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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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偷盗风很严重，我所蹲点的生产队池塘的猪草被临近的公社偷捞，生产队的干部没人敢管，因为偷者一来就是一大群人，很厉害。我决心要治一治这种偷盗风。
一天晚上，约10点钟的时候，生产大队一名干部跑到我的屋（我的屋就是我的办公室）大叫道：“郭同志，有好多人又来偷猪草了，你赶紧出面制止吧！”
我闻言披上衣服就走。
我跑步赶到长猪草的池塘，偷盗者见人来了，都背上或挑上猪草逃跑了，我看准了一个偷得最多的人，冲上去把他给揪住了。他就是邻村的人，但与枣林大队不属于一个公社。
“干什么！”他拼命地挣扎着，叫嚷道。
“你偷我们的东西还想跑？”我一手扭住他的胳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大声责问。
“你干什么掐我？放开！”他继续顽抗。
“还敢耍横？”我膝盖使劲一顶，把他按在了地上。
赶上来的本村村民制伏了还在挣扎的小偷。村民们纷纷夸奖我“擒贼先擒王”的策略。经盘问，那个人就是带头偷猪草的。
第二天，我带着“人证”和“物证”和几个村民一起去找邻村理论，邻村的干部抵赖不过，只好归还“偷”走的东西了事。从这以后，当地偷盗风的状况大大好转。
此外，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我们生产队里有一位四川逃荒来的一位24岁的妇女，当时已生有3个孩子，身子非常虚弱，脸色蜡黄，3个孩子中最大的才4岁，最小的还不到1岁。家中除她有一个40岁的男人之外没有其他劳力了。生产队长讲，这个女的太懒，不出工。我不能轻易批评任何人，我去这位妇女家实地了解情况，结果我看了她家的情况几乎让我掉眼泪。她家没有一床被子，只有一个破被套一家五口盖，男人对这位妇女非常不好，常常打骂，发起火来就不让该妇女吃饭了，她经常挨饿，所以脸色蜡黄。又一个人带着3个很小的孩子，怎么叫她出工呢。老百姓太苦了，起码让她家有个被子盖呀，当晚我立即召集队委会商量解决这位妇女家的困难，我说服干部由生产队给她家10元钱补助，生产队同意了。
这位妇女对我感激不尽，在我离开的时候还送了我一小袋香喷喷的炒米，以表谢意。
我临别时，平素不易流露出什么感情的父老乡亲们纷纷以赠送土产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好感，这样朴素的感情让我很感动。
在江陵农村蹲点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农民的许多疾苦急需解决的情况下，我都帮忙解决了，老百姓特别信任我，这几个月是我自工作以来过得最充实，也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时间。
那时有一本名为《美丽的南方》的书，是一本描写北京大学生们到广西农村帮助搞土改的文学作品，这本书给了我许多鼓励。虽然我在贫困、萧条的湖北农村锻炼，但我心目中已有一片“美丽的南方”，那就是原野田畴上亲爱的父老乡亲，是贫困生活中透发折射出的美好人性。
我至今仍怀念着那片土地，我认为，我心中那些深厚的爱和执着的追求，跟这段荣辱与共的经历有关。
不知为什么，回想起在南方农村锻炼的那段时光，虽然享受不到宁静的田园风情，耳目所及总是村民们柴米油盐的琐事和东家长西家短的吵吵闹闹。然而，每次想起我蹲点的那个村庄，我的心里都会漾起一种第二故乡的温馨感受。大诗人艾青有这么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说一句“我爱人民”是容易的，然而，能够从他们的生活、境遇中总结出人生的目标、信念，为他们的欢乐而快乐，为他们的苦楚而悲悯，这样的“爱”，不是那种流行歌曲可以随口就来的爱，也跟纯真的孩子们自然天成的爱有区别。简言之，这种爱是一种力量，一种情怀。
我的早年生活是在贫困与危险中历经多次死里逃生过来的，童年的饥饿与困苦的生活让我学会了俭朴、勤劳和上进，同时也让我自幼对奢侈浪费恨之入骨；5年的大学生活让我明白了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必要性；在湖北农村近5年的下放生活更让我自觉地意识到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饱受苦难的人民，因为我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贫困的生活是我现在思想的经济基础，早年的经历让我形成了“邪恶势力必败”的人生观，而这就是一直支持我和腐败分子进行不懈斗争的两大精神支柱。
第四部我非英雄（1）
物移人非的感觉
“很多媒体认为你是反腐英雄，你是一个典型，但是你说不是，那么是什么呢？——你怎么解释你这8年呢？”
中央电视台记者陈大会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这是2003年8月12日的上午，在石家庄中医院的病房内，摄像机对着我，带有央视徽记的话筒伸向我，我的每一句话、我的每个表情、每个动作将被记录进去，我口才不好，但嘴封了这么长时间，我有一肚子话要讲。
