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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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检举和确实保护检举人的政策规定（为标准），我的信该是没什么事的，应属正常检举，怎么河北和别的省就不一样呢？他们查“大蛀虫”有眉目吗？我写的几封信其理由均表述（明白）了，在向中纪委反映时有些语句要用上的。关于查刘秉彦的事和不让正常接见这些不正常的事一定要向中纪委反映，说清他们（竟然）查提意见的刘老和（因为）对我处理不公才不让接见（的情况）。　　　　
　　　　　　4月12日　　　　
　　　　　　　待着无聊，又想念家人，有机会只有写信，惦着你的身体，千万注意保重。要乐观，斗争就是幸福，用马克思的名言激励我们吧！前几天写了一（封）信给了人，估计还未找到机会寄走，我也不去要了，再写一信，内容相近。我在这里二个月了，我看准了，谁也怕得罪上边，对于我（他们）只有不声不响的叫我住着，不叫我和你们找中纪委，别给大家惹麻烦。在新班时，一些人同情我，别的队里的管理人员也同情我。梁科长3月份第一次和我谈话时说：“让家里人找找，也许很快平反，也许时间很长。”可是后来多次口气坚定地说不让我找，不让家里人找，见面时不能提我的事，只能说家常，再提我的事就是我太自私了，不为孩子前途着想等等。如果我孩子的单位领导知道我劳教，孩子肯定受影响。我被劳教不是找不找的问题，事实是劳教，不纠正才真正影响孩子呢。梁昨天又说，你为了全家，为了孩子的前途，只有老老实实在这住两年。崔队长也给我说过，你不要提，别说这事了，住上一年，甚至还不到一年，就能出去了。还说过，上次我写信提到他了。如果别人知道这件事后，给程维高写封信，说他同情我，受连累。当然我不能连累别人，但从这些谈话和态度前后变化中可知，他们是统一了思想，我住在里边，他们（自己）别出事，别惹麻烦。另外我觉得（这些事）给了我一个信号，可能是从上边下来的意见，不让咱们找。因为当前的主流是反腐倡廉，鼓励检举高层领导人，对省部级以上领导规定了要严格自律等等。如果我们找，说不定他们要被动，如果上边说我是正常检举，对我的处理就是错案，有人要负错误处理的责任，所以省纪委压着不让咱们找。不让接见就是这个道理，可能他们不让你知道我写匿名信（的）内容及信中内容的真实程度，以及证人和我在看守所（的）受审情况，你没法找中纪委等中央部门。这样我白受罪，不了了之，或者多（关）押一些时间以使他们接着查“大蛀虫”（的作者）和有人检举×××多占住房等问题的匿名信。他们对我封锁任何联系（途径）。我正月十五给公安局杜处长的信，他们审查后说丢了，找不到了，实际是不让我寄。当然，寄也没有用。只是当时知道中纪委和监察部制定的“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后，一时兴奋写的，丢了就算了。因此他们越怕我找（中纪委）应该越积极才是。目前看，我认为我分析的有道理，先在中纪委部门找到关键人物。因为“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解释权在中纪委和监察部，只有找他们解释和解决。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或者阻拦我们，只有纠正了，才不影响孩子。劳教还能瞒得住吗？前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山东省鼓励号召检举、加强信访工作以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消息。这几天还播了些反腐败的案例。西安播了建筑市场混乱（的问题），不是行业管理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河北建筑市场前几年也是政治问题，因为省委书记参与，给老乡南京二建亲自出召（招）揽活，这样使得建筑市场十分混乱，并且政治化了。当地的建筑公司和社会各界反映（应）强烈，无疑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党的形象受损。