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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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建委树立他“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高大形象，他会不失火候地演出这样的“激情燃烧”的办公室拒腐蚀戏。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4）

　　　　有一次，他吩咐建委一名干部：“你把××房管所的人给我叫来。”一个电话，房管所的同志来了，李山林对办公室里的人说：“你们都别走。”然后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两条“石林”烟扔了过去，正颜厉色地吼道：“把烟拿回去！以后别给我来这一套！有事说事！”　　　　　
　　　　房管所的同志送来两条烟，你要是觉得不妥当，当场谢绝了不就完了呗？可李山林他有意把必要的“证人”都叫到场，然后有序幕、有铺垫、有高潮地演完这出戏。　　　　　
　　　　然而就在前天，他还演了引人发噱的另一幕“讨烟”戏——　　　　　
　　　　李主任放下了架子，到科室扯着嗓门说：“我这人得抽烟。不喝酒行，没烟一分钟都熬不了。下面的工程单位不是经常给你们送烟吗？你们哪，把那个好烟都留着送给我！酒不给我没事，酒你们留着，其他的我什么都有！烟得给我，咳咳，我这人一天抽三盒烟，而且还得是好烟……”　　　　　
　　　　他所说的“好烟”，显然“石林”是不够档次的。　　　　　
　　　　他这么一吆喝，有的人捂着嘴笑，有的人张罗着给他找烟，我把脸别了过去，心里替他臊得慌。　　　　　
　　　　这还不够，李山林还来这么一句：“喂，我说，找你们办事的人多，免不了要送钱送东西的，这我都知道。依我看，别人送钱送东西，你们就收下！实在不要呢，你们可以送监察局，还可以当‘拒贿英雄’呢！”　　　　　
　　　　不假，我们科室是办事单位，平常抽屉里、箱子里散烟、成包成支的烟不断，我自己烟瘾也比较大，我抽过2毛4一包的“荷花”牌香烟，到后来换了牌子——也不是什么好烟。来求我办事的人一看我手里老夹着烟，心想老郭好这一口，就不断给我送烟，推来推去让来让去，后来我就烦了：桌子老是烟卷不断，成包成支的烟在箱子里都堆满了。我们一个办事机构，这形象实在是有碍观瞻，于是我索性就把烟戒了。戒了也好，六根清净，免得那些上门办事的人老是把烟塞过来递过去。我心想：你李主任想抽好烟我不管，现在的好些领导，哪个人抽的烟是真正自己掏钱买的？可你李山林不该大白天扯着嗓门到办公室来讨“折箩”呀？成何体统？况且你说的那些话，像话吗？——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李山林后来做“廉政报告”的伏笔。当时他的表现，确实让我有几分看不起。　　　　　
　　　　他对基层同志100块钱的问题上纲上线，大动干戈，整得办公室成天不清静，而他自己真的那么廉洁吗？不说“小节”，且说大的，建委的许多莫名其妙的减免配套费的手续陆续不断地从李山林办公室批示下来，为什么李山林一当政，石家庄会冒出那么多“依特殊政策”可以减免城建配套费的工程？什么样的工程才有资格免城建配套费，这里面难道没有猫腻吗？　　　　　
　　　　李山林乱减免城建配套费，严肃神圣的国家税收在他那里像白菜帮子一样不值钱。他一年中能“减免”一两千万城建配套费，国家损失有多大？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张保祥，在河北搞假外资，做裘皮出口生意，裘皮一件也没卖出去，“出口退税”倒落了不少在自己口袋里。在张保祥办所谓“进出口公司”时，李山林和他打得火热，李山林和张保祥勾结在一起大搞经济犯罪是法院和媒体后来揭发的。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是，李山林一下子给张保祥免了700万！　　　　　