我坦诚地答道：“当时我没有想到我在河北省，在全国，会被人家送了英雄模范的称号。一个小人物揭发高层领导，以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反腐英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我第一次听到“反腐英雄”的说法，是从刘善祥老书记那里听到的。刘善祥老书记告诉我，1999年至2000年中纪委让河北给我平反时，一位省委主要领导说：“我也不会把郭光允当成反腐英雄对待！”刘书记对此评论说：“一个人是不是英雄，靠的不是组织或者一个领导的评议，而是要看他所做所为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阴法唐政委给那位不太欣赏我的省委领导同志写信说，经我在河北的考察了解，郭光允是反腐英雄（那个时候，我还背着“党内警告”处分呢！）。
8月9日看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我和老伴走到院子里透口气。这时，听到宿舍楼传达室的老同志用平时根本就舍不得掏出来打的手机（他儿子为方便联系给他买的）给他在外地农村的几个子女打电话，兴奋地告诉他的孩子们：“咱们院里出了个反贪官的大英雄啊！”
听到这样的评语，我是有几分汗颜的，在我的心目中，本能地以为“英雄”应该出在阴法唐将军他们那些打枪打仗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功勋的那一代人当中。如果让我选择，我倒是愿意成为建设祖国的劳动模范或科技英雄的，靠告倒一个省委书记被人评价为“英雄”，对淳朴的广大老百姓来说，是不太好理解的。只有在时代转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过程中出现错综复杂局面时，这种特殊形式的争斗才会被人们加以深层次的探讨，然而这种探讨又不是凭我个人的经验和感想能说透的。
于是我这样说：“在和平年代里能有多少英雄？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当时没有办法，只有这么做下去了。”
我觉得我不该自我渲染，我揭发程维高等腐败分子的问题虽靠的是信念的支撑，但也有被动的成分。我想起了我和老伴到李山林家里“服软”的那一幕，眼前浮现出李山林瞪着眼粗声大气地喊“你他妈的、你小子”的情景。在堂堂的石家庄市建委主任家的客厅里，我就是一个文弱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看着对方跳、骂，只有张口结舌而已。正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有过这样的内心的折磨，不断有过迟疑，因此我无法把我同想像中的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画等号。
话锋犀利的记者同志又追问了一句：“那你是被逼出来的反腐英雄？”
我想了一想，说：“实事求是地说，我在揭露腐败，与这些腐败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工作，也做出一定的贡献。我反映这些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假的。我给中央写信，中央后来也审查了程维高的问题。（这里面）我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要戴英雄的帽子，这没有必要。”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还跟我探讨了“是否以公民名义起诉程维高”的问题。
这位记者采访了大约3个小时，由于体力的关系，我时而坐，时而躺，然而我是认认真真地配合的，我知道关心这个案子的广大观众都会看到这个节目。这也是我郁闷了16年以来第一次公开告诉人们我的经历和感受。但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宣泄。
我承认在电视镜头前我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动感情的时候。
我受过伤，不管是生理上的“伤”还是心理上的“伤”，都已结了疤痕，我觉得我能摸得到，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曾受到过的伤害，慢慢都会淡漠的吧。可是，在电视镜头前，一讲到他们如何欺负人，60多岁的我居然也会像小孩子一样情不自禁地溢出泪花，讲不下去。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我觉得我面对的不是镜头，而是祖国母亲在听我诉说委屈……
这个节目在中央台12频道《新闻夜话》中播出了。
不仅是《新闻夜话》，我的故事，一夜之间成为各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媒体的反应是迅捷的。
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央决定的次日，《南方周末》、《上海早报》的记者便踏上了奔往石家庄的旅途。
8月11日，记者同志拿着鲜花走进了我治病的石家庄中医院，与此同时，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也在石家庄到处探访我的踪迹……
香港记者见到我，不禁惊呼：“哇，郭先生，我们原先还以为要采访的人是个彪形大汉呢，没想到你是一个文弱书生！”
8月12日，新闻采访进入第一轮“高潮”，我所在的病房里，人声鼎沸，录像、录音、笔录、打电话发稿……记者们忙个不停。
各地媒体纷至沓来采访我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感慨万千的。
