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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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他是政府派来的人。”
不知为什么，一向性子还算平和的我此时突然发作了：“呸！他算什么政府派来的人，他就是一个包工头！一个不法奸商！”
我的情绪失控是有原因的，我冤哪！我被关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是因为跟李山林这些人斗的结果吗？现在倒好，被我揭发的人神气活现、大摇大摆地在我面前招摇，而我，一个没有罪的人，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脸色蜡黄，窝窝囊囊地在劳教所里抄黑板报，我心难平啊！
李队长听完后，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回了办公室。
我有点不放心，便偷偷找到了第三大队的队长问道：“队长，那个人来干什么的？”队长这个人是我的蠡县老乡，平时很照顾我。
“一个熟人，聊聊天而已。”又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是他的说法跟李队长不一致，不对劲！
因此，在我追问了几次以后，他终于小声地道出了实情：“老郭，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是好人。不过请你以后不要在大伙儿眼皮底下找我，否则，要是有小人一封信写到程维高那里，我一家老小还活不活了？”
我点点头：“我明白了，这个你放心吧。”
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吸了一口烟，犹豫良久，缓缓地说，“老郭，你要小心，葛明军来没有好事，恐怕是要害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虽然有葛明军这样的人想算计我，但是我在劳教所里并没有遇到真正的生命威胁，而这些又与一些狱友的暗中保护是分不开的。
有一个年轻的狱友，进劳教所的时候还穿着一身绿军装。虽然也是新来的，但是他正值年轻力壮，力气很大，好像还会两下子。所以班长、副班长还有管教都不敢欺负他。
我看他穿了军装，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穿军装，他说：“今年我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因为和乡派出所的人打架，他们就说我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要好好改造改造。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被弄进来了，要劳教一年。”
听完了他的话，我感叹不已。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可能就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我60多岁了，并不冲动，可也闯了祸。虽然我们的事性质不同，可我见了这个鲁莽汉子，还是觉得有几分惋惜，甚至觉得跟他有几分“同病相怜”。
“你呀，有事讲理呗！”我劝道。
“唉，我这个性子改不了。”他懊恼地说。
“可你也不该跟派出所的人打架呀，你真是个二愣子。”我叹息道。
旁边一个劳教人员开玩笑：“算了老郭，你还劝人家，你自己呢？连省长你都敢惹！”
这话呛得我无言以对。
复员军人凑过来说：“听说您老是因为揭发领导进来的？那我们要好好保护您！您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然现在哪来那么多贪官！”
听着这样简单而真诚的话，我心里感动不已：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被人理解，更多的还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淳朴的同情心，可以说这样的鼓励犹如一针强心剂，让我更加相信：这世界上好人还是居多数，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不仅是我个人、我们一家人都在跟这帮腐败分子斗争，我们背后还站着广大的民众！
现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身在何方，过得怎么样了。
第二部罪与罚（7）
半个月后，管理科的一位警察同志悄悄地找到我，说：“老郭，葛明军又来了，还跟所长躲在办公室里把门锁上嘀嘀咕咕了很长时间，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大恩不言谢，我明白这些善良的人们保护我的苦心。
因此，尽管葛明军他们屡次想加害于我，但是我却都能化险为夷。
除了身边这些朋友之外，我相信，冥冥中也有一股力量在暗暗支持着我。
几个月的迫害与折磨使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4月16日傍晚，和我同住在平房里的一个劳教人员对我说：“哎，老郭，你怎么脸这么红啊？”
我一照镜子：可不是嘛！我的脸颊红得像涂了胭脂，但是脸上其他部分又黄得像黄草纸，我心里暗叫不妙——我身体里的那帮老伙计大概又想闹罢工啊。
“大概是因为有点累吧，我早点睡了。”说完这些既安慰别人也企图安慰自己的话我就先躺下睡觉了。
睡到晚上9点钟时，我醒了，感觉浑身的不自在，燥热得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想也许是我的血压高了。感觉着血一阵一阵往上涌，口腔、鼻孔里弥漫出一股腥气，我开始恶心、作呕。我想我大概要脑溢血，我挣扎着对正准备睡觉的他们俩说：“麻烦你们现在去帮我请个假，我现在要去医院，不然我就不行了……”
