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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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会想到美丽、倔强的顺姿的后半生遭遇……
1958年我们一年没上学，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老师就很缺，虽然新调来了两个师范生，但是又新增了两个班，师资力量很弱，再加上58年大跃进开始，这荒唐而难忘的一年也就开始了。
当时村里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是“深翻一丈地，产量上万斤”。其实那样深翻土地是把上面的“阳土”（活土）翻下去，把下面的“阴土”（死土）翻上来，这样的地是长不了庄稼的！还谈什么亩产多少多少斤啊？
各村开始开动员大会，村干部纷纷表态本村的粮食亩产将多高多高。我记得“底价”是亩产10万斤，然后就有人拍着胸脯说亩产要达到20万斤，接着是30万斤、40 万斤，直至最后的天文数字：200万斤！
我自己暗地里算过：一亩地是666平方米，在这么大点儿一块地方，如果放上200万斤粮食的话，光摆粮食粒儿就要摆一人多高！而实际上呢，庄稼顶多也只能长到半人高，那怎么可能长出200万斤粮食呢？纯粹是瞎胡闹，可笑至极！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话也不能说，因为当时兴“辩论”啊。人人都学辩论，而且辩论的时候不仅动口，还常常动手。我有个同学他们村里有个孕妇，一次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被一群人边“辩论”着边推来推去，最后被“辩论”流产了。那时候头脑被大跃进风暴吹刮得发疯的人就是这么残忍！
1958年要求“人人劳动”，对于劳动不了的老人们，就把他们弄到劳改队去，强迫劳动！那个时候我们的党不依靠法律治国，连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都设有劳改队以镇压“敌人”。
农村的精壮劳力挖河的挖河去了，大炼钢铁的炼钢铁去了，家里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了。结果这些妇女也遭殃了——那年村里要修水库。实际上啊，自1963年以后，我们那儿的雨水就一年比一年少了，修水库在缺水的北方农村几乎没什么意义。那个时候到处修水库，把地挖坏了，水库还没用，所以说这样的运动真是劳民伤财啊！
当时我们村修的水库规模是方圆4里路左右。有一天，修水库的时候，村里一个管武装、治保的干部到水库工地巡视，看到一些修水库的妇女在休息，他很生气，他要惩罚这些妇女劳力。他到了工地后大声喊：“全体起立！”命令每人将土筐装满土，让大家背上筐，上了堤坡，排好队，他大声喊叫：“齐步走！”不久，又声嘶力竭地喊：“齐步跑！”让这些妇女们背着筐土跑步。每个妇女都被勒令背着沉重的土筐开始绕着水库跑步，跑了一圈以后，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我的母亲生过7个孩子，加上长期的粗砺饮食和捱病（就是生了病几乎从来不去看大夫，就那么躺在炕上捱着），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腾啊，当晚回家就大吐血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当时我正在学校看书，突然有同学来告诉我我娘不行了，要我赶快回家看看。我回到家之后就赶紧去请大夫。有个姓戴的大夫，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随军医生，被俘后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军队到邻村行医，他人很好，医术也很高明。把他请到家后，他给我母亲打了6针不知是什么药物——估计是止血针吧——随即母亲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算是暂时保住了命吧。但是从那以后就留下了病根，眼睛老是看不清楚，并且时不时就会抽风，抽的时候连手都掰不开，而且常常是一发作就抽一整天，我母亲从此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个时候她只有39岁啊！到我结婚时带媳妇儿回去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就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三部饥馑年代的跋涉（4）
此外，那一年还有两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一辈子也忘不掉。
有一次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母亲的抽风病又发作了，急需抓药治病。母亲最后想了个办法，让我去她大姨家也就是我姨姥姥家去看看。姨姥姥家在蠡县城，老两口没有后代，开了个小卖铺，卖点油盐酱醋什么的，他们家或许有一点钱能借到。那天下午我放学后徒步走了30里路到蠡县城打听姨姥姥家的住址，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到她家发现她家也很小，很穷，只是老两口平时不怎么花钱才有点积蓄而已。当夜我借了三块钱，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
跑回家时我浑身都是汗，看着重病中的母亲蜡黄的脸，我的脸上汗水混着泪水不断滴在地上，这种贫穷的滋味让我刻骨铭心。
