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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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委计财科的人奉李山林之命坚持要查账，我对协会的同志说：“算了，他们要查，让他们把账本拿走好了，看他能查出什么问题。”
这个账本搬到李山林那里，他眉毛开始跳了一下，眼里闪出喜色：“咋？这个郭光允还在协会搞转账？还有手续费？嗯，得好好查查！一定有问题！”
可是到末了，清查小组无可奈何地对他汇报：协会共103笔账，从1987年底到1989年7月我们协会为科学技术人员转账近30万元，预算协会收入3万元，但协会的这类收入100％符合国家政策。因为根据中共中央（85）6号文件，提倡科学技术人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技术服务，收入可以全部归己。当时有个流行名词叫“星期天工程师”，是国家支持倡导的。为什么转账要收取手续费呢？因为单位资金来往都是支票，而当时的个人无法使用支票，自己转不了账，就通过协会转账，还要聘请预算专家审查每个预算做得是否准确。这样等于协会也参加了劳动，协会扣下劳动报酬，这3万元是协会劳动合理收入，谁参加了劳动就可以领一份报酬。
然而，李山林不管这个，他认定一个“真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建委里真有“不湿鞋”的人，因为他的“真理”只是他阴暗的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他认识社会的眼光是扭曲的，因此他会以扭曲的心态去判别每一个人。
因此，他有充分的信心：郭光允绝对逃不过这一劫！
这一天，我的主管主任找我，说李山林让他跟我谈话。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说现在不是查了你这么长时间了嘛，人家李山林跟我说让我跟你谈话，告诉你你没有任何问题。
说完，副主任就不吭声了。咦？我还等着下文呢，不能只有一句话啊。我问查完了？他说查完了，人家说了，查了这么长时间你没任何问题。
整我这么长时间，我就等了这么一句话。可是，毕竟结论是没有问题，我心里还是很高兴。
可是第二天，我就听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帮人不但没有就此罢手，而且还成立了一个整我的“指挥部”，配备大量工作人员集中查我的账！
查来查去，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我在1984年编制预算价格的时候，有一笔稿费400块钱，这400块钱是打在账上的，我让把账转到施工修建管理处，后来组建了定额站，我就把这稿费转到了建委定额站，但是从定额站也不好取现金。1987年成立了协会，我是协会理事长，就把这个钱转到了协会，这我才把钱取出来了。拿了以后，我跟会计说这是稿费，也不是什么工资，我另外拿出来一些让伙计们买点吃的，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这是早处理完的一笔款。可是“指挥部”如获至宝，逼问我把钱给谁了，我说我自己领了，拿出来一些给协会的人吃喝了。他们非问我为什么给别人。我想这没道理，我的钱我爱给谁给谁。后来为这事吵起来了，吵得非常凶，非让我老实交代到底把这个钱给谁了。
那时，李山林恰好去了北京几天。那天中午他坐火车从北京回来。“指挥部”一个整我的骨干威胁我说：“等李主任回来再收拾你！”当时我真的火了，真想骂他们，但末了只是责问他们李主任是你们什么人啊，那么听他的！他回来又能怎样，又能把我怎么样！后来我们越吵越凶。到中午李山林从火车站回来之前，我跟他们一个姓张的科长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每次诬陷我都添油加醋的。现在李山林不想整我了，你们还鼓着劲的整我。现在李山林快回来了，你们别单独汇报了，咱们今天中午一起去见李山林。我在这里吃饭，吃完饭后我等你们通知。你们什么时候去见李山林，咱们一块坐车去，当面说清咱们上午吵架的事。”他们见我这么死硬，也就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可是吃过午饭直到上班也没有下文，我还在那儿纳闷，他们告诉我李山林中午12点多钟下车，可是怎么两点多钟还没见到他？我打电话去问他们，他们说他们已经把李山林从火车站接回来了。我问上午的事汇报了没？他们说早汇报了。我发大火了，一下把电话摔了。这些人都想巴结李山林，都想捞官，这么害我！
“指挥部”动员全市建设系统的技术人员来揭发我，从1989年10月一直持续到12月份。但他们确实没发现任何问题。这时，他们便开始合计另一步。计财处的一位好心人悄悄告诉我：“老郭， 你要当心呀，那伙人正在写你的黑材料，已经写了半个月了。”他们查不出我的问题，就想写我的黑材料到上面告状去。我想他们告就让他们告吧。