　　　　700万！意味着“裘皮工厂”厂房还没盖起来，张保祥就凭空拿到了700万纯利润！但是在那个阶段，我对李山林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乱送人情”、“不懂政策”的层面上理解这个事情。　　　　　
　　　　其实，就算他没有经济问题，他这种行为也是严重的渎职，也是一种犯罪！　　　　　
　　　　在他大规模地收受贿赂的行为“显山露水”之前，一个重要迹象就是：建委内部的暗箱操作行为越来越多了。　　　　　
　　　　李山林神神鬼鬼的，谁也不知道这位主任一天到晚在做什么，在他的日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跟司机出去“办事”。跟司机出去半天，转一圈回来，建委的事就全“办”完了。　　　　　
　　　　自他升了建委主任后，有老同志开玩笑说：我看建委的编制也不要太多，两个足矣。一个给李山林，一个给李山林的司机葛明军。全建委的事，就交给他们两个人办得了！　　　　　
　　　　关于他的司机葛明军，这里赘言两句。葛明军原先是工人编制，由于跟随李山林忠心耿耿，“懂事”体贴，李主任利用权力，想方设法把他转成了干部编制。转干之后不久，李山林对他说：“你现在转干了，老跟着我也不是个事，你可以展开手脚大干一番事业了。现在你辞职下海正是大好时机，你在外面干，我在建委里照应你。”葛明军自然心领神会，马上提交辞职报告，成立了一家工程装修公司。这一下倒好了，有李山林在建委撑腰，源源不断的业务落入了葛明军的公司，官商结合，相得益彰，李山林从装修工程里捞了多少钱，不清楚，后来人民法院查实李山林受贿100余万（葛明军行贿被判7年）。李山林也毫不掩饰他同葛明军公司的特殊关系，在建委的一次会上，李山林公开对火车站站前建设办公室负责同志说：“石家庄车站的地下工程装修，你们谁也甭惦记，我是留给葛明军的！”在装修工程发包上为亲信做主且广而告之，堂堂的市建委主任猖狂到如此地步。　　　　　
　　　　他甚至连开会研究搞搞“过场”的事都不愿意做。有时候开会，没有议题，都是决定好的事；有时候这样的会开到一半，他说一声有事，昂着头走了，把开会的人撂在屋里。　　　　　
　　　　有一天，建委的一位同事神秘地告诉我：“昨晚我在××饭庄吃饭，你猜我看到谁了？”　　　　　
　　　　“你见着谁了？”我问。　　　　　
　　　　“李山林和包工程的某某，咱们李主任和那包工头一人挎着一个漂亮小姐，奔着包厢就去了……啧啧！当领导的，这日子过得就是滋润……”同事摇头咂嘴，感慨不已。　　　　　
　　　　这就是他在外头的工作内容！　　　　　
　　　　我还能说什么呢？　　　　　
　　　　李山林为什么如此风格诡秘地行使他的职权呢？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招财进宝”，因此提防着建委“非我族类”的人。　　　　　
　　　　据他在河北电视台《新闻警示》中坦言：这个时期他收受的钱是“一千两千”、“三千五千”，他已经记不得是何人何单位送来的，因为多不胜数，是“滑向犯罪的第一步”。然而读者切记：1988年前后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物价“闯关”的关键一年，我当时的月薪加奖金才100多一点，那么“一千两千”、“三千五千”又是什么样的概念？　　　　　
　　　　在全市“新党员新形象”报告会上，他公开亮相做“廉政报告”：前不久，他从南京二建工程负责人手中接过一个1万元的“红包”。　　　　　
　　　　然而，石家庄建委的震荡并非从人们检举李山林有经济犯罪行为开始，而是从李山林主任旨在排除异己、打击建委旧班子人马的“廉政风暴”开始！　　　　　
　　　　也就是说，最早祭起“反腐”大旗整人的人，到头来却被证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贪。　　　　　
　　　　而现在已经洗刷了罪名还清白之身的郭光允，在当年却被李山林所调动起来的监察力量及检察院的某些人认定为一个“腐败分子”，受审、辩冤长达两年之久！　　　　　
　　　　这是媒体尚未披露的“前半截”故事，虽然是一个充满了荒谬色彩的“反腐悲喜剧”，但必须展示给读者一个全过程，让读者知道，在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里，反腐案例也自有其“多样性”。　　　　　