回来的路上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我那时还很迷信，相信世上有鬼并且很怕鬼。从姨姥姥家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而且还要路过一片乱坟岗。平时听同学说那个地方常常闹鬼，其中最恐怖的就是一个大头吊死鬼，是以前村里一个含冤自缢的寡妇变的，还吃过人呢。那晚我走到离家还有大概10里路的时候，看见那个“鬼”了！白乎乎的一片，我顿时恐惧到了极点。于是我闭上眼睛开始闷头狂奔。心里估摸着跑过了吧，睁开眼一看，娘呀，我叫出声来了，那个“鬼”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啊！大脑袋，白身子，就站在我面前！平静了些后发现那个“鬼”并没有来掐我，而是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着。我壮着胆子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哦，原来是一个破旧的木牌楼，上面贴了些宣传大跃进的标语，我这才放心了，原来不是鬼啊！
第二天我跑到离我村10里路的崔家庄村去抓药——据说那个村的大夫曾经是我曾祖父的徒弟，而实际上他对于衣衫褴褛的我也还是毕恭毕敬地叫我“公子”，以体现对我曾祖父的尊敬。我赶紧给母亲抓了3服药，花了两块钱。
这些药也只能治一时，去不了根。母亲的身体是一天天跨下去了。我最后甚至害怕见到母亲，揪心啊！我总是害怕母亲会突然就不行了，这种感觉就像梦魇一样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想起她披着破旧的外衣披头散发地坐在门槛边，手紧紧握在胸前拼命颤抖的样子，我就想哭。在当时，这种备受恐惧煎熬的心态甚至让我产生逃避的念头：考上高中，离开家，就可以暂时免受这样的煎熬了。今天回想起来，叫人心酸。
老百姓的日子过到这个份上，领导者难逃其咎啊。当时的各级领导，说不客气一点，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
当时在农村存在一种很恶劣的问题，就是村干部竟然随便拆民房！我家西屋是3间砖坯屋，东屋是2间土坯房。说是土坯房，其实什么也放不了，跟仓库差不多。里面有一个很旧的石磨，是曾祖父留下来的。家里人多，平时我就在东屋看书、睡觉。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深更半夜了，我突然听到屋上方传来“扑通、扑通”的巨响，还有人在叫喊着什么，好像地震了似的。我开门一看，好家伙，一帮民兵手拿大镐围着我家的房子正不亦乐乎地忙活着呢。
“干吗呢你们？”我诧异地问着这帮不速之客。
“干什么？刨你家房子呢！”漫不经心却十分蛮横的一句话。
“刨房子也不说一声，想砸死我啊？不知道下面睡着人吗？”我的火一下起来了。
接着父亲和母亲都出来了：“为什么要拆我们家房子啊？”
村支书站出来说：“你家的房子老了！拆了拉到地里当肥料！”
“我们家十口人，拆了怎么住得下啊？”父亲一紧张把我都忘了，忘了东屋里还睡着大儿子呢。
“好，”村支书转过头对后面的民兵说，“姓郭的说了，他家人多，住不下！同志们，我们不但要拆东屋，拆完东屋咱们接着拆西屋！”说完对准走过来正欲阻止这帮人的父亲的腿就是两脚，父亲栽倒在地。随即我家的两间土坯房很快就被众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推掉了，只剩下几根屋檩丢在地上，土被拉走肥田去了。
父亲挨了这两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1958年吃食堂的时候，我曾经亲眼见到村干部因为我的一个叫做“大东娘”的邻居怀疑他没有把家里粮食全部交到生产队里，家里可能还藏有粮食就残酷地让她一个老太太跪在砖头尖上。另外，我家街对面的一户人家有一次在村干部搜查粮食时，民兵在他家房屋的椽子里发现了一把绿豆，结果遭到一顿毒打。我家邻居的隔壁以前开过布店，在被催交“埋在地下的布匹”时说没有布，村干部抡起一根铁棍就砸向老太太，一个名叫蒋尧友的生产小队长立即用单手挡住，结果胳膊当时就肿了起来，过了3个月才好。我父亲因病在家不能干活，因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经常被勒令给村宣传队写标语，还老是被斥骂写得慢，是想混工分。
还有一次，我二舅因为“贪污粮食”，家里给村支书带领民兵闯进来（那时候家家门上都没锁，都给村干部没收了）抄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也没抄到。村支书说：“屋里没有，兴许藏在他姐家了……”就因为这一句话，我母亲就被民兵们五花大绑然后带着游街——就像以前游斗汉奸恶霸那样——最后那帮人把她押到祖坟上跪下“认罪”。但是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件事，母亲也一直不愿提这件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对于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事件，陈云同志曾经痛心地说：“那时有1亿老百姓在挨打！”在欧洲各国，有这么一条流传了数百年的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户老百姓的房子，无论多么敝破，无论是多么的家徒四壁，都一定是国王止步的地方！而在几百年后的中国，还会发生这样赤裸裸的侵犯个人住宅的案件，实在让人感到悲哀和匪夷所思。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把政治文明提上日程，还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当年父亲被命令到定县参与“大炼钢铁”。由于农民的卫生习惯本来不好，又大量群集，所以父亲便染上了伤寒。随后他就立即被送到蠡县医院隔离。我和母亲知道后立即一起步行去蠡县看他，到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住了3天了，然而身体很虚弱。他让我和母亲先回去，说自己死不了，我和母亲于是连夜回去了。到家时天已大亮了，突然听到路边树上的喜鹊在“喳喳”直叫，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爹没事儿了。早上喜鹊叫是好事儿！”农村人讲迷信，都认为早上喜鹊叫是“报喜”，晚上再叫就不是好事了。父亲病没好就让出院了，不给治了，回到家后就没有好过，终年重病缠身，1962年病饿而死，时年42岁。