给我报信的那位同志也受到了影响。这位同志一开始也是奉命行事，参加查我的账，但他查的过程中发现我非常规矩，既然任何问题都没有，老查什么呢？于是他如实反映说：“郭光允的账没一点差错。”说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李山林不干，结果不让这位同志参与这事了。1989年12月底李山林他们把我告到了监察局。不正常的地方在哪呢？李山林告了我，李山林是原告，我是被告，是原告有问题还是被告有问题，监察局作为一个公正执法的单位，应该问问我，不能光听一方的，若查不出我的问题，就是李山林诬告我。但现在不是那么回事，每次弄我，都是李山林跟一个监察局一位副局长合伙，由李山林给那个副局长布置的工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堂堂的政府监察局居然成为李山林俯首帖耳的工具了！
我跟那个副局长说：“你们什么时候查我我都同意，我愿意接受政府的监督。但是，你这不公道在哪呢？李山林作为原告，他为什么老跟你们一起开会，给你们布置怎么查我，弄我？这是不公平的！”
我严正声明：“要是下次我再发现李山林和你们一起开会，我就拒绝出席，你再查我，我就不来了！我坚决提出强烈抗议。这不对呀，不公道啊，你们和原告合着伙，这不是整人吗？”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6）
接下来，发生了更可笑的一幕：
那是1990年2月的一天，我正在市郊的一个矿区参加联谊活动。半夜，我老伴打电话找到我，急得不得了，让我无论如何连夜赶回石家庄。
“什么事那么急？”我有点不高兴，“抄家了还是怎么着？”
“监察局的人找你好几次了，看那阵势，不掘地三尺把你挖出来决不罢休！闹得全家人为你担惊受怕的！ ”
“怕什么？”我不以为然，“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不理他们！”
老伴骂我：“我看你才是不知死的鬼！人家天天这么整你，你还那么乐呵呵的，快回来吧！”
我连夜回了石家庄。
因为路上受了点风寒，我去局长办公室时罩着件棉大衣，捂着脑袋，一副挺窝囊的样子。
这位副局长神态严肃，脸上布满寒霜。
“郭光允！知道‘两高’发布的通知吗？”
我眨巴眨巴眼，一脸诚恳相地点点头。心想：你老人家太抬举我了，“两高”通知勒令一切贪污腐化分子在1989年12月底向有关部门坦白自首，以争取宽大处理。可我郭光允一个机关小干部，平时连点违纪的事都不会做，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和“魄力”弄那个事？
这位副局长见我蔫头蔫脑的模样，以为他的话奏了效：“告诉你郭光允！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坦白从宽的期限已经过了。但是，组织上对你还是愿意网开一面，你现在老实坦白还来得及，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
我翘着二郎腿，两眼望着天花板，心想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哩，你一个监察局局长硬要把我打成“罪犯”，那对不起了，这我可不能听你的，我只好“顽抗到底”了！
就这样，从1990年初到1991年10月份，查了我将近两年。我几乎天天被叫到监察局去交代问题，一会儿让我交代这，一会儿让我交代那。当时的监察局局在市政府4号楼，建委也在4号楼，我到他们那里交代问题挺方便的。几乎天天去，天天让我按手印，把我当犯人审。
李山林后来一看监察局也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又动用了检察院。
我们建委下面有个招标办公室，招标办可是个有油水的单位呀，进驻了检察院，据说还真查出了不少人的问题，虽然够不上判刑，但在李主任亲自抓的“廉政风暴”下，这些有点小问题的人全部开除党籍了，有一些人待不下去了，调到了别的单位。但过了几年，那些开除党籍的又全都给恢复了。招标办主任有问题，把他给抓起来了。问他有经济问题没有，他说没有。检察院就采取了强硬措施，他受不了了，怕了，交代出了6000多元的问题，还包括发的酒啊、面啊、牛羊肉什么的。
李山林一看，这招标办出问题了，“突破”郭光允的机会又来了。赶紧向检察院告我，让检察院抓我。因为我又管招标办，又管质监站，又管定额站，这些下属单位的业务都归我管，哪怕稍微捞一点好处就是犯罪的。结果他们没有证据也不敢贸然抓我。
李山林调动检察力量把建委搞得鸡犬不宁的那些日子里，检察院的人当面对我发出了威胁的信息：“等着瞧！只要我们往死里查，总会查出你的问题！”
那一天，我正在建委主持召开质量监督站和招标办负责人会议。人都到齐了，可是招标办的负责人催了两次都不过来。我起身离开会议室，到招标办去催那位同志。
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有人声音低沉地说着话。
我嘴里叫着招标办负责人的名字往里走，突然里面传出粗暴无礼的呵斥声：“叫什么叫？”
我愣住了，只见招标办里几个检察院的人满脸杀气，而那位招标办负责人尴尬地站在那里。
“他是什么人？”检察院的人问。
招标办负责人小声说：“这是我们郭处长。”
检察院的几个人目光唰地集中到我身上，盯了我半天，其中一个人阴阴地说：“郭光允？好！就是他，记住他了！”
这分明是在威胁我：现在不抓你，可我们“记住”你了！
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全市建设系统都知道纪检政法部门在查一个“腐败分子”郭光允。
而且这样的话不断传来，当然，传这话的人自然是李山林和他周围的人。
“给你们打个招呼，马上要逮捕郭光允了！”
“明天就逮捕郭光允！”
