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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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保龙仓50％的“干股”。杨在无奈中答应了程慕阳的要求。1999年“三讲”期间，河北群众对程慕阳参与保龙仓问题反映很大，程慕阳向杨提出，中央搞“三讲”，怕影响其父程维高，要求退股。于是，程慕阳白白拿走保龙仓公司近500万元。而当时程维高对中央和河北群众的解释是，保龙仓不是儿子投资，而是儿子给老板打工。
这份材料还揭露了程慕阳等人“敛财空手套白狼”的内幕。程维高对卢鹰用“空手道”赚钱的招数极为推崇，而商场“空手道”需要权力上和经济上的依托，程维高为儿子提供了这种依托。吴庆五说，他下海时，程对他说，你下海后，要找一些大客户，交一些大朋友，要依靠国营大公司、大企业、大外商。我让我儿子经商就是这样做的。
在程维高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程慕阳靠着父亲的权力，与河北的大项目、大朋友、大客户、大企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统计，靠着这种联系，程慕阳在河北使用欺骗、挪用、索要、套取等手段，凭着越练越熟的“空手套白狼”为自己赚得约5580万元。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5）
程慕阳在河北有10家公司，除了保龙仓项目外，还与河北另外一些企业有过这样的“合作”。1997年底，程慕阳以英属维尔京群岛金三角国际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河北制药厂（石家庄制药集团前身）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河北尊钙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河北制药厂投入400万元资金，占40％股份；程慕阳以英属维尔京群岛金三角国际有限公司资产折价600万元投资，占60％股份。后据调查，程慕阳在这次合资前，曾多次找过河北制药厂希望合作，遭到拒绝。后来，因企业遇到一些重大事情，只得与程慕阳合作，靠其疏通程维高才能解决，于是河北制药厂做出了这一决定。另外，程慕阳拿来参加这次折价合资的英属外国公司其实是一家虚假注册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以这个虚假外资企业注册的名义，程慕阳经营亏损，但不承担亏损责任便撤出该公司，把亏损转嫁到石药集团了事。
程氏公司搞“空手道”的另一个方法是利用程维高的身份、影响，在河北企业拉广告。程维高对儿子说，钱要赚，但要合法。而利用权利拉广告，别人既不能不给，自己又可以合法赚钱，是 “空手道”赚钱的好路子。据了解，程家共在河北拉过700多家企业做广告，广告费达2900多万元，其中偷税200多万元。而这些广告费中，只有一小部分为企业做了广告，大部分程家自己留下了。一次，程维高的大女儿想拉广告，程维高亲自给石家庄一著名制药企业老总打电话，说女儿刚刚离了婚，没房子，希望你们支持，但要合法。这家企业按照省委书记的指示给其女儿打过去30万元的广告费，但程家只用了5万元做广告，其余留给了自己。
程氏公司用权力在河北赚了数千万元，然后，再用这些在河北赚的钱开发更大的市场。程氏公司在河北以外做得比较大的是南京和包头两地的超市项目。据了解，这两个项目由南京二建垫资3000多万元。不仅如此，程维高还亲自给一位官员打电话，硬逼着他促成一笔由程慕阳暗箱操作的非法“转让”生意。这位官员回忆说，程书记在晚上给我打电话，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电话里，程维高大发雷霆地质问：“已经定好的，你为什么从中阻挠不给钱？”这位负责人说：“宏德利公司没有取得转让权，没有资产出让。不给转让费也是为了维护您。”程维高大叫道：“我不听解释，用不着你维护我！″说完就摔了电话。当时，这位负责人一下子就坐到了沙发上，流了泪。在程维高强大的压力下，程慕阳等人得到了这个项目“转让费”的一半535万元，程慕阳分得280万元后，马上把钱转出境外。
1995年，程慕阳和保定民营企业河北八达集团董事长王宝银以外资的名义，与石家庄新华区政府市场管委会成立了石家庄鑫麟房地产有限公司，急需5000万元投资款。据调查，1995年，程维高到八达集团观察时，王宝银以该集团上啤酒项目需要资金为由，向程维高呈交报告：“恳请程书记批转省财政厅，在预算外资金中解决5000万元人民币。”程维高在此报告上批示“请财政厅×××同志考察、研究”。据当时的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说，按规定财政周转不应该给民营企业，只能给国有企业，但因为是省委书记批了，也只能这么做。最后，省财政厅让保定市财政局办理了借款手续，保定市财政局分两笔拨给八达集团3000万元省财政资金。八达集团很快将这笔钱中的2650万元给了程慕阳。这样，程慕阳通过其父亲将这笔国家财政款套出，用在开发房地产上。1996年，3000万元财政周转金到期，王宝银拒不归还。2000年，程慕阳、王宝银先后潜逃加拿大。至今，3000万元财政资金仍未归还国家。
