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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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考卷发下来，试题正好是我在壁报上看到的内容。
我以优异的成线考上了保定二中。
第一次从家里赶往保定读高中的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雨，路过一条涨了水的小河，差点给淹死。当时水流很湍急，又没有桥，人们只好趟过去。我个子很小，身体又很单薄，看着滚滚的水流不禁有点发愁。旁边一个红脸膛的农民大哥见状对我说：“光着脚下去，紧紧用脚趾头抠住河底，一步一步往前蹭，千万别抬脚，不然水一下就会把你冲走了！”
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我咬着牙往前走。水越来越急，突然，我的右腿被冲起来了，我吓得大声叫起来。我努力挣扎着重新站稳，最后总算一步一步挪到了安全地带。如果刚才没有定住的话，我肯定要被卷进漩涡淹死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程，不过把我送到河边就回家去了。奶奶知道以后，很生气地把父亲骂了一顿，接着就是担心我的安危。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甚至村里还不通邮呢。设想那个时候我要是被淹死的话，也就是无声无息地死了。现在想想，还觉得侥幸呢！
保定二中的条件不错，据说有些房子以前还做过慈禧太后西逃时的行宫呢。不过彼时的我无心过问这些东西，因为整个高中时代，还是饥肠辘辘的日子居多的。
困难时期，学校为了解决学生吃不饱饭的问题，发动住校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菜市场捡菜叶、菜帮子交给食堂给我们熬菜粥喝。尽管如此，还是吃不饱。那个时候，各学校都取消了体育课——谁还有力气跑啊跳的。连老师们一个个都浮肿得不成样子。那个年代连孩子生得都少。我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记得他个子很高，身材巨大，因而饭量也特别大，这一点在饥馑时期不但不是优点，反而是会要人命的缺点。他心肠特别好，但是最后却没有好下场，活活地被饿死了！那个时候我的腿一直是肿的，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鼓不起来。我身体的这种状况直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才有所好转。虽然那时还是吃不饱，但是总算不用每天在饥饿中苦苦挣扎了。
我的成绩在高中时名列前茅。到了高一快读完的时候，学校决定设立一个快班，让我们提前一年参加高考，高二就去考大学。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课全部上完了，于是我背着书包回家准备潜心复习了。有个村干部看到我回到家了，可乐坏了：“哎呀，这下好了，郭家的大小子回来了！是学校把你下放了吧？我早就知道，你家这样的背景，要下放第一个肯定下放你！”
“我没有下放。”我冷冷地答道。
“哎？为什么不下放你？那还能下放谁？”对方闻讯后诧异得不得了。
“实话告诉你，我是提前一年考大学。我还有两个月就要考大学了……”我懒得跟他多废话。
“啊？这是怎么搞的？不对啊……你们学校领导怎么搞的？”他显得很生气，反过来跟我发起火来。
其实，就是他和那帮村干部当时不准我妹妹上学，从而改变了这个比我脑子还好使的女孩一生的命运！现在我不想怎么指责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本身倒不是什么坏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这种扼杀人才的愚昧举动实在是让人痛心啊。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2）
在我的印象中，到“四清”工作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以后，村干部那种肆意压制、打骂村民的恶劣现象就好转了许多了。
回到学校后，我听到了一个坏消息：村里的干部写信给学校里说，郭光允的爷爷是“右派”（其实是我爷爷的三弟当小学教员划为“右派”），因此我不能考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的所有专业！不仅如此，凡有“敏感”之嫌的专业、可能跟“要害”部门有关的系科专业，我都不能填报。我很伤心，很愤怒，但是无可奈何，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连反抗都无法反抗。
很感谢当时保定二中的尹书记，要不是他审查一下我的志愿书并且用红铅笔划掉很多我不能填的志愿，我可能连大学也上不了。尹书记就审查了我一个人的志愿书，因为当时先体检和政审，如果政审不合格成绩考得再好也不允许上大学，为了不在政审表中填上我这个被诬为右派子弟的学生“此生不能录取”的结论，班主任才和党委书记商量让我只填一般专业，因为我们班主任靳及人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我考虑了很久，在尹书记的建议下，填报了对政治条件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同济大学，专业也是似乎并不敏感的建筑工程专业。
高考完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一躺下就开始发烧，我舍不得花家里的钱去买1分钱1片的退烧药吃，于是就想了一个招儿：那就是直接光着膀子躺在地上，跟冰凉的地“交换热量”以达到退烧的目的。不料我自己发明的“土方子”并不见效，烧一直退不下去。就这样烧了半个月后，拿通知书的日子到了。
