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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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郭光允问题的处理，中共十六大之前，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尉建行做出严肃批示：“不能再拖了，应该彻底平反，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对于程维高被处理一事，河北省当地上至党委政府官员，下至街头百姓，无不额手相庆，但也有不少议论认为这一处理偏轻。另有分析指出，目前对程维高的处理很可能不是句号，而只是一个分号。
据悉，当年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至今尚未正式平反，其党内警告处分尚未撤销。
“程系”公司调查
2003年8月9日，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央纪律委员会宣布对程维高违纪行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的处分决定。
对于河北人来说，这个消息并不令人意外。自2000年时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落马以来，人们就在等候中央关于程维高的最后说法。程维高当时是河北省委书记，李自1993年以来就长期担任程维高的秘书。在案发前，李在河北政坛呼风唤雨，素有“河北第一秘”、“二书记”之称。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宣布对程维高的处分决定时，还公布了程的五点违纪事实，指其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活动；利用职权对举报问题的郭光允同志打击报复；指使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被判死缓和一审死刑，程负有领导责任。
除了这些公开宣布的经过有关部门审慎调查的事实之外，在河北上下，还有一批公认与程维高及其家属关系非同一般的公司，传闻中以保龙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二建集团和华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为引人注目。经《财经》初步调查，这些传闻并非无中生有。
华北制药总经理神秘去职
不论是已经公布的这五点违纪事实，还是此前法院确认的吴庆五与李真的犯罪事实，均没有提到华北制药集团。但是华北制药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吕渭川却在2003年初神秘离职。据集团持股的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008122月17日公告，已接受原公司董事长吕渭川的辞职请求。有知情人士透露，吕实际上在2002年底已辞去了集团董事长的职务。
此前1个月，吕还出现在华北制药在华药大厦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言笑晏晏地对媒体表示：华药2002年销售额突破60亿元，同比增长7．1％；利润3．4亿元，同比增长9．7％。
华北制药的新闻发言人曾否认过吕受到调查的说法。但是事隔半年之后，《财经》从可靠渠道获悉，吕渭川当时就因涉嫌向“河北第一秘”李真行贿已被“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活动。消息人士透露说，吕的问题并不仅止于此。
华北制药的员工对公司一把手的不满积蓄已久。一位在销售部门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财经》，华北制药集团这些年搞了很多兼并，相当一部分是政府行为；还在石家庄市旧城改造和新开发区的建设过程中承包了很多工程。原本效益不错的华北制药集团这些年被拖垮了，连华药大厦也已抵押给银行。
吕渭川并不是第一个被调查的华北制药总经理，也不是第一个与“程系链条”挂上钩的华药人。在他之前的华北制药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贤丰亦有过同样命运，但当时程维高还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陈贤丰很快就被放了出来。陈贤丰与程维高的关系在河北尽人皆知，陈贤丰与程维高同为江苏人，还都在中央党校培训班上过学。对于二人之间的关系，曾经参加调查程维高案的一位消息人士证实说：“私交很深。”而业内人士一般认为，华北制药1994年上市成功，亦从程维高处多得助力。
河北省政协的一位退休老干部透露说，程维高在离职前，还从华北制药拿了一笔钱，用于在北京购房。
第四部附录三（4）
死保南京二建
相对于华北制药的含而不露，南京二建与“程系”的关系则要直白得多。河北建筑业内的人士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河北城市建设几乎所有大工程都给南京二建包了。”
1992年造价6亿元的东方购物中心，没有经过招投标就直接交由南京二建承建；1993的裕彤体育场，承建人也是南京二建。更具戏剧性的是1992年开始筹建的南三条市场，由原大野集团总经理的卢鹰开发，也是交给南京二建。卢早年间为《中国青年报》驻站记者，后曾挂职《中华工商时报》，先后在福建、河北经营公司。据了解到河北后与原单位“脱钩”。这是其涉足房地产后的首个大工程。一开始就因卖给用户的铺位面积不足而引发纠纷，加上后续资金不足，工程三上三下。负责开发的卢鹰也因向李真行贿被判刑。