　　　　　　　　　　“明天逮捕郭光允”　　　　　
　　　　我跟程维高素不相识，我认识到河北问题的严重性，就是从李山林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石家庄市某些领导以及程维高对李山林的偏袒、重用、纵容上发现端倪的。　　　　　
　　　　所以，谈到程维高的违法乱纪，谈到我的16年抗争，谈到我的冤案形成的来龙去脉，就不能回避李山林这个特别的角色，以及我前8年的“被动防御”历程。　　　　　
　　　　从我反映程维高问题的线索脉络来看，从扑朔迷离的案情中基本上可以整理出这样的一条线索：　　　　　
　　　　郭光允开罪李山林——李山林打击郭光允——李山林攀上程维高，并给南京二建批工程搞乱河北建筑市场大行方便——程维高授意市委定李山林为副市长，后者不得人心而落选，程维高又提拔李山林为省建委副主任——郭光允由告李山林而上升为告程维高、李山林——程维高授意河北有关部门给予郭光允更大的打击。　　　　　
　　　　难怪有人说：没有李山林，矛盾也不可能众所周知地展开。这个结论虽然有些片面，但也说明了时代怪胎李山林是如何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左右局面、兴风作浪的。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5）

　　　　李山林曾经对市委一位干部说过：（石家庄）市建委的老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多次威胁说：这回，凡是老的都要想法把他们撤了。我在石家庄建委的经历、工作能力，李山林也是很清楚的。在石家庄重点工程房屋加固、在职称办的工作中，我也显得比较锋芒毕露，兼之上级部门考察过我，曾把我作为进入系统领导班子的重点人选，我又懂技术和管理，因此李山林认定我是个抱负不浅的人，是最有可能给他制造麻烦的人（这一点，他猜对了，我确实不断给他制造“麻烦”，不过，这“麻烦”是他自己招的）。因此发生本章开头的“火力碰撞”，他当着我的面冷冷地说“我今后是要当市长的人”，用意不言自明。　　　　　
　　　　虽然在很长时间内建委老同志称呼我总是“小郭”　长“小郭”短的，然而就实际年龄而言，我也不再是什么“小郭”了，我是1973年从湖北调回石家庄建委的，虽然也经过了些不太愉快的事情，但总的来说这是我一生中心情比较舒畅，也能放开手脚大展宏图的时期。大学时我学的是建筑工程经济组织管理专业，然而在文革期间我学的这些专业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大好青春全耗费在劳动改造上（我在湖北省一个工地上当架子工，后下放到农村当农民，总共在南方6年时间，几乎没摸过技术），到建委系统伊始，我虎气十足，先是领导放手让我搞新材料新结构，等于让我指挥一座大楼的建设，然而搞新材料新结构，不仅河北没有搞过，全国许多地方都没搞过（建这么一座大楼的规模更是史无前例），我带着一帮子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摸爬滚打愣是给搞下来了。　　　　　
　　　　这座大楼建成20多年，从墙体到内部结构，经得起考验，新材料新结构实验楼的实验成功，对于河北省建筑行业推广新技术有很大意义。　　　　　
　　　　弄完了大楼，又一个任务下来，关于新材料新结构，还得有定额，没有定额你怎么结算啊？国家没有颁布这个东西，你得独创。我又召集一班人马编制定额，编制新材料框架结构的定额标准，耗了几个月时间，搞出一份油印材料来，给省建委一条条汇报，经过省建委批准，这个定额正式使用了（我后来被任命兼任定额站站长跟这个“资历”有很大关系）。　　　　　
　　　　同是技术人员出身，我和李山林的志趣、人生观却大相径庭。　　　　　
　　　　1980年是拨乱反正成效显著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入了党，接着又提了工程师——一个在初中时期险些被划成“右派”的农村孩子，一个在文革风暴中苦苦支撑学业的66届大学生，一个奉“五七指示”之命在农村、工地苦干近5年的知识分子，能够等到这一天，是感触良多的。　　　　　