1994年夏，石家庄市先导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忠（已判刑）认识了程慕阳，1995年，先导集团打算将该集团的“高档复合材料软管牙膏工程”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并解决贷款问题。刘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程慕阳，程慕阳说让他爸批示：“请省科委、轻工厅及石家庄予以支持。”根据程维高的批示，又通过程慕阳的一系列沟通，有关部门以非正常程序，将先导集团的“高档复合材料软管牙膏工程”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
1995年11月，先导集团与程慕阳在香港购买的港迪公司等合资成立了半边天公司。香港港迪公司出资50万港币，后又抽回。之后，程慕阳请李真和时任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出面，多次召集金融机构有关负责人到半边天公司视察，对金融机构施加影响。同时，刘建忠多次让程慕阳请程维高到厂里视察。在程家父子的攻势下，据调查，自1996年9月至1998年9月，半边天公司先后7次从石家庄工商银行、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累计人民币6050万元，其中4000万元至今未还。
程慕阳在半边天公司中是与先导合资的，但仍向先导索要好处费。据调查，程慕阳在把先导列为省重点工程和帮半边天公司贷款中，以各种名目共向刘建忠先后索要好处费508万元。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6）
记者还披露了以下惊人事实：
李真说，程维高在提拔干部时，有两条选人标准：一是在政治上是否完全跟他一致，言听计从；二是在经济上是否支持他儿子。
原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顶着郭光允的举报和河北建筑业的一片谩骂声帮助南京二建，而南京二建又是垫资3000多万元为程慕阳做过很多事的企业，所以，程维高冲破重重阻力，把李山林提拔到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的位子上。
原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给过程慕阳很大支持，在张二辰要提拔时，程慕阳就跟他父亲反映了许多张二辰“好的情况”。程慕阳对李真说，在石家庄开办的房地产项目中，张二辰等给过很大支持，如果张二辰等得到提拔，会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他父亲也同意提拔他们，让李真千万别提反对意见。
李真说，程维高为提拔一些帮助程慕阳的人，有时隔着好几级，都会亲自打电话找有关领导安排。程慕阳在石家庄某地经营房地产，为了守住自家的资产，程维高想尽办法让帮助儿子的人既提拔又留在当地任职。
而对帮助了程慕阳的企业，程维高也有一套自己的“答谢”办法。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李国庭是帮助程慕阳较早的一个。李国庭说，1992年，程慕阳刚经商不久，程维高就对李国庭说：“阳阳刚刚出校门经商，你要多帮助帮助他，支持支持他。”很快，程慕阳以广告费的名义从张家口卷烟厂索要了15．6万元。程维高对李国庭（当时已60多岁）说，只要我在位，你就不存在退休问题。
衡水一家企业的原负责人很慷慨地帮助过程慕阳，程维高按照这个企业负责人的意愿让其到省里任职，并且3年换了三个地方，多次提拔。
保定八达集团董事长王宝银和程慕阳在一起搞项目，程维高多次到八达集团视察，以此给王宝银政治支持。石家庄先导集团与程慕阳合作，先导负责人刘建忠多次对程慕阳讲，希望能让程维高来厂里视察，壮壮声势。程维高果然到石家庄高新区视察了半边天公司，并题词：“大力开拓市场，真正占领中国市场半边天”。
除此之外，程维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帮助过程慕阳的企业界人士成为人大代表。据调查，帮助过程慕阳的企业负责人如王宝银等，不少成了全国人大代表。
而对不帮助程慕阳的人，程维高则“还以颜色”。程慕阳开发房地产多与南京二建联手，南京二建垫资兴建，程慕阳赚钱。河北省原建委负责人和原省招标办负责人因按规定办事，在一项招标工程中没允许无招标许可证的南京二建招标，使程维高动怒，而省建委的一份“河北建筑界对南京二建反映很大的情况反映”，更让程气愤不已，他在这份材料上连批三个“放屁”。没多久，原建委负责人以“住房超标”问题被免职，原省招标办负责人也以干部交流为由被免职。
材料还披露了程维高为犯罪分子开脱、授意犯罪分子们出逃的事实：在1999年“三讲”期间，当河北省群众强烈反映程维高的家人利用其职权在河北经商、通过南京二建敛财的事时，程维高在向中央和河北干部提交的《参加“三讲”教育情况及体会》中说：“在河北9年中，我从没向任何一个市、县，任何一个计划、经贸部门，任何一个建筑单位写过条子，打过电话，为南京二建说情、要项目，也没暗示或通过其他省领导向有关方面暗示，为南京二建拉项目。”
“我从未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搞经济营利活动，没有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没有借选拔干部之机谋取私利。”