一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我硬撑着爬起来，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就开始赶路去学校。我浑身滚烫，脑子被烧得稀里糊涂的像一锅棒子面粥，连走路都踉踉跄跄的。这样走了30里之后，我捱到一个叫做“古灵山”的地方，从那里到通往保定城的大路有一段长20里的堤坡。
我走啊，走啊，身体越来越难受，头晕眼花，走几步就要坐下来歇口气。我从小到大走了很多路，但是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艰难，没像今天这样力不从心，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想到了死亡。
这段短短20里的路，我从日头才有一杆子高的时候走到了太阳偏西！脑子里一片空白，两条腿越来越不听使唤。忽然感到心脏一阵猛烈的收缩、绞痛，我大叫一声，接着蹲了下去，一手撑住地，一手捂着心口——我想那大概是心脏病的前兆吧。
顿时，我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灵魂似乎都开始出窍了。我在生死一线间拼命地挣扎着，心里默默地念叨：我不能死在这里啊，我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啊。我还要上大学，我还要让全家人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呢！
也许是我的哀求感动了苍天，慢慢地，我的心好受多了，勉强可以站起来走路了。我命大，算是给我捱过这一劫了。
费尽千辛万苦，总算走到了大路上。
这个时候，一个黑脸膛的农民赶着一辆牛车过来了，看我一脸疲惫困乏的样子，好心地招呼我：“小兄弟，去保定吗？上来搭一段吧！”
“谢谢大伯……”我感激得不得了。
托这位大伯的福，我在天黑前赶到了保定二中。
到了学校，我找到了班主任的靳及人老师，我问道：“靳老师，我考上大学没有？”
“郭光允啊郭光允，你怎么能这样问呢？这个问题不是你这个学校尖子学生该问的！”靳老师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完从一摞信封中抽出一个，“喏，同济大学来的！”
我喜出望外，赶忙拆开信封：“我考上了！谢谢你，靳老师！”这个时候尹书记也走了进来，他说：“我审查你的志愿是为了你能有学校上，也是对你好。”我感激地看着尹书记，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同济大学读书的时候，听一个保定老乡说尹书记后来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到保定农村一个公社去工作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现在他在世的话也该84岁了，他或他的后代如果能看到此书的话，我真心希望我能报答他老人家的栽培之恩。
获知上大学的喜讯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初中毕业后转到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的小玉。
在保定二中读书时，我几次都想去探望她，可是一想起自己的处境和被饥饿搞得疲于奔命的状态，我就有点心灰意懒，我这副模样去见小玉，人家会不会嫌弃我呀？二是我也意识到，在困难得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里，考虑个人的恋爱问题是自私的，按照当时的道德观，甚至是可耻的。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压抑不住对小玉的思念之情，有一次，我踟蹰到她所在的学校门口，差点进去，可是狠了狠心又离开了。
让我能稍微安心一点的是，以后小玉的消息我还可以不断得到。
她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科研单位工作。
善良和美丽的小玉，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是不会受到任何惊扰的。她能够顺利成长，安宁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每次听到她的消息传来，我都会感到慰藉，然而，还是克制不住一丝淡淡的忧伤……
别了，我的少年时代。
“大老郭，一分钟”
全家人知道我考上了同济大学之后，都很高兴：咱们老郭家出了一个大学生了！但是高兴之后紧接着就是发愁了：上海那么远，怎么去呢？火车票要24块钱呢，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花销对于家徒四壁的我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不上大学了吧？全家都在想办法。
父亲蹲在门口，一声不吭。我站在门边呆呆地站着，望着瘦得让人揪心的父亲的背影，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忽然父亲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有办法了！你看那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在哪儿呢？”我糊涂了。
“就是那几根屋檩子啊，五八年村干部拆了咱家东屋后剩下的！那个可以拿去卖了啊！娃儿，卖了它爹就有钱让你去上海念书了！”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种激动甚至超过了看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
“是啊，多亏他们拆了房子，不然还真没辙呢！”我一高兴，竟然说出这样没心没肺的话。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3）