来自权威部门的资料证实，南京二建从1992年以来，承揽石家庄市工程总造价在15亿元以上。
吴儒生曾任河北省建委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全市做了一次大检查，认为南京二建大量超过规定揽活。当时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了确保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每个建筑公司人均揽活不能超过70平方米，而南京二建人均承揽工程量超标十几倍。不久，吴被从省会调至承德任副市长。
南京二建有如大鲨鱼一般的吞揽城建工程引起了几乎整个河北建筑行业的不满，从河北省建委、河北省建筑总公司到河北四建集团的领导层，屡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但是反对过南京二建的人都在1995年前后离开了建筑系统，有些是被调离，有些干脆就被免职。河北省建委工程监理处的一位处长公开反对重大工程暗箱操作，程维高让当时的省建委主任靳庆和免掉那个处长，靳庆和没有执行，不久即以住房超标为由被罢免。原河北省建筑总公司总经理李震国、河北四建集团总经理赵玉忠都因此先后被调离。原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郭光允则是其中遭遇最惨的一个。1995年，郭光允因举报南京二建为程维高无偿装修住房及重大工程不经招投标就交给南京二建等事实而遭到打击报复，他被以诽谤罪为由被开除党籍并被送劳教两年。
郭光允告诉《财经》：“我只举报了我确认是事实的部分。”南京二建在1987年来到河北时，由郭光允亲自办的手续。1990年程维高到了河北之后，因其之前曾长期在南京任职，南京二建即为其装修了住房，此事经由南京二建的一位经理告知郭光允。此后，南京二建在河北迅速“崛起”，成为令省内其他建筑公司望尘莫及的企业。
参加调查的权威人士亦向《财经》证实，目前已查知南京二建与程维高的妻子张佩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除涉嫌行贿以外，还多次为程维高之子程慕阳的公司垫资。
程慕阳的保龙仓﹖
在河北，保龙仓集团是大名鼎鼎的“省属企业”。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10日，以经营超市为主，辅以房地产和广告服务业。目前在全省拥有7家连锁超市，共13家下属公司。据河北省房地产业内人士介绍，保龙仓在房地产业并没有什么名气，其老板杨龙飞“最早跟人倒摩托车”，20世纪90年代初出来单干，也开了一家摩托车交易市场，但规模并不大。当时给人的印象并没有挣很多钱，大约在1995年后开始办保龙仓超市才一下子发达了起来。
不过，权威人士告诉《财经》，保龙仓基本上就是程慕阳的公司。程与保龙仓的关系在河北流传已久。有的说，程慕阳帮保龙仓拿到了一块地皮，占股30％；也有人说程控股了保龙仓。
然而在保龙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资料上，其6家股东分别为北京佳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0万元，占股0．6％；南京佳达利实业有限公司出资365万元，占股16．1％；恒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占股33％；石家庄市保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980万元，占股43．2％；润丰工贸有限公司出资80万元，占股3．5％；永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74万元，占股3．3％。各公司法人代表及高管没有与程家有关的名字。
表面看上去，这家公司与程慕阳并无瓜葛。但进一步追查保龙仓的股东公司，幕后的关系很容易就现出端倪。
北京佳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市东城区黄化门槌把胡同1号，老河北人都知道这里是河北迎宾馆也就是河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所在地，而这家公司正在办事处三楼的一间房间里。
由北京市工商局出具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了北京佳达利与程慕阳的关系。北京佳达利公司共有两位股东，一是程慕阳，为程维高之子；一是程悠兰，为程维高之女。其中程慕阳以个人身份出资40万元，程悠兰则以法人身份投资10万元。有趣的是，这间设立于1996年的公司在1997年2月20日宣布召开董事会，选举马超代替程慕阳担任北京佳达利的董事长，但股东部分并没有任何变动，马超还同时被聘为经理。这之后半年多，保龙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来发展为保龙仓集团。
2001年9月17日，因为没有按规定参加2000年年检，北京佳达利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马超与程慕阳渊源已久。1991年，程慕阳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在熊猫电子集团公司担任过一年的销售部地区经理；随后即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国际广告公司总经理，不久马超加盟，二人共事了一段时间。程慕阳投资组建北京佳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后，马超又摇身一变成为北京佳达利的董事长、经理。