在我境况极其困难的时候，我也曾经寻求过新闻单位的支持。无独有偶，在我之前河北另一冤案——刘建军受打击报复一案中，一开始，他也得到了新闻界朋友的积极帮助。
然而，我们境况的相同之点在于：在没有得到一级组织的有力支持的前提之下，新闻媒体是很难贸然现身报道这类事件的。
当一位记者同志百感交集地告诉我：找到我“费了不少事”时，我不禁苦笑着摇头：因为他所在的这家著名媒体，我不止一次投递过诉状和吁求“声援”的信件！兴许他翻那些旧信件，就会轻而易举找到我郭光允的住址和联系方式。
第四部我非英雄（2）
境遇的改变使我有一种物移人非的感触。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并非我受肯定而成为全国新闻人物而得意忘形，反而去挖苦那些光顾我的新闻媒体。
我只是想把问题回到我那个起点上：为什么我要避而不谈“英雄”？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我的不幸反而成为我的侥幸，“侥幸”在哪里呢？我因我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不幸经历成为了一个材料扎实的新闻采访对象！媒体造了郭光允这个“反腐典型”，会不会是一个特殊焦点事件特殊需要的一个“特例”？也就是说，中央充分肯定了的一个特殊的“反腐典型”人物，必须必要条件齐备，才能成为“英雄”人物？
在我这个特殊事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元素”是齐备的；我告的大官级别高，告得准，中央处理了，全国震动；我受了迫害，而且是采取的抓捕和劳教这种形式。
然而，假如我只告倒了李山林这个层面，假如程维高的两任秘书没有先后落马，假如对我报复的手段只局限于排挤和行政处分，而没有采用“劳教”这种极端形式，假如有关部门认为程维高既然已经退休，就“内部处理”一下算了，免得影响太恶劣。以上的“要素”只要缺了一个，那么，我的事肯定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好素材。中国有些事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矛盾才不会再被掩盖下去。然后，惊心动魄的情节、九死一生的历程、艰难漫长的上访才会被关注，被展示披露。
我想更多的情况是，有更多更多的人是没有我这样的“侥幸”的。我在北京上访的过程中，在有关部门也目睹过上访告状者辗转呼号的惨状，他们穿的那个衣服，身上脸上那个脏，那个捶胸顿足、哭声震天的绝望样子，一方面让我感到痛心彻骨，一方面又让我看到了我的“幸运”：我还有钱吃饭，在北京我有地方住，北京——石家庄来回坐火车条件也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能做到“冤情上达”，把情况捅到了尉建行、阴法唐、刘丽英等领导同志那里，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而像我这样一个“具备条件”的告状人尚且要经历8年之久的磨难，那些仍然奔走呼号在底层的人们，他们的生存又有多少人去关注呢？
我郭光允有了暂时初步的“出头之日”，可以刮净胡子、换上新衣，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那些年月那些事了。好心的记者同志也不失时机地问一些轻松的问题，让我能谈一点让人感到快乐的话题。
“8月9日那天你听到公布后，心情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回答多少遍了。
我老伴抢着代我回答：“我们当时觉得没什么，确实是这样，我们很平静。”
我感觉到这样的回答使提问人有点失望，他们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听到“天大的喜讯”而表现平静，写出来就不生动了。
但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团圆、欢天喜地结局的故事。
我在有关信访部门接待大厅排队时，想起父亲的遗训，想起这么多年没有为国家做什么工作，也会觉得自己很卑微。有一种针刺般的冲动在折磨我：我是不是给政府添麻烦的人？是不是给大好形势“抹了黑”？
我自幼开始读书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今后能识文断字让全家有饱饭吃，不再受人欺负。可是我生命中长达8年的时间，却在上告、上访、陈情、诉冤。如果我的父亲九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大为迷惑不解的：“你这个小子，不好好干工作，成天上窜下跳弄这个事？人家省里给你台阶下，差不多就行了呗，你还不依不饶非要一告到底？吃着国家的粮食，告着国家的官，我看你是吃饱撑的！”
我没有想到过当“英雄”，但我确实闪过这样的念头：我这样做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哪里？
在一下子解脱了之后，在我终于有机会向全国的观众说明“我不是坏人，不是刁民，我是防守反击，我是受害者”的时候，这样的疑虑反而更多：我是否像宗教所说的那样，修成了“善果”呢？我要告诉人民群众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告诉人民群众“告大官，要做好吃亏的准备”吗？
我告诉人民群众“我弄这个事，身体也垮了，8年以来我没有做成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