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人的遭遇》的主人公参加卫国战争，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战争结束后他还是过着以前那样的单调但又是正常的日子。世界上的事可能就是这样，不管你做得怎样轰轰烈烈，你追求的目的就是一个“正常”，什么鲜花、掌声，那都是虚的，最最主要的就是要恢复生活本来的面目。
我不是“好事之徒”，我弄这个事无非也是求一个“正常”。正常是什么？正常就是白的不能说成黑的，鹿不能被指为马。那么，如今白的黑的都归位了，我跟老伴的情绪也就按正常的路子走，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话虽这么说，这个“正常”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河北的许多人深知这一点。我也感到人们的情绪被压制很久之后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我老家蠡县大百尺村的电话是晚上9点多钟“挤”进来的。听见儿时伙伴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我感到特别亲切。
“光允呀！我们可把这个电话打通了！可惜呀，你没听见刚才村里放炮仗的热闹劲！”我的儿时玩伴兴奋地说。我听见他的旁边已是人声鼎沸，我正准备开口说话，他打断了我——
“你等着，有人要跟你说话。”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之后，大百尺村支书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
“光允啊，我们高兴啊，大家伙都高兴啊……真的高兴啊……”村支书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酒意四溢。我捏着话筒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点头，就好像他们此时就坐在我面前一样。村支书顿了顿，大声说：“现在全省——不，全国都知道了！我们村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好人！你是我们大百尺村的汉子！光荣啊！我们高兴，对！就是高兴！我们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把过年没放完的炮都拿出来放了，大百尺村又过了一次年！我们哥几个喝了三斤酒了，不够，还要喝……”
“高兴可以，酒你们就少喝点吧。”我忙劝道。
“那哪成？”村支书执拗地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呀！我们要喝酒庆祝，要喝上这么一宿，要祝贺！这么大的喜事怎么祝贺都不过分！”
这就好像古人说的“欢宴枕旦”了，我想像着：暮色降临的大百尺村的老街上，鞭炮的声音此起彼伏，屋里的电视机声音开得大大的，村长家的饭桌旁笑语喧哗，弥漫着酒香，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我已经许多年滴酒不沾了，但在遥远的乡村的那个淳朴而热烈的欢庆场面还是令我向往。
我陶醉了吗？我不知道，但是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们老家的人给你立碑，你是我们的功臣哪！”我表弟也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也放了一通鞭炮，喝了酒，还张罗着要给我建一块“庆功碑”。
“你们这样是折我的寿，”我慌忙劝阻，“我过些日子回来给父母上坟，到时候大家伙聚在一块高兴高兴，别的事，咱可不能张罗。”
不知为什么，提起“碑”，我会回想起幼时我仰望过的冯家碑林，碑上刻着官衔和“行状”，气势森严，威风凛凛，让我产生畏惧之感。石碑上刻着的“二品”、“三品”、“五品”等字样，令人想到人间的等级和权威。假如幼时的我能预知未来的话，哪敢想像，我居然能同一个“二品”大官苦斗8年之久，经历了牢狱之灾才等来迟来的正义呢！
然而，这样的事确确实实发生了，我不仅同一个大官斗了，而且斗出了“名堂”：成为了“新闻人物”。
而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期待“光宗耀祖”，期待我家乡的人给我立一座碑。
我的做法甚至违逆了我父亲在困难时期濒临死亡之前给我的遗训：“忍为高。”
我，郭光允，只是石家庄市建委的一个小干部，本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我的生平的：196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73年从湖北荆州建委调回石家庄市建委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起任工程处处长兼定额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如果不是1996年年底飞来横祸，按照我的年龄，可以在2002年办理退休手续，颐养天年。
然而，我却用另一种极其不寻常的方式改变了我的一生。
1996年2月17日的一份官方文书，全文如下：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劳动教养决定书
（96）石劳字第140号
郭光允，男，54岁，大学文化，汉族，原籍系保定市蠡县，现住石市铁路12宿舍2－1－403号，系石家庄市建委干部。
