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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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之下，总不能不穿衣服吧，我便在九月天就穿上夹袄穿梭于同济大学的教室、图书馆和食堂，我这副古怪模样成为当时同济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南方雨天多，路面上经常有积水。结果，这下可好，我那一双可怜的布鞋也报销了。那个时候，买鞋子要鞋票，我一个外地的穷学生到哪里弄啊，只好去四平商店花3块钱买了双不用鞋票就可以买的短帮雨鞋穿。　　　　
　　　　　　　一个同学后来借了双布鞋给我穿，才结束了我在大晴天套着雨鞋跑来跑去的尴尬，所以我很珍惜这双布鞋。打篮球的时候，我经常是脱了夹袄、光着脚丫子上场，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形象，真是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交书费（当时是12元）的时候，按照我这样的家庭条件，绝对是应该免交的。老师问我：“还有交书费的钱吗？”我身上那时候还有30多元，于是便老老实实地说有，老师说：“既然自己有钱，那就交吧。”等到交了以后，知道自己符合免交的条件，心疼了很长时间。更要命的是，我的眼睛在上了一年大学后也近视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学校每个月每人发16元助学金，这16元就成为我的惟一生活来源：每月吃饭吃15元，剩下1元买点笔、本子、墨水什么的，几毛钱一块的肥皂我都舍不得买，要花更多的钱配眼镜却太难了。但是上课时实在看不清黑板，向老师反映了以后，按照老师的吩咐写了篇个人生活报告交到学校，学校给我批了6元钱，才配了副眼镜。　　　　
　　　　　　　南方的冬天跟北方不一样，不像我想像中那么暖和，空气都是湿冷湿冷的，一刮风，带着一股潮气的凛冽寒风直往脖子里灌，那个滋味真让我终身难忘。这时候家里给我寄来了奶奶亲手缝制的棉袄，虽然不太合身，但也是救了急了，不然我肯定要被冻坏的。　　　　
　　　　　　　放寒假了，我买不起火车票，就留校勤工俭学（现在叫打工）。学校把我们介绍到沪南电车厂的26路车上去卖票，一天1块2的工资，但是要吃自己的。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去车上打扫卫生，陪司机师傅试车，晚上10点才能交账、下班。寒假时间不长，我一共做了14天，一天省下6毛钱，总计8块4毛钱。　　　　
　　　　　　　我很喜欢打篮球，我还当过3年多我们系的女篮教练呢，并且成绩斐然。那时候1个月30斤饭票加上3斤就餐券让我基本不会挨饿了，而且打篮球这样的体育锻炼又大大增强了我的体质。大米饭确实养人，大一的一年，我的身高竟然“疯长”了12厘米，达到1米74，总算有了一点北方汉子的模样了。看来，我如果不是从小饿到大的话，我兴许能长到篮球运动员的身材呢，因为我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爷爷啊。　　　　
　　　　　　　中小学时因为营养不良，我只能靠高效率来维持优异的成绩，因为饿肚子的时候浑身乏力，不睡觉不行啊，而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让我很高兴，我开始不知疲倦地学习了。　　　　
　　　　　　　我打球的时候经常听见女生们喊“大老郭，一分钟”，就很纳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从起床到走出宿舍楼的门往往只要一分钟的时间——我没有暖和的大被子要叠，就一床从家里带来的从小学时就开始盖的盖上就盖不了下的小被子；没有一层又一层的夹袄、毛衣、衬衫、背心什么的要穿，冬天就一件棉袄和棉裤；没有牙刷、牙粉、肥皂，起床后用水撸一把脸，漱漱口，拿上书本就走。我做这些事加起来只需要一分钟。因为贫穷，所以没办法追求更好的卫生条件，自然也招来了爱干净的上海学生的不满：北方人是不是都这么邋遢啊？老是不洗澡不换衣服，晚上居然还脱光了睡觉！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4）

　　　　从1962年起，每个人的助学金涨了3元，达19元。　　　　
　　　　　　　说到涨钱，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我们学建筑设计用的图纸，那一张就6毛钱啊。一个月涨了3块钱，只够买5张图纸。由于学习需要，这钱想省都省不下来。这样的“消费”是我大学时代最奢侈、最要命的消费了。　　　　
　　　　　　　从家里自己带来的粗布被子苦苦撑了一年以后，到我大二的时候实在没法用了，冷倒不说，还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惹得宿舍的同学们很不高兴。　我不明智地把被面拆下来洗，结果被面一下子就被洗烂了，粗布被面十几年了，一拉就破了。被子里的棉花也成了一块一块的，没法再做成被子了，只好送到学校的“同济服务社”去弹一弹再打成被套，可是这个被套他们居然做了半个月才做好。　　　　
　　　　　　　在这段日子里，同学们很同情没有被子盖的我，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自己也没有多余的被子。宿舍一个同学好心地把他的短棉袄借给我当被子盖，加上我自己的一件短棉袄，就这么凑合着地盖了。　　　　
　　　　　　　这样生生地冻了半个月，到1963年春天后遗症就显现出来了：不知从哪天开始，我一弯腰，脊椎骨就“咯咯”作响，一疼起来就是一阵钻心彻骨的疼，疼得满头大汗，流下的汗常常把荞麦皮枕头都浸得湿湿的，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请了一星期假，躺在床上挨着。　　　　
　　　　　　　去校医院看，医生们除了“关节炎”三个字以外，对这种怪病也道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现在知道，这种病其实就是脊髓中枢神经冻伤。　　　　
　　　　　　　1969年在湖北荆州工作的时候，当地农民兄弟给我一个土方子，药名叫“武力拔寒散”：以人奶和着，用鸡蛋清调开，均匀涂抹在患处，一个月只能拔一次，拔多了对身体有害。　　　　