他们俩急忙跑着去给我请了假，然后把我架出房门准备去隔壁的司法医院给我看病——对于他们给我的关心和照料我还是很感激的。
正要走到劳教所大门口的时候，门卫说不能出大队门，但是可以把医生请过来，于是便让我靠在大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坐着。当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门卫倒是很有同情心，在门口来回地踱着步，急得直搓手：“这位老同志啊，我们也知道你的事情，你这病就是气的……”
等了一个多小时医生才赶到，来人是个女医生，对我态度很恶劣：“干什么？还要我们亲自来？挺会摆谱啊！”说完拿出血压计不耐烦地给我量了血压，低压100，高压160。我想，病发时的血压肯定高达180了。
那个女医生看了血压计后说：“高压才160，死不了，放心吧！”
这时候，队长走了过来，把这个医生叫到一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这医生的态度才稍稍好了一点：“等着我去拿药吧。”后来送来的药片虽然不怎么样，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但是她表现出的一点态度转变已足以让我感觉到一丝快慰了：我的事情可以稍微感化一下这样的人，也算是对我的检举行为的一点回报吧！
劳教所里有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其实通常也只是形式上的应付而已，也就是说，一般的犯人就算查出来得了大病，劳教所也不会多过问的。我裹着破旧的军大衣排在队列中等候着。司法医院的医生几乎都是女的，我忽然注意到，在我身后站着很多女医生、女护士，她们在看我并且在小声议论我：“看见了吗？那就是那个‘政治犯’，不像什么坏人啊，还挺面善……”
在我进行体检的时候，很多医生和护士都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政治犯”了，在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之后，对我受到的摧残表示同情和惋惜。
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医生看了我的体检资料后说：“你的五脏六腑要是开会搞民主表决的话，健康的内脏达不到多数。赶快联系搞保外就医吧，我们这里条件不行，别耽误了你治病。”
从这个时候开始，司法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对我的印象大为改观，普遍都对我的遭遇持同情态度，赞赏我的检举行为。后来我在劳教所犯病的时候，保外就医的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于是我在这家医院度过了3个月的时光。
第二部罪与罚（8）
保外就医而获“自由”
自从4月16日我犯了一次病后，从此就一直小病不断了。与此同时，家里捎来了我岳母病危的消息。
我的岳母很欣赏我，我也很孝敬她老人家，在她的眼里，我跟儿子没有区别。
今年过年我没有回家看她，虽然老伴以我因公出国考察为由隐瞒实情，但是这个精明的老太太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老伴告诉我那阵子她从不敢看老太太的眼睛，怕露出破绽来。
是啊，老伴这个谎撒的有点拙劣，我从1987年开始就被整，从1990年就基本上干不了工作了，哪里会有什么出国考察的机会呢？我和老伴都不是擅长编瞎话的人，但是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拿刀戳她老人家的心啊。
她平时和我爱人的三姐住在一起，知道我情况的三姐每到电视上出现监狱或公安局的镜头时就会“啪”地一下把电视关掉，不过老太太很敏感，从这一点蛛丝马迹中觉察出了不对劲的东西，再加上我好几个月不去看她，也不给她打电话，她开始担心我并且自己的身体也一天天垮下去。
老人病危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见我一面。
4月19日我老伴找到市政法委一个叫姓伍的副书记，要求准我请7天假。因为劳教毕竟不同于刑罚，仍然属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很同情我，因此市政法委仅仅过了1个小时就做出了决定，批准我请假7天。
其实，劳教所里的其他劳教人员一般家里只要有点什么事都是可以请假的，而我就不一样，因为我是堂堂河北省“二号政治犯”啊。
老伴到劳教所把我接出来，她含着眼泪，也来不及多说什么更没有放开哭，匆匆地陪我又去理了次发，让我洗了个澡。等我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后两人便急急忙忙乘车赶往蠡县北齐村。看着车窗外无边的黑暗，暂时享受到一丝久违的自由的我却一点快慰的感觉也没有。
汽车一段一段吞吃着白光光的公路，让我脑子里顿时浮想联翩：早年的我以一副脚板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路，现在的我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到处走了，但是我现在的经历又何尝不是光着脚板在“走”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对，我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不走到黑，怎么能走到大天明呢！一定要坚持，越困难越要坚持！
“黎明前最黑暗，胜利前最绝望，成功前最渺茫！”
以前老伴在一本杂志上读过一篇励志小品文，看到了这句话就把它抄了下来，还告诉我她最喜欢这句话。
一路上我和老伴都默默无语，我们因为没注意，连路都走错了。绕来绕去，折腾掉不少时间。到晚上10点多，才赶到家。
重病中的老人看到我很高兴，脸上现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很庆幸赶得及时，没有使老人带着遗憾走。她5月3日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又回到了劳教所，甚至老伴也没来得及赶回去看母亲最后一眼。