简历：自幼上学后参加工作，1995年11月21日因本案被收审。
现查明郭光允犯有下列违法犯罪事实：
1995年8月17日，郭光允投寄匿名信，诽谤省委主要领导“是破坏河北省建筑市场的祸首”，称“省委主要领导干涉建筑工程投标，指定中标单位，以权谋私”。经审查该犯供认不讳，损坏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人格，破坏了名誉，其情节比较严重。
根据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和我市的有关规定，现决定对郭光允劳动教养二年（1995年11月21日至1997年11月20日）。
如不服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后15日内向本委员会提出申诉。
1996年2月17日
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关党员干部，是怎样同一名曾任河北省长、省委书记、党的中央委员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以这种极其特殊的形式发生“碰撞”的呢？为什么河北省有关部门如此大动干戈，成立多达百余人的庞大专案组，以“匿名信”为线索想挖出一个“政治阴谋”案呢？
要说这里面的是非情由，必须从“匿名信”前后的河北政界的扑朔迷离状况讲起。
我为什么成为这个事件的焦点人物、为什么经历8年磨难、屡经反复、直至惊动中纪委，尉建行同志直接批示，而任中央三讲巡视组的阴法唐将军几次亲自干预，才使我获得平反，要析清这一切的来龙去脉，需要放在程维高主政河北前后若干年，河北政治生活的深度环境中来叙述。
而一切重大冲突矛盾的缘由，则要从石家庄建委这个小单位的矛盾波折开始说起。
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我所供职的石家庄建委位于石家庄长安区的市政府大院内，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关里，却隐藏着河北建筑市场暗箱操作的秘密。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1）
“你敢不尊重我？等着瞧！我以后还要当市长呢！”
建委副主任李山林已经是第五天跑到我办公室找我“兴师问罪”了！
他没有找到我，这需要解释一下：我除了担任建委工程处的处长外，还兼着定额站的站长呢，一天到晚在外面开会，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是临下班时才回办公室，哪有工夫奉陪这个官大脾气也大的李主任！
可是我们部门管计划统计的老刘受不了啦，老是找我诉苦：“小郭！你说这个李主任怎么这么牲口呢？一进办公室，先找你找不着，指着我鼻子开口大骂！哎呀，骂的那个脏呦，什么我‘操你妈’‘妈个×’……还有更恶心的，我都跟你学不上来……我快60岁的人了，受这小子这般的恶骂！你说，这个李山林咋这么一个水平呢？”我连忙安慰老刘：“老刘，别气。放心，他是冲着我来的。”
老刘嘴唇气得直哆嗦：“冲谁也不行，这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呢！这还是堂堂的石家庄建委副主任呢！小郭，我先给你打个招呼，我这就到市长那里告他去！”我劝阻老刘：“他骂你不对，你告他是对的。但目前你决不能告他，他有后台，你告他能告得了？”
老刘粗重地叹了一口气，他也明白：有关李山林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训人这一点，建委的干部群众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可是多年以来，谁约束过他、谁管过他？建委是个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成堆的单位，李山林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老是这么骂人成何体统？据说这李主任后台硬，可后台硬也不该这样啊？
联想到李山林平时的所作所为，我的心情感到很压抑，很不开心。
我们工程处有个女同志，生活很困难，老伴死后改嫁给了一个1959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姓田的老同志，李山林是196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按理说老田是他的学长，他应尊敬才对。这个老田从河南郑州调过来后，没房子住，李山林开始态度挺好，他正好马上要搬家，跟人家说他让出来房子给人家住。他答应人家好好的，但他搬到新房子以后又变卦了，因为他又答应了另一家：有个副市长跟他说他搬走后副市长有个亲戚想住他的房子。李山林答应得又干脆又爽快，然后，他就不再理会那个女同志了，那个女同志就和丈夫一起去说情。这老田是李山林的校友，又早4年毕业，李山林总得给点面子吧，结果他们去了以后，李山林破口大骂这两口子。回到家里后，老田坐在凳子上，气得吃不下饭，一会儿冒出来一句：“他怎么骂人呢？”
这老田是搞一般研究工作的，没任何官职。
后来那个女同志跟我们说，那两天里头，老田总是喃喃地重复这么一句话：“他怎么骂人呢？”
我们处的一位副科长后来调到质监站任站长，他和老伴也是因为申请要住房去找李山林；李山林把他们也骂了一通。后来那副科长的老伴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了几十分钟；说李山林不是东西，我们的事你不帮忙就拉倒呗，也不能骂我们呢！