保龙仓的另一股东南京佳达利与北京佳达利同名，消息人士称两者“大有关联”。记者至发稿时未及前往查询程维高曾任市委书记的南京查询南京佳达利的工商资料。
另一大股东恒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保龙仓中占股33％，但是根据记者在河北工商局的档案中复印的工商执照，这家注册地为北京东城区的公司竟然无法在北京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找到任何资料。《财经》记者先在北京市工商局查找，后又根据其地址到东城区工商分局查找，均一无所获。工商局帮助查找的工作人员答复称，类似情况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恒瑞是伪造的工商执照。
《财经》随后又前往恒瑞法人代表单云瑞、公司董事姜懿琴、张林等人的登记住址查找，但有的门牌号已不知所踪，有的则已由平房改建为写字楼。公司另一董事李波已经很久不在登记住址居住了，只有他的姐姐偶尔会过来住几天。其邻居还告诉记者，印象中李波原来在旅游局工作，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
知情人士还透露，石家庄原来有一家牙膏厂，程慕阳在其中亦有股份，厂里的员工开玩笑说，程慕阳连小小的牙膏也要挤一口。
《财经》从权威部门获知，有关部门在审计后发现，通过在不同公司控股或持股，程慕阳名下的资产在1亿元以上。一位办案人员感慨说，1991年，程慕阳只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凭什么可以短时间内积聚这么大量的资产呢？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南京二建曾先后给保龙仓超市垫资3000万元，保龙仓至今未还。
保龙仓当年曾与留营乡签订一份为期25年的租约，其租金之低令人瞠目结舌。10000平方米的地方年租金为2万元，总租金不过50万元。在业内，保龙仓集团给人留下印象的项目只有一个：位于石家庄市八家庄的新浩城小区。这块地皮，据说当年原是程慕阳要下来准备开超市用的，后来因为拆迁纠纷迟迟不能解决而另觅他所。
程慕阳已在李真出事后，即以留学名义举家逃往加拿大，至今还在国外，其留下的这1亿多元资产的归属引人关注。而曾与程家发生过密切关系的这些公司的未来命运，亦留下悬念。据记者在河北省工商局看到的2002年的年检资料，保龙仓公司的股东并未发生任何变更，连股东之一北京佳达利被撤销工商执照在年检中亦无反应。
（摘自《财经》）
第四部后记
感谢东方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帮助。借此书出版之机，感谢党中央、中纪委给我正了名，肯定了我几年与腐败分子所做斗争的功绩；感谢各媒体的正义宣传；感谢阴法唐老将军、刘善祥老书记、北京铁路局万玲书记等一批老首长对我冤案的关注和在我艰难的平反路上给予的帮助；感谢全国总工会、铁路系统的同志的帮助；感谢我的家人及所有亲朋好友对我的理解；感谢海外华人对我表示的同情与支持。此书仅就我个人的真实经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这本书好像是在讲我个人的事，但是我不想卖弄我的经历。你们看到的经过，有的是我愿意做的，有的是被逼到这一步的。但正因为我的被逼，才说明了社会与人性的复杂。
众所周知，反腐败工作任重而道远，对保护检举人还需从机制上制度上予以完善，保护也是低层次的，怎样评价反腐举报者的特殊贡献？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反腐不香，腐败不臭”的现象？就本人而言，我16年挨整，就是因为向党组织向国家机关反映了一伙蛀虫们的违法犯罪的问题。但前期的行动势单力薄，遭到了残酷打击。首先是身体遭摧残，多病缠身，反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年挨整给我遗留很多问题。我要求一个制度层面上的公证的对待，难道应看作“向政府要条件”的“觉悟低”的表现吗？请读者自行评判。
程维高一伙当初调动了庞大的专政力量大肆镇压检举人，整了众多的干部。专案组的人曾对我大叫大嚷：“我们调动了200多公安人员对付你们！”当时挨整的人确实很多，气氛也十分恐怖，这种恐怖政治给不少人和家庭带来了灾难。尽管程维高已被开除党籍，但“不该发生的故事”还是打击了人们的信念。我并没有向国家索要个人赔偿，但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对于反腐败工作党和国家是重视和支持的，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反腐败的希望，我郑重向河北省党组织提出五点要求（此情节已在书中交待）。我欣慰地看到：我的行动正逐步得到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广大朋友的支持。一位法学教授所讲的：“没有人是有义务的去反腐，去无偿贡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的。我觉得对举报人待遇不给落实，这同样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反腐败的查处工作。”河北省的情况很复杂，“9·26”专案的负面影响还未消除。正如书中所写，对求索“正义”而言，8月9日的平反只是一个开始。我不甘心以“告状”来为我的一生划上句号，我是一个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我仍想以工作来弥补一些遗憾，这本书也算我的工作之一吧。我希望读者不把本书当做一部“申冤文学”来看，更不希望被当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