1960年元月，我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接到父亲托人带的信让我春节别回家了。当时我就感到纳闷儿，过年怎么能不回去呢？于是仍然自己回家去了，身上带了学校发给我寒假期间用于生活的18斤粮票——那时候高中生每个月有26斤口粮，仍然是饿肚子，吃不饱。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我带了18斤粮票，过年可以吃顿饺子了。
然而到了家里，我却惊讶地看到父亲脸朝里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赶紧扶起父亲问他怎么了。父亲缓了一口气，告诉我他已经7天没东西吃了，只能捣点粗盐粒儿拌凉水喝下去，一天两碗。家里其他人则全部出去要饭了。这就是我的1960年春节！
我忍住眼泪发疯一般跑出去一下子就买了18斤棒子面，手哆嗦着熬了碗棒子面粥，才算让父亲活过来。父亲喝下一口棒子面粥后，呼天吁地，老泪纵横，我抱住父亲的腿嚎啕大哭。过了一会儿，父亲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张纸，上书“忍为高”3个字，说道：“孩子，这是爹的遗嘱，爹以为自己见不到你了。无论什么时候，记住，忍为高啊！”我满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他轻轻地指着那张纸：“你看我这3个字写得怎么样啊，爹的大字还是写得不赖的吧……”我哭得更厉害了。“忍为高”，这就是我父亲挨饿7天后感觉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给儿女们留下的“遗训”，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性格写照！
这样的经历也让我深刻地反思了残酷的现实，并且对我以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1）
差点在草坡上变成“路倒”
越是被饥饿折磨，求学的心就越强烈，就越想早点考上大学端上“铁饭碗”，让一家人填饱肚子。老实地说，当时我的精神境界没多高：我上大学的初衷就是毕业后分配一个好单位，养活家人。肚子吃不饱，还整天煞有介事地空谈理想，对于那些人我觉得他们非常可笑。当然，吃了很多次亏以后，这样的话我不敢当众乱说了，只能在心里想想，“腹诽”一番而已。肚子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就赶紧回宿舍去睡觉，不像小的时候那样整天在别人面前叫饿，我生怕再次被扣上“思想落后”的帽子。
在这里我想说，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身后都是离不开思想开明、尊重知识的家长支持的！我的父亲读过4年私塾，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的母亲虽然只读过抗日小学，却也远远比一般的农村妇女有见识得多，他们一致地认准了这么一个理儿：就是全家人都饿死，也要供我上学读书！
我终于初中毕业了，我考上大百尺初中班是1956年，1957年划右派，1958年一年几乎没读什么书，到山里去大炼钢铁。有一天学校紧急集合，汪校长又登在木凳子上开始向同学训话，内容就是一个：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初中班的学生去曲阳县的山沟里炼钢，明天就出发，要同学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曲阳炼钢可能到1959年初中毕业，毕业后可能就在曲阳上炼钢学校，一生也就扎在曲阳为祖国炼钢了。
说起那阵的大炼钢铁，也算是我一生中充满苦涩滋味的精神跋涉吧。
我父亲也在附近工地上炼钢铁。
说来也是辛酸，我因被校长在政治上打入“另册”，竟差点被剥夺去曲阳炼钢铁的权利。经我再三哀求校长，校长才勉强同意我去炼钢。
在去工地的路上，一路上又冻又饿，经历许多狼狈，数日后走到了太行山的东麓。运矿石、支炉子，折腾了半个多月，烧了许多好柴禾，被烟熏出许多眼泪，连矿石都烧不化，好一点的炉子仅烧出一点焦疙瘩。又一纸命令下来，全民大炼钢运动停止。我又混在撤退的人流中，凄凄惶惶回到大百尺。
这一年学业荒废，又加上人为的饥荒，叙说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惟一幸运的是，一个“巧遇”让我顺利考上了保定二中。那阵的考场在缪家营中学，家境较好的学生去学校食堂买饭、买带油花的白菜豆腐汤。而我就像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那个主人公一样，背着同学们在一个僻静处偷偷地啃野菜掺高粱面饼子，我一抬头——壁报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批判达赖叛国集团的内容，我一边咽菜饼子一边默记这些内容。
政治考卷发下来，试题正好是我在壁报上看到的内容。
我以优异的成线考上了保定二中。
第一次从家里赶往保定读高中的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雨，路过一条涨了水的小河，差点给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