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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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18日，张铁梦以东租冀办的名义，给省政府写报告，申请600万元人民币贷款，解决换汇资金。李真直接将报告呈送省政府领导批准后，又给河北省人民银行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尽快办理。李真表示，这笔款项主要是用于支持张家口卷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并催促对方尽快想办法解决。
在李真的直接插手下，省人行将报告批给了河北省证券公司。同年11月11日，河北省证券公司以张家口卷烟厂短期融资债券的形式将5000万元人民币汇入东租冀办的银行账户。
1992年10月5日，东租冀办用1378。5万元人民币从省财政厅调汇250万美元；同年12月21日，又用1616。5万元人民币调汇250万美元。通过两笔调汇，东租冀办比照市场调剂牌价共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
为什么能一下获利2000万元呢？这里面有个差价问题：5000万人民币名义上是全部以市场价格兑换了500万美元，但外汇额度的兑换比例是6比1，也就是说，他们兑换500万美元只花了3000万人民币，剩下的全部变成了“纯利润”。
李真告诉吴庆五以后，吴庆五很高兴，于是找到张铁梦商量如何瓜分这2000万人民币。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4）
程维高阻挠查清河北巨贪案
就在他们密谋瓜分这笔不义之财时，检察机关从天而降，险些搅了他们的“好梦”。这年10月，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以张铁梦涉嫌挪用公款对其立案侦查并迅速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张铁梦被拘留后，李真和吴庆五都慌了神，为把张铁梦救出来，两人分头奔走张罗。这期间，程维高也对此案表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指示省政法委，一定要把张铁梦放出来。
而当时省纪委书记刘善祥的态度非常明确：表示一定要查清这个案子。为此，刘善祥还派出省纪委、省经贸委纪检组一同查张铁梦的问题。在查案的过程中，“李真”这个名字也渐渐浮出了水面，刘善祥同另一位省委书记及时向程维高反映这个情况，并建议程维高不要再用李真做秘书，坦言“这个年轻人政治上不是特别可靠”。不料过了两天后，查案的同志向刘书记汇报说：不知为什么，张铁梦被放回家了。
刘善祥一听就火了，立刻跑到程维高那里交涉：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么大的案子，是谁指示放人的？
程维高虽表面上镇定自若，把责任推到了省政法委，可是此时，他心里也有点害怕了。
1993年10月11日，张铁梦挪用公款案被撤销。张恢复职务后，想办法将2000万元人民币挪至吴庆五指定的账户，后吴庆五将这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个人投资经商，并分给李真15万美元、10万元人民币和位于北京市低压电器厂宿舍楼的商品房一套。
张铁梦被保出来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犯罪活动，而对《调查结论》，程维高是怎样批示的呢？他写下了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批语：“此事已经调查清楚，以后任何人再不要提起此事，谁也不要再用这个问题做文章。”
省委书记为什么在一份文书上批上这样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批示呢？因为查张铁梦就是等于查李真，而查李真他程维高也脱不了干系！
河北巨贪暴露以后，张铁梦躲到了爱尔兰，对于张铁梦的逃走，程维高是难辞其咎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李国庭，他的被捕过程说起来则让人啼笑皆非。
1999年，李国庭与一个北京个体户合伙走私烟草的事东窗事发，他从张家口逃至廊坊，打算出国。不料这个年近70的老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廊坊跟一个寡妇同居。同居期间，不幸患上流行性感冒。老年人的身体一般比较虚弱，李国庭害怕自己死在异乡，表示“死也要回张家口”。结果他一出张家口火车站，就被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张家口公安干警们抓获。
警方抓住了李国庭，录了李的口供，查收了李提供的相关证据，顺藤摸瓜，李真也就被查出来了。接着就是李山林等人，直到最后的程维高。
李真被执行死刑以后，石家庄的《燕赵都市报》公布了程维高写给中央为李真辩护、开脱罪责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于1995年。当时，一封写给中央的匿名信揭发了李真的一些问题。程维高得知后，在出访韩国前立即给中央写信反击那封揭发检举李真的信，这封信“义正词严”地要求中央“从大局考虑”李真的问题。