当时我觉得我不用怕，反正我一分钱的问题都没有。招标办的人也奇怪我这么多年搞建设，怎么遇上了这样的事。他们都劝我赶快出去躲躲，或者让我给别人点好处堵堵嘴。我什么措施也没采取，没任何问题，我不需要堵嘴，不需要躲起来，我等着他们，我看他们谁敢抓我！
结果又从我妹夫承揽小工程的事入手，想挖出郭光允“徇私舞弊”的证据。我有个妹夫在这附近搞副业，做点小的建筑上的活。结果把他抓起来了，抓了好几回。铁路上一个经办的小侧门是我妹夫给修的，他们硬说是我逼着铁路上预付给我妹夫4万块钱，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检察院让他交代我的问题。我从不给亲戚好友谋私利。审问了他好几次，也没问出什么问题。后来，亲戚就把建委发的资质证书自己吊销了，不干这个行业了，免得给我添麻烦。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坚决的。
最后铁路上的人去了检察院质问他们：你们到底还查不查？郭光允两口子谁不知道是大好人，你们这样整人家，太过分了！
李山林他就这么有能量，这么神通广大，先是和监察局的人合伙，后又利用检察院的人查我。后来风险过去了，招标办的人跟我说：“哎呀，郭处长你真了不起，我们还以为你真有点问题呢，你搞建设这么多年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是有了100块钱的问题他们就会把你往死里整。”
那时候，一般的人都进不了我的家门，那些想送礼的更进不了。国家让我当公务员，我就当好这个公务员，我不能贪图享受。为什么我会这样？这是有根源的：一是我出身贫苦；二是文革时我在南方农村劳动改造那么多年，看老百姓那么辛苦，一粒粮食都看得特别重，省吃俭用也挣不了多少钱。我有这个经历，我是从艰苦环境过来的，我心疼老百姓的这点血汗钱。我不能挥霍、侵吞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觉得痛苦折磨使人获得智慧，痛苦艰难使人升华。我经过一个痛苦的生长过程和身处艰难的生活环境，艰难让我升华，所以我不会去做那些傻事，不会去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李山林整我真是费尽心血，挖空心思。他曾经秘密发过话：我要把郭光允整死，最起码也要把他给整老了，整到没人要了。所以李山林才利用监察局、检察院来这么折腾我。我并不是天生不怕死胆子大，而是因为自己站得正，我可以抗争。监察局一位副局长和李山林合伙整我，我抗争下来了。李山林叫检察院整我，我以我的正义、我的清白抗争下来了。他们最后没敢动我，没敢抓我。但是，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家里非常为我担心，他们如果把我抓起来，硬要给我戴手铐，硬要拿警棍电我，那我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当时被抓进去的很多人出来后说他们之所以交代了问题，就是受不了那个罪，总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里边吧。
监察局审查我将近两年之后，给了一个结论，我确实一点问题也没有。后来，方副市长在建委系统大会上宣布，郭光允经过审查，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这就是组织对我的结论。后来下属单位很多领导干部鼓励我说：给你平反了，把你腰杆挺硬！该抓你的工作还抓你的工作。
但我抓不了工作了，我定额站站长免了，高工工资不给我，工程处我又做不了主，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
区级检察院那边老是巴不得赶紧抓我，发现不了我一点问题，结果他们也没有办法。
检察院的领导同志也感到李山林几次控告我是故意整人，打击报复，于是渐渐对李山林不予置理了。所以尽管李山林多次书面告我，然而市检察院就是按兵不动。
1990年、1991年两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就用这副身板抗争过去了。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7）
我曾经想“求小同存大异”
如果把后8年的故事看成在天亮前的黑暗中逐渐找到方向、迎接光明的历程，那么前8年的建委风云，实在是个不够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里面，我扮演着一个不舒心的角色，我不但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李山林的问题，揭发他的犯罪行为，相反，我还把不少精力用在洗刷自己，写辩诬材料，把时间耗在对付询问上。在一般读者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个精彩的“反腐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实在是个很窝囊的经历。
1993年，我查出食道出了肿块。当时跑了很多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省三院、市中医院都去了。当时我去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