第二天我们就借了村里的大车把那几根屋檩子运到村里的集市上，运气不错，碰上了一户想盖房子的人家，看我们的屋檩子是好木头，就全买下了，一共卖得62元钱。尽管我一再拒绝，父亲还是把这些钱全给了我。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就给我张罗吃的，说是要我吃饱肚子再走。他拄着拐杖——他才41岁啊——出去想办法。从外面回来以后，他变戏法似地做了半碗油汪汪香喷喷的茄子焖小米饭端给我：“孩子，去上海要好好学习啊！家里你不用管，没事的！”
那碗小米饭的滋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嘴里我的心上。
走的时候，父亲正睡着觉，他太疲乏了。半碗茄子焖小米饭让他忙活了一整夜！我走到床边看了一眼苍老得不像一个41岁汉子的父亲，然后抹着眼泪转头走了，我不敢再回头了。年仅19岁的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竟然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
由于多年的积劳成疾，父亲病死于1962年7月24日，家里跟生产队借了一个大瓮，连同家里的一个瓮拼凑成一口“棺材”，把父亲下葬了。我借了同学20块钱买了火车票，手里攥着一纸“父死，速归”的电报跑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长眠于一堆黄土之下。因过度悲伤而神情恍惚的母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堂叔抱着我幼小的弟弟，替我摔的瓦，扛的招魂幡。
“忍为高”！这是父亲一生的总结吗？
连一副薄棺材板都买不起，这就是一个以“忍为高”为人生信条的中国农民的最终归宿吗？
踏上南下上海求学之路的时候，我额头上还发着烧，怀里揣着沉甸甸的62元钱，背上单薄的高粱红粗布棉被，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的物品是一条屁股上有两个大补丁的藏蓝色粗布裤子、一件小时候穿过几年的黑粗布夹袄、几本高中课本、一个我用了两年的小塑料盆等），像前些日子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一样，我又是徒步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保定。
家在保定的一个热心的高中同学告诉我说，天津有一趟到上海的车，虽然很慢，但是车票很便宜，我听了很高兴。他帮我买完车票后，我便踏上了南下求学的征程。到了北京以后，我顾不上看一眼伟大祖国首都的雄姿，又立即转车到了天津。
到了天津火车站，我又困又乏，在火车站广场上把行李往地上一放，就躺下开始睡觉，身上还在发烧。整整一天我不敢吃也不敢喝，因为怕去厕所啊，要是上厕所，我的行李谁给我看呢。我等车等了大半天，到天擦黑的时候，车来了。
从离开家门到达上海，现在只要20个小时的旅程，而当年的我竟然花了4天3夜。火车上我低烧不断，我暗叫不好：我可千万别死在火车上啊。等到熬过去的时候，还嘲笑自己怎么这么怕死啊。
从上海火车站下车，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坐什么车才可以到同济大学。问了一个三轮车夫，他告诉我说火车站到同济大学没有公交车，劝我坐他的三轮车，车费两毛五。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另一方面因为我很急切地想见到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咬咬牙，生平第一次做了“剥削阶级”做的事——使唤人。后来我才知道，同济大学的门口就有55路公交车直达上海火车站，一到上海我就给人蒙了。
坐在三轮车上，虽然只目睹到大上海繁荣的一些角落，但也足以让我震惊了，中国还有这么繁华的地方啊！从大百尺村到保定，再从保定到上海，我两次大开眼界，这两次经历在我一生中算是两座拓宽人生视野的里程碑。
到了同济大学，一个大四师兄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看着热闹的大学校园，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走在同济美丽的校园里，我回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在城里给人当保姆的母亲，我第一次吃上猪油烩饼、第一次看到电灯、电话的激动心情，那是怎样的一种精彩而深刻的人生体会啊。
有人说幸福感和物质的丰富程度成反比，意思就是，物质越匮乏的人，得到物质后感到幸福的程度，是比更容易得到那些东西的人大得多的。我虽然不敢苟同这个观点——贫穷本身总不能说是一种幸福吧——但是我在生活得到改善后所体验到的幸福则是真真切切的。
说到我的专业，是建筑工程经济组织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很特殊，不是具体搞什么技术工作的，用新生欢迎会上系主任的话说，我们这个专业是“总指挥专业”，是“领导”专业，专门搞统筹策划的。我听了这话，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这么说我可以当官了？到了宿舍，发现里面的同学都不像刚来几天的，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拾掇得整整齐齐的了，他们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你是郭光允？怎么才来啊？要是再不来，学校就要开除你了！
在学校的澡堂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很舒服。舒服完了，准备洗洗刚才在盆里泡上的衣服时我傻眼了，我那件可怜的衬衣忽然像纸做的一样一扯就破了，连抹布都做不了。我叫苦不迭，没饭吃可以饿着，没衣服穿怎么去上课啊！
无奈之下，总不能不穿衣服吧，我便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