3月3日下午，我到××部汇报工作时，××部负责的同志跟我讲到最近有人举报我的秘书李真用受贿所得的100万元为其妻杨某向新加坡移民一事。因我对此事亲自作了调查，完全清楚，我向××部负责的同志把情况作了介绍，考虑到这封举报信××部都收到了，也必然会发到党中央、中纪委……经国务院批准，我7日将赴韩国、新加坡、越南签订一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来不及当面向你们汇报这一问题，故去信先作简要说明，待我出国回来再作详细汇报……去年12月中旬，一个自称××部办公厅秘书的人打电话给我，向我举报李真这一事。第2天我即作了亲自调查，结果（查清）这件事纯属诬告。今年2月中旬，此人再次打电话给我，仍然举报这两件事，并说李真的家属杨某将于2月25日出国到新加坡。我在电话里严肃地批评了举报人。
事后我要李真的家属于2月25日离开石家庄（先去天津姐姐家，再到沈阳父亲家），目的是看此人还想耍什么花招。我预计此人一定会用新的招术，因为此人是什么人，在哪里工作，为什么要诬告李真，为什么不先向中央举报，而先向我第二次用假名举报，最后为什么再用匿名信向中央举报，我是完全清楚的。河北情况复杂，一言难尽。对于这件事我可以对你们绝对负责，我希望你们接到此信后，能从河北的大局考虑，慎重处理。
事隔几个月之后，程维高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继续公开庇护李真：
有人上告我的秘书李真同志两件事：一件，告李真用70万元买了一辆凌志400的汽车。二件，告李真用100万元给其爱人在新加坡买了一个移民资格，其爱人已经到了新加坡……关于这两件事，此人电话来后，我做了了解，纯属造谣。一、关于车的问题，去年10月李真同志为了方便借了一辆凌志400在北京跑了几天。告状人说李真买的车，根本没有这回事。二、李真同志爱人现在仍在石家庄，我最近已多次见到杨，根本没有移民新加坡。
程维高果然是“爱憎分明”：他倚仗手中权力尽力关照李真等人的同时，对“固执”的老干部刘善祥却进行打击排挤。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5）
1994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河北省常委会，刘善祥作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照常出席了这次会议。程维高在会上讲话，突然提出，善祥同志身体不太好，多次提出提前下来，中纪委也同意了。建议免去刘善祥同志的省纪委书记职务。
刘善祥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当场就发火了，质问程维高：“我什么时候提出过不干了？这话是谁反映上去的？”
程维高倒是不温不火：“善祥同志，你身体不好，一段时间老是住院，还动过大手术，这总该是事实吧？”
刘善祥气愤地说：“可是我出院了以后，每天都是整个工作日都在上班，并没有小病大养，休假偷懒，你突然免我职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想让我早死吗？这么早就让我休息？”
旁边有人劝道：“善祥同志，你不要冲动嘛，免去你的工作是出于对你身体的关心嘛。”
刘善祥更加气愤：“我不需要这种关心！你们这样做太不正常了，我们无非就是在工作中存在不同看法，突然免我的职，就是想堵我的嘴！”
尽管刘善祥提出抗议，但常委会还是通过了免除刘善祥职务的决定。
离省纪委换届选举还有10个月，程维高连这10个月都等不了，急欲除去他的眼中钉。
刘善祥后来知道：是程维高几次背着他对中纪委说，刘善祥多次提出辞职，请中纪委“尊重”刘善祥的“决定”。
程维高排挤异己，可谓是“捣鬼有术”。刘善祥分析说：如果放手再让我干一两个月，张铁梦的问题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而这个结果，是程维高不愿意看到的。
程维高对吴庆五说：“赶紧走！”
李真在河北干尽坏事，程维高真的是被“蒙蔽”了吗？本书采用媒体披露的材料，请读者分析：程维高是不是罪有应得。
这份材料披露：随着程维高当上河北省委书记，李真日益膨胀起来，在河北省，反映李真问题的越来越多，而程维高不仅没有劝阻李真，反而采取种种办法对付组织，使李真越陷越深，最终走向毁灭。2000年，李真被“两规”后说：“对我的查处，如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比这更严重。”
李真说，1998年春季，程维高先后把他叫到办公室两次。第一次说告李国庭的信很多，问李真跟李国庭经济上有什么问题，李真说没有，程说那就批给省纪委查啦；第二次是在省纪委要对李国庭“两规”前，程又将李真叫到办公室，还让他看了省纪委打的“两规”报告。1999年4月，程维高打电话说，李国庭有2000多万元的问题，并再次问李真与李国庭有什么经济问题。程维高对李真说，如果你有事我也不光彩，有事赶紧想法补救。在程维高的提醒下，李真同程的儿子程慕阳一起，将72万美元、131万港币赃款转到香港，存入渣打银行。没想到，李国庭在“两规”后很快就交待了向李真行贿问题，李真事后对此做出了“幽默”的评价：“没想到，打李国庭的子弹，却崩到了自己人的腿了。”
李真说，2000年元旦前后，程维高给他打电话，要他到程维高家里去，说有重要情况。李真赶到后，程很着急地对他说，刚得到了消息，说中纪委已初步掌握了他的三件事，一是收受李国庭5万美元，二是在国外有巨额存款，三是帮北京河北办事处批烟从中盈利。中纪委想在春节前后对他采取措施。程维高安慰李真说，境外有存款查不清楚。因李真前妻对他的事非常了解，为统一口径，程维高给李真出主意，让李真和前妻谈谈。李真给前妻打电话，前妻不愿谈，程维高就亲自打电话把李真前妻约到自己家中和李真谈。程还对李真前妻说，希望不要受别人利用，否则对我们都不好。