　　　　　　　第一次涂这种药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人拿刀在我背部猛地把肉刮剔开，然后“咯吱咯吱”地来回刮我的脊椎骨似的，黄豆大的汗珠子一粒粒掉下来，疼得死去活来。这样痛楚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　　　　
　　　　　　　完了以后，背上都是被药力烧起来的泡，不过，脊背感觉却似乎轻松了许多许多。我没按土方子的规定做，不是一个月治一次，而是一个星期治一次。1973年调回河北以后，我还继续坚持治疗。总之，这个大二时落下的病根，直到十几年后才算铲除。　　　　
　　　　　　　不过，1995年年底，在我进看守所以后，这个老病根又“伙同”整我的人来趁火打劫，又让我着实死去活来地疼了一遭。　　　　
　　　　　　在那纷乱的日子里　　　　
　　　　　　　5年美好中夹杂着丝丝辛酸的大学生活一眨眼就要过去了，然而我们这些单纯的学生意气风发地正准备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文革”爆发了。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工作能力出众、为人正直的王涛校长首先就被打为“走资派”，屡次被学校的红卫兵公开批斗；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被公然画成大花脸，戴上高帽子，浑身是墨地接受“人民的审判”，批斗完之后就被勒令在校园锄草、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即使学的是理工科，学生们的课也至少被砍掉1/3，代之以毛主席语录课，文科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身处这样的时代，我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从不参与任何批斗大会或者是武斗。　　　　
　　　　　　　早在1964年，学校让学生们自觉革命，自己革自己的命，每天都得抽时间写自己的缺点错误，最后给每个人一份自传，让自己填写，主要是让学生们评论对1957年以后国家走的一些曲折路线的看法。我这个人记性实在不好，早忘了初中时差点被划为“右派”的情况，兼之那个时候政治热情很高，总是很崇拜毛主席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扬文字”的革命豪情，所以就坦诚地写下对“统购统销”、“大跃进”、“反右”的看法，认为这些政策都过火了，应该予以不同程度的反省。　　　　
　　　　　　　写完之后，通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不对劲，感觉这些文字“激扬”得有点过头，于是向学校系党总支申请说自我鉴定填坏了，能不能重新给一个鉴定表，遭到严词拒绝。这下我才知道了厉害，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　　　　
　　　　　　　1966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闹革命的时候哪有时间顾及分配工作的事。这样我们1966年毕业的学生又都在学校待了一年，1967年9月1日开始分配工作。学校要求必须把1964年填的表交上去，作为大学期间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参考资料，我一下就慌了，后悔不迭：我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啊，写那个干什么呢！　　　　
　　　　　　　开始时我不想交，后来校方说，不交就没有毕业证书。没有毕业证书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买什么都要相关票证的年代，人找不到工作就要活活饿死。无奈之下，只好违心地将那份要命的自我鉴定交了上去。“好”在那时是造反派掌权，他们整天考虑的是怎样夺权，怎样搞武斗，无暇顾及看这些东西，我这才算蒙混过关。　　　　
　　　　　　　我这个专业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国家要大量搞基础项目建设，我们班才28个学生，所以原来的分配方案大多数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这个时候中央一句话：“大学生分配要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四个面向”，我们就统统去内地中小城市工作了。　　　　
　　　　　　　1967年秋，我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到，到那里后又被安排到湖北省建委。到了之后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等！”　　　　
　　　　　　　我住在建委招待所里等了1个多月，身上的钱快花光了，粮票没有了，眼看着就要饿肚子了，我慌忙找到省建委问为什么还不给我安排工作啊，一个看上去近50来岁、姓单的干部接待了我，他说：“按照中央的精神，你想留在武汉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去基层先锻炼锻炼嘛！年轻人不能怕吃苦哇！”　　　　
　　　　　　　我遵从省建委的安排去了荆州市建设局——建设局此时已经被造反派掌权了。造反派的“司令”对我还算满意：“你是上海来的大学生？上海的‘一月革命’搞得好哇！这样吧，我这有走资派、黑线人物的材料，你拿去给我整理批判他们。”所说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局长王青春。　　　　
　　　　　　　这是我的第一份活计，按说我应该勤勤恳恳做好，可是我越翻那些人的材料越生气，我不认我们的王局长是走资派，不认为王局长是真国民党假共产党，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份活自然也干得不够漂亮。末了，还丢了不少材料。“司令”很不高兴：“看来臭老九就是臭老九，哪里的都一样！”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5）

　　　　先结婚，后恋爱　　　　