因此，用什么词检举程等人的行为也不过分。你们积极找，又要慎重，哪怕第一次失败也不要泄气。原石家庄开发公司经理50岁出头时被判刑13年，（罪名是）受贿600元，还有挪用公款。在狱中住6年半，去年平反出狱，多次上（申）诉，终于平反，（前后时间）长达6年多。况且我（只）是劳教。在看守所后20天，所领导说我的事查清了，没什么事，还说“罪与非罪没有明显的界限”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所以我以为不会判什么刑。从现在的鼓励检举、保护检举人的合法权益，鼓励检举高层领导人，对高层要求严格等方面的大的政治气候（看），我也是属检举范围。他们没查程怎么知道我检举的不对呢？如果有点小差错，对我敢于按中央部署，检举高层（的行为）也应鼓励。你告诉光业等（人），千万别说我过去的任何事，因为梁说我：“你跟人家斗，斗了几年你现在怎么样了！”这不知（是）谁漏的，是梁从光业那儿给我拿来了生麻山药时说我的。告诉任何人，不要送东西。什么事，（包括）找上边（要求平反）都要保密。　　　　
　　　　　　4月14日　　　　
　　　　　　　　　　
　　　　


第二部罪与罚（5）

　　　　苦中作乐　　　　
　　　　　　　过了约两个月，管教准备将我们这个新班的人往老班分的时候，所里领导决定把我单独关押在牢房所在的大楼西侧的平房里，还说不能让我这样不安分的“政治犯”到一般劳教人员中间搞“反党”、反程书记的宣传——也真承蒙他们这么看得起我，这么抬举我的策反水平。　　　　
　　　　　　　不过这下我倒是相对自在点了，至少不用打地铺睡床板挨冻了。跟我住在一起的两个人是专门负责养狗的——那些狗是用来防止劳教人员逃跑的，一个个小牛犊子般大小，而且都很凶。到了晚上，劳教所就把这些狗放出来，以防劳教人员逃跑。另外，这两个人也是奉命（具体是奉谁的“命”我就不知道了）负责监视我一举一动的。　　　　
　　　　　　　但是平房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和杂志，因此我在精神上反而比被关在楼里面的时候更加痛苦、寂寞了。　　　　
　　　　　　　4月底的一天，我趁他们不注意，跑到楼里去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河北的新闻节目。这时候恰巧播到国家在河北召开整顿建筑市场的会议，我边看着电视边和身旁其他劳教人员议论起此事来。　　　　
　　　　　　　那两个负责监视我的人听说我在“搞反动宣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立功机会，马上向所长揭发我的“不轨”行径。　　　　
　　　　　　　领导立刻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你刚才不在屋里老实待着，干什么去了？”　　　　
　　　　　　　“我没干什么，就是想看看电视。”我说。　　　　
　　　　　　　“看电视？那你跟其他人瞎说什么？我看关你一点都不冤枉！”他一拍桌子，气愤地吼起来。　　　　
　　　　　　　“我看新闻，学习中央文件政策和相关精神，有什么错？我说了几句实话，有什么错？”所长最后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也不客气地反驳。　　　　
　　　　　　　“你们俩给我听着，以后郭光允要是再跑出来搞阴谋搞策反，我惟你们是问！你们俩整天都是干什么吃的！滚出去！”所长开始迁怒看守我的两个人，大发雷霆道。　　　　
　　　　　　　从此我几乎被剥夺了全部获得消息的权利，在信息上完全与世隔绝了（除了让我利用出黑板报的机会看几张旧报纸以外）。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和其他人聊天的权利了。这是无形的折磨，无形的摧残啊！　　　　
　　　　　　　幸亏家里想方设法给我打通了劳教所上上下下的关系，才给我捎来一个小收音机，否则这样下去我肯定要得精神病的。彻底被剥夺精神生活对于我来说，绝对不啻于判处我精神上的死刑，这比在肉体上消灭我差不了多少。　　　　
　　　　　　　原来，他们倒不是怕我了解新闻动态，而是怕我“策反”、联合其他劳教人员，搞乱劳教所的正常秩序。　　　　