据了解，2000年春节后，李真得知李国庭已交待了给他5万美元的事，李真与张铁梦（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已潜逃国外）订立了攻守同盟，说5万美元事先已给了张铁梦。之后，李真同吴庆五到江苏常州找程，请程尽快给中纪委领导打电话，请求中纪委对李真不要进行立案。程对李真说，中纪委如调查，就说这个事情他知道。程维高说，不管出什么问题，都要沉住气，绝不能乱讲，如果中纪委真要查处，也表明他们对我的态度，我就辞职。
2000年3月对李真被中纪委采取“两规”措施后，程维高对吴庆五说：“我已经打听了，李真被抓，是×××到中央告状的结果，他搞李真不是目的，主要是想搞我。谁告我们，我们就告他。你抓紧收集×××以及他老婆、儿子的问题，向中央告他的状，写匿名信。”吴庆五便写了一封“揭发” ×××。
2000年5月上旬，吴庆五给程维高家打电话时，程维高对他说：“你不是出国了吗？怎么还在国内？赶紧走！我已经叫阳阳（程慕阳）去加拿大，暂时不要回来。”
从上述文字来看，程已经陷入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很深很深了。程为什么要这样搞？是因为李真已经跟程维高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和友谊”（李真语）。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6）
这份材料还披露：
在政治上，程维高与秘书相互利用。关于这一点，李真在他《心灵的忏悔》中有明确说明：“1992年，我任程维高省长秘书。由于程与当时省领导尖锐的政治对立，使程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极需要支持的时刻，我真诚地为他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用我当时所言：为他披肝沥胆，舍生忘死都极为情愿。我的前任程的秘书吴庆五在维高的事业上曾与我风雨同舟，共同拼搏。”
李真、吴庆五对程是如何付出“艰辛努力”的？据了解，1992年，程维高与当时的省领导因干部安排等问题分歧严重，程维高安排李真和吴庆五向中央、中组部、中纪委写匿名信，写好后交给程维高改，然后发出。李真说：“程维高当着我和吴庆五的面布置任务，还让我们找河北省原来的领导反映情况，请他们也向中央反映问题。有一次，程维高让我拿着匿名信找当时省里一位领导。实际信就是我们写的。吴庆五平时掌握、搜集的情况多一些，也积极帮助组织材料。”
李真在他《心灵的忏悔》中写到：“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使我们自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和友谊。当1993年初中央决定程维高主持河北省委工作，我成了河北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秘书时，他对我也格外感激和格外信任。可以讲，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在河北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特殊的状态也使我很快就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其影响和作用远超过了我的实际权力。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养成了我骄狂、自以为是的坏作风。”
程维高使李真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实际权力”，而李真也投桃报李地为程维高在政治上做了更多“事情”。据调查，1993年，程维高对省里一个领导产生不满，就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反映其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寄给了中纪委；1994年，程维高因另一个省里领导不听他的意见对其产生不满，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寄给当时正在石家庄的中央考察组。李真后来说：程当时作为省委书记，完全可以亲自向考察组反映问题；1995年，程在张家口的一个宾馆对李真说南京有个人写信告他，要李真打匿名电话恐吓这个人，并给李真提供了这个人的电话。程告诉李真说：“告诉他不要太放肆！”李真马上当着程的面给这个人打了匿名电话，结果这个人被吓住了。李真回忆说：“当我打电话时，程就在旁边捂着嘴笑。”
在经济上，程维高与李真相互“支持”，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牢固。李真对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经商给予了诸多关照。 1994年河北省在北京筹建河北大厦，程慕阳采取欺骗手段想要获取1071万元转让费，为此，李真多次找相关人员让赶快给钱。李真说，他“深知‘南京二建’与程维高的关系很不一般”，知道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的不少工程都是“南京二建”垫资建的，于是他千方百计帮助“南京二建”，亲自给原石家庄市长张二辰（已判刑）打电话催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