　　　　这段时间，我还担任建委职称办公室负责人，当时搞城市体制改革，职称工作也很重要。建委成立了职称办公室，原先都是从下属单位抽来的领导在职称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进度缓慢，建委对职称办进行了改组，由政治处主任兼职称办主任，我为副主任。政治处主任是位老同志，放手让我全面抓这项工作。我日夜兼程查阅有关材料文件，突击了一周，很快起草好了有关条例报上级审查通过。这个条例制定得很成功，使原本拖了几个月的职称改革工作一下子豁然开朗。我和其他同志加班加点工作，办学习班，考核专业人员，扭转了职称评定进展缓慢的情况，成为先进典型，以至于市人事局职称办主任一跑到我们办公室就兴奋地大声嚷嚷：“哎呀，我可发现了郭光允这个人才！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职称工作搞得十分出色！”　　　　　
　　　　我虽是个书生，但我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在整顿建筑市场的过程中，不免会发生许多矛盾、摩擦，然而，我从没有采取退避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件事建委的同志们大都记得：有一次，我们前去查处一家不办手续私下施工的单位，那老板和一群打手堵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老板还大喊大叫：“我手下都是坐过大牢的，谁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宰了谁！惹急了连公安我们都敢杀！”他的猖狂气焰居然奏了效：几个前去查处的老同志退缩了。　　　　　
　　　　我脑门一热，朝他大踏步迎了上去：“你要杀人？不怕挨枪子你就杀！”那人一看，我一个戴眼镜的书生模样的人毫无惧色地朝他走来，反而不知所措，态度软了下来。这样，建委顺利地查处了这家违规企业。　　　　　
　　　　然而，对付李山林这样的人，比对付几个亡命之徒要艰难得多，但我绝不会屈服。　　　　　
　　　　李山林上台伊始，对我就不是警告的问题了，而是要给我一些颜色看看。　　　　　
　　　　首先是查我的账，从我担任法人代表的定额站开始下手。　　　　　
　　　　我兼任站长的这个定额站是怎么回事呢？定额站实际上就是国家工程造价管理站。建设工程跟商店商品不一样，建设工程虽然也是商品，但是它的结算原则、结算方法不同于一般商品。建筑产品自有其特殊性、单一性，一个工程一个样。因此编制定额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编制定额本身就是一门技术，不懂工程就编不了定额。要编制预算价格、计算工程量，要有国家编制的定额你才能计算出建筑产品的单位工程的造价。所以定额站的工作是非常忙的。这又是一个独立单位，所有人员的吃喝拉撒我都得管。职工的福利我也得管，李山林发现我一天到晚扎在定额站那头，认定郭光允一定在那里有油水可捞才肯这么卖命的，于是先查定额站的账。　　　　　
　　　　查定额站的账查不出任何问题。定额站是国家的事业单位，账上每一分钱都得明明白白、规规矩矩，李山林想从这里做文章，自然是一无所获。　　　　　
　　　　他不甘心，又把手伸向我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个群众组织——石家庄市建筑工程预算协会，我在科协代表大会上当选这个协会的理事长。然而李山林的“查账”在这里遇到了阻力，为什么呢？利令智昏的他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他忘记了建委是没有权力查科协下属单位的账的。首先是科协不干了，科协的同志说：预算协会是我们的下属团体，不是政府单位。郭光允同志是经科协代表大会选出的协会理事长，你们要是对他有看法，可以建议我们科协拿掉他的会长，但不能跑来胡闹，不能越权清理我们的组织。　　　　　
　　　　但建委计财科的人奉李山林之命坚持要查账，我对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