　　　　　　　我拿到收音机时的心情，不亚于孩提时代从奶奶那里得到一颗青枣作为奖赏时那样高兴！我甚至顿时感觉自己已经飞出了劳教所的高墙，获得了“解放”——有了这个宝贝，我的监禁生活从此不再那么可怕了。我只要不睡觉，就一定把它开着。通过它，我才可以了解国家大事和社会动态，把握世界风云，享受娱乐生活——它成了我最亲密的伴侣。通过它，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现实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生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收音机据说是被缴上去拆开检查了一遍后再交给我的——他们害怕我在收音机里装小电台搞“地下”阴谋活动。所领导每当看见我在收听广播节目的时候，都要上来叮嘱我一句：“只允许你听文艺节目，要是让我发现你听新闻，马上没收！”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我由于长时间不洗澡、不洗脚、不理发，身上很不舒服。实在受不了了，我跑去向管教要求：让我出去买一个暖水瓶洗脚，并且理一次发。　　　　
　　　　　　　“我不会跑，也没有阴谋。你不放心的话，可以让管教腰里别着枪押我去。”我对科长下了这样的保证。　　　　
　　　　　　　科长盯着我看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而且因为我是特殊的犯人，是“省纪委的人”（某省纪委领导语），所以勉强同意并安排管理科的司机开上所里的北京213吉普车，押送我出去办这些事。　　　　
　　　　　　　上了车，我注意到，车窗被蒙上了墨绿色的帘子。　　　　
　　　　　　　难道他们害怕吗？　　　　
　　　　　　　到了商店门口，那个科长不放心我，于是便派同去的另一个管教去买暖水瓶，让我在车上等着。当我拿到那个红色外壳的暖水瓶时，真是百感交集。回想一下那4个月洗不上脚的日子，现在我捧在手中的东西真的不啻为一个宝贝、一件奢侈品了！　　　　
　　　　　　　这时车子开到了劳教所附近一家门脸儿很小的理发店，科长朝我努努嘴说：“快去快回，别磨蹭，也甭想耍什么花招！你要是敢逃，我可不饶你！”　　　　
　　　　　　　我往哪逃啊？就算逃，我一个糟老头子也跑不过你啊。　　　　
　　　　　　　我推开车门径直走进理发店。招呼我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穿着红毛衣的女孩子，她看到我乱蓬蓬的头发和脏兮兮的一脸大胡子，先是吓了一跳，随即笑着招呼我坐下。　　　　
　　　　　　　她的技术很好，并且是全套服务：理发、刮胡子、按摩头部。最后这一项服务让我很舒服，让我紧张了4个多月并接近崩溃点的神经得到了难得的放松，按摩完头部，脑子里一片轻松，似乎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做头部按摩的时候，我看着镜子，感觉很满意：“你这理一次发多少钱啊，姑娘？”　　　　
　　　　　　　“3块钱，大爷。”　　　　
　　　　　　　“咦？怎么这么便宜啊？”　　　　
　　　　　　　“这里地面挺偏僻的，人不多，我这样还不是为了多找几个回头客。”姑娘打量了我一眼，笑着问道，“大爷，我多问您一句，我看您刚才胡子拉碴的，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啊，我，我是国家干部，我是市建委的。”我有点尴尬——我总不能对她明说，我是国家干部，但是现在被冤枉了，在劳教所里关着呢。　　　　
　　　　　　　“哦，”姑娘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停在门口的车身上印有“司法”二字的213吉普车，怯生生地问道，“您是坐门口这车来的吧，这车是劳教所的，我认识。我每天都看见这辆车打门口经过的。难道您是司机的亲戚？哎，怎么有个大盖帽老是站在门口盯着您呢？他想干什么？”　　　　
　　　　　　　“是，我是坐这辆车出来的啊。我到劳教所来公干，哈哈……”我开始打着哈哈，我不忍心骗这样纯真的孩子。　　　　
