆里面的水全变黑了。甚至我第3次洗了脚后,那盆水还是泥汤子!彻彻底底洗完脚后,那个轻松劲儿就别提了。但是还没有机会洗澡。我接着要求所长安排我去洗一次澡,结果遭到拒绝。
一星期后,老伴给我买了高热量、能提神的巧克力,在劳教所门口等了40分钟才见上我,把巧克力交给了我,嘱咐我照顾好自己。另外,老伴还告诉我,现在可以通信了,需要什么就给家里写信吧。并且孩子们也在积极地给我寻求申诉的途径。
那段时间“好消息”不少:管教通知我可以去澡堂子洗澡。但是那会儿我的心脏出现了问题,而且此前在劳教所里已经犯了一次病,怕出事,所以没有去洗澡。我每天都对自己说,我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现在可不能闭眼睛!
可以通信之后,我隔几天就给家里写封信,一方面是倾诉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则是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写信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娱乐”方式,不管心情多差,身体多困乏,只要一提起笔,那些东西全不算回事了。看来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确实是非常巨大,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我手里保留着当时的几封信,算是在这本书里补充一些我监禁生活的原始资料吧。
第二部罪与罚(4)
玉阁:
二九(我二儿子的小名——作者)捎来的水果收到了。没有见到二九,估计是他没机会见我。如果要和我见面,可多等一会儿,我见东西后肯定要出去的。可能是光业(我的弟弟——作者)捎来的白山药,告诉他们什么也别送,尤其是生东西,送来弄熟非常费劲。还惹得梁科长说我几句,心里难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了山东加强信访工作,以促使(进)反腐败斗争(的)消息,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揭发检举,山东人民的检举也许有反映高层领导的,反映的事是否都能查清楚呢?我反映的问题是有证人的,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是事实,没有伪证、制造假证。昨晚广播海口市司法局两个领导用下面的钱替局里办福利,两人撤职,留党查看。所以常听到这些新闻(非常)受鼓舞。你和我见面很难吧,实在不行(就)记住,4月28日是正常接见日,上午900—1100,你和二九来,别人不要来。这里领导的意思我看得出,(就是)叫我平平安安住一年,不出事,也不叫我死,也不要找上边纠正(这样)的事,也不让你们找,这样大家没事,可是这事不找怎么行呢?你们不要看我这怎么样,你们该积极找就积极找,纠正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以各地和中央纪委对待检举和确实保护检举人的政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