这次回去时顺路去看了我母亲，因为我过年就没回去了啊。要是让老太太知道我现在身陷囹圄，她非疯了不可！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的老人已经不能再受到任何打击了。我用骗岳母的话如法炮制又骗了母亲一次。
我自认为我的意志是够坚强的，但是我那脆弱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特别是我的心脏病，让我的身体“做不了主”了。6月7日，劳教所的政委看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便同意让我到隔壁的司法医院去治疗。
我向政委毫不掩饰地说：“要是李山林一伙人能买通医生，我还活不活了？”政委听了我的话，无言以对。
虽然身体羸弱不堪，我的头脑却很清醒：这个时候我不能倒下，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定要坚持到这帮人彻底倒台的那一天！
后来还是去检查了一下身体，结果是惊人的：我的尿糖含量达到了4个“＋”，血压高至200！医生们看着我的体检结果很着急，其中一个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老郭您放心，我们会像保护革命年代的地下党一样保护您，您就安心地在这养病吧！”
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我的神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以说有点轻微的神经质了。
我就这样在司法医院养了3个月的病，在鬼门关溜达了一圈又有惊无险地回来了。虽然还是规定不许回家，但是老伴可以公开地来照顾我了。医生们对我都很不错，因此慢慢地我也和他们熟络起来，原来那个防范他们的念头也打消了。
医生们跟我开玩笑说：“老郭，你将来一定会发财。”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很好奇。
“第一、我们都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平反；第二、你的经历这么坎坷，平反后绝对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光稿费肯定就不得了了，哈哈……”
我当年的主治医生现在已经调到北京了，家也搬到北京去了。
2003年8月9日电视上播放了程维高被党纪惩处的新闻以后，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恭喜我。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轻微的脑震荡、风湿性关节炎、轻微脊椎骨错位……按照我的身体状况，我患的几种病中随便挑哪一种出来都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我提出申请保外就医后，家人为我跑了无数次腿，历经无数道审批程序，盖了无数个公章，到8月底才得到批准，而我真正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30日了。
我在追求正义的每一步中，尽管会取得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总是像不准点的闹钟一样，总是姗姗来迟。正义的果实和苹果、香蕉一样，也有保质期的限制，拖得太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设想一下，在11月30日之前，我要是暴毙的话，批准我保外就医还有什么意义？
我被他们羁押了1年零9天。
然而，我的重获自由，成为我放弃匿名检举、针锋相对地以上访的形式与程维高展开斗争的开端。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
万书记给我压惊
“哎，李主任，请稍微停一下，我想麻烦你……”
“告状是吧？我现在有急事。我只能给你1分钟，记住，就1分钟！快点，书面材料呢？”李主任把右胳膊搭在车窗上，手掌张开等着接材料，同时透过一付硕大的黑框眼镜仰头看着眼前这个不知从哪里挤过来的人——这个人一看就是上访上“老”了的，肩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皮包，浅灰色西装短裤，脚下一双沾满泥污的运动鞋。身后站着一个50余岁的女人，一看就是上访人的老伴，正关切地注视着这边的动态。
拦街告状者闻言顿时喜出望外，赶紧将包里早已准备妥帖的材料毕恭毕敬地递到李主任手里。
“你放心吧，我既然收下了，就一定保证给你送到尉书记手里。至于能不能解决还要听他的。行了，你回去吧。再见。”李主任挥挥手，黑色轿车急驰而去。
拦街告状者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然后转过身搭住老伴的肩：“晚上回去咱们和儿子一起包饺子吃吧。挺久没吃饺子了吧？”
几年来，这样的经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上访，本来就不是公民解决个人冤屈问题的正常方式，但是从1997年直到2003年这6年间，上访对于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告状”二字了，这个行为已经和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上访专业户”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另类风景”，然而现在许多“上访专业户”似乎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另类的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