　　　　　　　建设局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女会计，年纪不算很大，也就40多岁，可是面貌却显得很苍老。她对我的关怀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总是担心我被造反派批斗。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一到晚上她就把我叫到她屋子里，然后再找几个人陪着打扑克以消磨时光。她宿舍隔壁就是军区宿舍，因此，只要武斗的炮声一响起来，我们几个就马上扔下扑克，翻墙过去避难——造反派再嚣张，也不敢碰部队。　　　　
　　　　　　　老会计建议我回老家避一避，正好这时候我打算和认识不久的贾玉阁结婚，于是带着借到的200元一点钱，便赶回家结婚去了。　　　　
　　　　　　　我和老伴认识的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　　　　
　　　　　　　1966年我大学毕业后，回了趟家。一天，同村一个初中的男同学见到我，很高兴，便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彼此互相问寒问暖了一会儿后，他问我：“现在有对象了吗？”　　　　
　　　　　　　“没有呢。只是上学时谈过，没成。毕业刚回家后别人介绍过几个也不合适。”　　　　
　　　　　　　“我在北齐村粮站认识一个人，她姐姐今年跟你一样大学毕业，人很不错，特别实在，要不我给你们撮合撮合？”　　　　
　　　　　　　“好吧。”我欣然应允。在那个时代，我的脑子里所能够想像出来的“结婚”，无非就是找一个比较能谈得来的女人在一起养家、过日子，至于什么浪漫啊，什么烛光晚餐啊，什么玫瑰花啊，都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东西。　　　　
　　　　　　　老伴这个人很有意思，用现在的年轻朋友的话说，叫“很有个性”，跟我见第一面时，就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我：父亲是“自动脱党”，姐夫是“右派”。听她说了这些以后，我告诉她出身是自己没法选择的，家庭老人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个人。她的真诚随和、落落大方，都给我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同时我感觉到在她稳重的动作中包藏着一种力量，预感能做到有难同当，所以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开始当八路军的村长，掩护革命同志，曾两次被日本鬼子逮捕，两次被组织营出来，解放战争年代开始后，被组织派往保定市做地下工作，给解放区暗里运送枪支弹药和保护革命学生投奔解放区，由于是单线联系，他的上级即单线联系人提前转移到别处，不知道去了何地，所以后来组织关系接不上，在后来政治运动中被诬为“自动脱党”，甚至“文革”中被打成“五类分子”，含冤一生。　　　　
　　　　　　　由于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和相似的人生经历，志趣相投的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携手走上新的人生征程。　　　　
　　　　　　　我们的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酒席，没有喜糖，没有花轿，没有热闹的吹鼓手，房间里的摆设也寒碜之极，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但是我们心里那种幸福的感觉却是什么也比不了的。　　　　
　　　　　　　记得当年的新婚之夜，我们俩就在老家的农村土坑上面对面坐了一宿，谁也没碰谁一下，双方都害羞得不行。　　　　
　　　　　　　电影《李双双》里有一句著名台词——“先结婚，后恋爱。”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大都脱离不了这样的模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但我们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过来的，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在那动荡、艰难的日子里，亲爱的老伴成为我的战友和精神支柱，这是后话。　　　　
　　　　　　　她在济南张店机务段（现为淄博机务段）工作，我们俩的工资一样，都是43块5毛，我们结婚以后，就靠着这一个月87块钱养活着两家11口人。所以我们婚后的日子仍然很艰苦，常常买1毛钱10斤到30斤不等的处理菜（就是烂菜帮子）回家，洗一洗就混上棒子面一块儿煮了吃。回湖北后，我发现工地的工人都比我们吃得好，作为一个丈夫，我顿时很惭愧，觉得太对不起、太委屈她了！　　　　
　　　　　　　我请的婚假是1个月，假期结束后，我回到了单位。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6）

　　　　天天挨斗　　　　
　　　　　　　一走进建设局大院，我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吓了一大跳，这是怎么回事哇？仔细一看，就更吃惊了：所有的大字报全是攻击我的，说我和“走资派”穿一条裤子，又说我是“白专”，还有一张大字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我刚进荆州建设局大门时的画面来：某“走资派”领导（当然在这张大字报出生之前已经被“专政”了）听说来了一个上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立即组织全体机关干部站到单位大门口分列两队，热烈鼓掌欢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到来。其实我报到后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这位领导，因为这位领导一直住在牛棚受审。　　　　
　　　　　　　……　　　　
　　　　　　　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式的荒诞竟然也可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