李山林这人嘴很不干净，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就总是“你小子”长“你小子”短的，我不痛快，顶过他，说：“李主任，你说话注意点啊，我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要互相尊重。你要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你。”他当时瞪了瞪眼，没吭声。背地里对别人说：这个郭光允对我不服，等着瞧吧。
老刘关心地对我说：“小郭啊，我看，你这回得罪这个李山林可得罪得不轻，要不，他干嘛见天跑到我们这个办公室寻摸你？我看你，还是小心点吧。”
我说：“老刘你放心，他要敢这么对我，我轻饶不了他！”
说完，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在建委，像我这样不服骂的人当然不止我一个。第三天、第四天，李山林又从楼上冲到我们办公室，这回他碰到我们副处长袁裕伍，又开始大骂老袁，袁裕伍不吃他这一套：“你敢骂我，我还骂你了呢！”两个人就在我们办公室拍着桌子对骂了起来。袁处长本来是个挺腼腆的人，被他逼得也撕破脸了。
我一边骑着车一边想：不行，我不能让李山林觉得我是个缩头乌龟，星期一一上班我就找他去，有种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不能任由他再像个泼妇骂街一样的胡闹下去了。这还是市里“钦定”的建委主任接班人呢！他这么胡闹，像话吗？
而李山林为什么要找我兴师问罪呢？说来也是件小事，但是内部情况又挺复杂。
建委工作从宏观上讲其实就是两大块工作：一块搞规划，一块搞基建（包括设计施工等）。我任职的部门分管基建工作，我们石家庄建委一共40多个人，因为我们部门工作量大，除了专职人员，有时候还要抽调临时人手，所以我们处人员最多的时候达16人之多。工作的内容不管是面和量都非常浩大。所有石家庄市的建筑工程，不管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工程的设计管理、施工管理由我们处负责，也就是说，全市建筑设计审查、合同签订、施工工程招投标、工程质量管理、定额造价管理、工程开工报告等，都由我们负责。管好相当不容易，另外我还兼任建筑工程定额管理站的站长（关于这个，下文还要提到），工作更是相当繁琐。
石家庄建委主任吴金玉是市政府的老秘书长，负责全面工作（这只是市委的权宜之计，吴主任只是过渡，预备着给李山林让位的），而李山林是分管规划和开发的副主任，然而还有一个田副主任重点管规划，李山林重点管的是城建开发。
按照原则，我的工作由分管副主任领导，谁管我我向谁汇报（也可以向一把手直接汇报），为了分工明确，一个副主任重点分管的事，别的副主任就不能插手了，插手就是越权了。
可是有一天，石家庄谈固小区一个工程负责人突然来找我，说李山林主任发话了，下面的工程不用再投标了，就叫某某单位施工。
他的话说得那么明确，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有些不对味，但李副主任将来是要接建委主任的班的，咱可得罪不起呀。
于是我说：“李副主任打过招呼的事，那肯定没有问题啦。只是……”
“只是什么？”工程负责人有点不高兴了，“郭处长，你可别给我打官腔呀，李主任都发话了，你还磨蹭什么？连李主任的话都不听了？”
我耐心地给他解释：“您可别这么说，李主任的话我当然听，可是建委有分工啊。我只是说，这件事，你是不是再给我们分管主任打个招呼？否则，分管的主任到时问起来，也显得我太不懂事了。你跟分管主任说一声让他知道，分管的副主任同意了，再交待给我一声，这事不就圆满了吗？我只是个具体办事的，你可别让我作难。”
工程负责人的脸色马上变得极其难看，我也没往心里去，只顾埋头忙我的事情。可一抬头，见他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不走，我便问：“有关手续你带来没有？”
他冷冷地说：“没带。”
我说：“你手续也没带还在我这说半天？这样吧，你先回去把手续拿来，我看合不合适再说，好不好？”
工程负责人悻悻地点点头，走了。
其实他没有走，而是直奔二楼找李山林去了。
没错，一定是这件事，让李山林跟我结下了冤仇。
李山林登门骂街的事，我听了以后确实很气愤。早在他在城建局当局长时，我就风闻他那种横行霸道的作风，对同志讲话，动辄“我撤了你”“我免了你”。如今，他居然跑到我们处来骂街，连“我操你妈”这样肮脏的用词都使出来了！没想到他会这样不堪，就像河北人用方言说的那样，这样“牲口”！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2）
他刚来建委的时候，我就对他的水平和“个性”有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那阵刚刚恢复建委，建委急需有水平、有能力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可是他体现出什么水平呢？刚一来就洋相百出，不懂得什么叫开会研究工作，也不懂得请示。来了很长时间，居然不知道市政府有几个部门，各部门是怎样分工、协调的。我曾经当面好心劝告他，我说：“山林啊，你来建委时间很短，连各部门怎么协调工作都不知道呢。下车伊始，咿哩哇啦，乱发言，乱批评人，这可不好。”我这样说算客气的，其他老同志干脆拍着桌子跟他吵。他不但不知反省，反而认定建委的老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话他在大小场合曾不止说过一次），更加独断专行，开始整人骂人。
我感到尤其不解的是，就这么一个水平的人，为什么会得到组织部门的格外垂青？他当城建局长仅一年，就把局领导班子弄得非常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