事实是这样吗？非也。程维高对程家的“事业”是有发展目标的。李真说，1999年元旦，李真陪程维高到深圳，程把程慕阳和程慕阳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叫过去，谈起经营发展计划。他们说起几年内要发展到几十个亿、十几个亿的“宏伟目标”。
到2000年，程慕阳的确有了数亿资产，然而，随着2000年3月李真案发，他们的美梦破灭了。
在李真贪污、受贿一案中，发现了程慕阳涉嫌贪污、窝藏转移赃物一案。据调查，1999年元旦，李真对程慕阳说：“我个人有些钱想存到境外，放在国内不安全。”程慕阳说：“这好办，存到香港很方便，我帮你联系。”随后，程慕阳两次陪李真前往香港存款。程慕阳对李真讲：“如果有人在香港查到这笔存款，你就对他们讲这些钱是我给你的，我是个做生意的，我的钱是自己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1999年底，李真听到中纪委要审查他的消息，约程慕阳到北京，李真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在香港的存款得想个办法。”程慕阳说：“你先把你在香港的存款转移到我的名下，将来如果查出这些存款，就说这钱是我给你的，最低限度也得说这钱大部分是我给你的。”二人商议后，李真向程慕阳提供了在香港存款的个人资料及委托函，程慕阳回去后将李真在香港渣打银行的存款约70多万美元、130多万港元存到他的名下，该款至今未追回。
目前，程慕阳涉嫌犯罪事实认定是帮助李真转移赃款和勾结他人共同贪污国家资产535万元。部分查实的程慕阳转移到境外的资产约计1600多万元人民币，转移到境外的赃款约70多万元、130多万港币。
2001年4月2日，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以涉嫌转移、窝藏赃物等犯罪签发对程慕阳的逮捕令。2001年9月6日，公安部发出Ａ级通缉令，在全国悬赏5万元通缉程慕阳。随后，国际刑警组织接受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申请，为逮捕与引渡程慕阳向全世界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2000年9月4日，程慕阳离港去加拿大，至今仍未抓捕归案。
“后程维高时代”留下的思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到1998年，程维高当完一任省委书记后，就65岁了。省部级干部到了这个年龄，就该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他还可以兼任省人大主任。
为了延长其从政生涯，程维高想先兼任省人大主任。
1998年1月，河北省人大选举会前夕。
党代会上，程维高提出要改革选举方式，进行分区投票，然后再汇总计算票数。
不了解当时河北政界具体情况，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改革选举方式”包含了一个多么惊人的内幕。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7）
所谓“分区投票”，就是让每个选举团都单独设一个票箱投票，名义上是“改革”，实际上就是更有力地控制选票的得失。程维高虽然不容易也不能直接控制代表们的投票意向，但是代表们个人所在的选举团的领导可以利用职权控制他们。而程维高利用职权控制各选举团的领导也是易如反掌的。正是依靠这种经过改革了的选举方法，程维高顺利地兼任了省人大主任。
这次人大选举结束后一星期内，石家庄市长安区、新华区两区区委书记被程维高免职，原因不明。
其实，程维高根本不必担心自己选不上，毕竟当时他还是一个省委书记啊。据很多省委干部反映，他担心的是得票数达不到“绝对多数”，“面子上过不去”。
仅仅为了所谓的“面子”，就可以置国家法律与政治制度于不顾吗？
新中国建立至今，全国范围内，搞这种大胆创新的选举改革的，仅程维高一人。
程维高的错误，在当代中国政府反腐败斗争中很有代表性：那就是，省部级高官作为一个省内政治腐败的“带头人”，起到了相当坏的作用。即，一人腐败，可能导致一大群下级的腐败，从而形成一个腐败集团。
这么高级别的领导犯错误、搞违法乱纪，怎样有效监督？各种媒体已有充分讨论。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很多媒体的评论都说，“后程维高时代”河北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比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随着李真2000年3月1日被“双规”，程维高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立即感觉到了他政治生涯中出现的一丝紧张与危险。
在此前后，他已经向数位中央领导干部分别写过好几封诉苦信，其中一封长达70多页！
李真出了事，李山林也脱不掉干系，随后，李山林也被“双规”了。
得知李山林被抓的那天，是我16年反腐败过程中最高兴的一天——比我知道程维高被开除党籍的时候还高兴！我对老伴说，要是李山林是省委书记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