　　　　　　　小姑娘看着我难为情的样子，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便没有再追问下去，代之以善意的浅浅一笑。这次理发是我一年多的囹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愉快记忆之一，至今我还很惦记着那家小小的理发店和那个穿红毛衣的善良纯真的姑娘。　　　　
　　　　　　　理完发后，顿时觉得精神为之一振，整个身体都轻松了许多。回劳教所的路上，坐在车里，看着反光镜中的自己，感觉自己似乎又能重新开始战斗了。　　　　
　　　　　　　洗了脚，又理了发，感觉清爽之余，我想起来我有4个多月没洗澡了！要不是身上散发出的浓烈气味和脏得发黑发硬的内衣裤，我在基本的卫生要求得到暂时的满足后，或许还想不到我已经不可思议地这么长时间没洗澡了！我平时很讲卫生，这种状况我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劳教所里有澡堂子，但是一般都是管教和内部职工去洗，犯人们只能定期去洗，不能想洗就洗。理完发一星期后，趁着身体情况还不错，还不至于在洗澡的时候虚脱，我终于幸运地洗上一次澡了，但是管教规定，只能洗淋浴，只许洗15分钟，洗完后马上集合！　　　　
　　　　　　　尽管只有15分钟，我还是争分夺秒地把身体冲洗了一遍，那叫一个轻松啊！至于因匆忙没洗干净的地方，我就在晚上洗脚时慢慢地以“蚕食”的办法一点点再洗。换上家里捎来的干净衣裤，我觉得自己又可以精神抖擞地重新开始生活、开始斗争了。


第二部罪与罚（6）

　　　　李山林的司机光顾劳教所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在劳教所的主要活计是写黑板报和浇花，因为我的身体太虚弱，干不了重体力活。我做黑板报需要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作为参考资料，这样我可以冠冕堂皇地多读多看报纸，因此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工作的，做得自然也比较努力，就连吴所长看了我写的黑板报也很满意：“哈，到底是高级知识分子！”　　　　
　　　　　　　一个晴朗的下午，天气难得的好。太阳暖暖地照着劳教所的院子，很多犯人干完活后坐在墙根里晒太阳。我则正站在一条凳子上写黑板报。　　　　
　　　　　　　这时候，开进来一辆黑色桑塔纳车，车“嘎吱”一声停在劳教所院子里，走下来一个人，衣着光鲜。我一看，啊，认识啊，这不是李山林的司机葛明军吗？他来干什么？前文已经交代过这个人，此时的他已经在李的授意下“下海”当了一名大经理。　　　　
　　　　　　　他和李山林于2002年被判刑后我才知道，他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把李山林以权谋私揽下的活儿转包给农村的建筑队干，吃了中间的差价后再回头孝敬充当他公司“高级顾问”的李山林。今天，他居然开着一辆有“司法”标记的车来到劳教所。我一看到他，就想起李山林，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没有看见我，昂然走过去，直奔大队长的办公室了。　　　　
　　　　　　　冤家路窄，原来葛明军的一个亲戚正好是第三大队管理科的管教，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内情，只是隐隐地感觉一个女管教说话对我很生硬，但是一直想不起来怎么得罪的她。后来经一个老狱友提醒，才恍然大悟，从此更加小心翼翼了。　　　　
　　　　　　　葛明军冲着走过来的第三大队一个姓李的副大队长打招呼：“李队，你好哇，好久不见了，哈哈哈……”李队长赶忙客气地让他进办公室坐。　　　　
　　　　　　　李队长进屋之前，过来叮嘱我道：“老郭，黑板报已经做完了吧？上面来的人要检查我们搞理论学习的效果呢。”　　　　
　　　　　　　我侧过头故意往办公室的方向看了一眼，问李队长：“这是谁啊？”　　　　
　　　　　　　“哦，他是政府派来的人。”　　　　
　　　　　　　不知为什么，一向性子还算平和的我此时突然发作了：“呸！他算什么政府派来的人，他就是一个包工头！一个不法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