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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张学良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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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竟是怎样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划?何人执行?却一直是个谜。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做了,早晚总是会被察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它那长时间捂着盖着的不可告人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了,原来: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炸死张作霖,乘混乱之机,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制造伪满蒙帝国,另立傀儡。
  由于准备不及,未能得逞。为了掩饰事件真相,关东军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觅到3名中国乞丐,于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满铁路吊桥下,将其杀死,伪装成一伙爆破犯在作案时被炸死的样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后来密赴张学良部下投报)。并诬指他们为“南方之便衣队员”。日方还要求同奉方共同组织调查,遭到拒绝后,日本陆军省于12日发表公报,诡称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便衣队员无疑”(《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21页)。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传到了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反响。田中内阁顽固地向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方面搞的(《昭和五十年》,第22页)。议会在野党把它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但是他们并不想将真相公诸于世。
  “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的冲击持续将近一年,在处分杀害张作霖的责任者上,内阁与军部疏远了。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垮台。同时,关东军司令村岗编入预备役,第九师团附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职。
  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盖。1932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发表的报告书还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载《国难痛史》第五卷第41页)
  1946年7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中,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暗杀之事,系关东军幕僚所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盖了15年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⑨
  上面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阴谋长期隐秘的事实,确实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不过,过去毕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案疑点仍然很多,更为确凿的人证物证多有不足。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前几年在日本发现的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现场照片,更以铁的事实为这一震惊世界的谋杀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原来,日本山形县藤岛町农民佐久间德一郎,战前曾在侵华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1939年6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给他一包重要资料,让其严密保管,事后才知道是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照片。以后,他与河野分手了,侵华战争也节节败退,日军大小头目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管这套照片呢!就这样,这位日本翻译自己把照片保存了下来。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他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为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的热情所感动,全部公开了这套照片。据报道:“佐久间保管的照片共六十一张,其中三十张编上了号码,有的照片背面还写有“神田”的名字。三十张照片,从爆炸前的现场到张作霖的葬礼,完整地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四处飞散的陆桥,网状般扭曲的铁轨,燃烧着的车厢……令人思索的是,这几张照片中为何不见任何人影?这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连续按动快门的。”⑩
  调查还表明,执行爆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尽量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国民党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并作其他布署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即河野又四郎,当时他既是高参,又是侵华军“北支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北京班班长,作为“团副”,他还曾参与策划“芦沟桥事变”。照片的实际主人是神田,全名为神田泰之助,是爆炸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他当时是与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东宫铁男大尉负责具体引爆。这从照片后面他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证明,在一张照片的背面他写道:“昭和三年(即1928年)6月4日上午五时二十七分爆破京奉陆桥,此为张作霖专列八十号车给事(服务人员)烧焦的尸体。”他在给家属的信中还写道:“6月4日,爆破张作霖列车,其实我亦在场……”至于引爆人还有东宫铁男,则是日本史书所记载的。
  谋杀张作霖的事实真相,有了更确凿的人证物证。
  然而,在那时,这一切是完全料想不到的。车到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军、过去与张作霖有些矛盾的吴俊陞,那时还破例特地前往山海关迎驾。那场面虽然比较冷清,甚至颇有些杀机预伏的征兆,但吴俊升却仍十分虔诚,这正如窦应泰所写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夜之山海关。
  “乌云低垂,夜风飒飒。车站月台上,孤灯惨淡。卫士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奉天留守官,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戎装佩剑,静静地恭候在山海关车站上。远方已隐隐地传来北行火车的隆隆之声。
  “吴俊陞神色阴沉,想不到转眼一年之间,大元帅居然皇冠落地,仓仓惶惶地逃出北京。今天下午,当一份由北京发出的密码电报,送到吴面前时,他不由大吃一惊:张作霖四日返奉。几个月前,由于‘满蒙悬案’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奉天城。日本总领事吉田和奉天省长莫德惠几次都谈成僵局,从北京到奉天之间,被一种隐隐的杀机所笼罩着。加上不断传来蒋介石的‘北伐’步步逼近京畿的消息,使他不由与张作霖突然返奉联系在一起。吴俊陞思前想后,感到张作霖又处在危难之中,出于一种军人的义气,吴决计亲赴山海关迎张。
  “当吴俊陞刚刚踏上南行的专列时,奉天警备司令前来送行,他向吴俊陞汇报了次晨将在奉天南站组织百姓迎张的准备后,提醒他说:‘兴权兄,近日鬼子严密封锁老道口,不许中国人通行。这其中必有勾当,不得不防啊!’吴笑着说:‘唔,我是军人,什么也不怕。’警备司令与吴私交笃深,他知晓北京当初组阁时,张作霖冷落吴俊陞的内幕,他几次欲提醒,又不好启口,只得婉言劝说:‘还是三思而行。”吴俊升爽然地一拍胸脯说:‘唔,人活百岁也是死,我吴俊陞征杀百战,枪子儿都不咬我,唔,去趟山海关有啥屁事?’说罢他辞别警备司令,乘车呼啸着向山海关疾驰。
  “此时在北行的专车上,夜不成眠的张作霖正心乱如麻,辗转床榻。忽闻卫兵通报:‘吴督军专程迎接大元帅,就在车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车门口,只见矮笃笃的吴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灯影黯淡的月台,张作霖急忙挽住吴的双手,把他拉上车来。”⑾
  火车在山海关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驰。车抵皇姑屯车站时,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等也登车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当列车呜呜地鸣着汽笛,沉重地喘息着,快要到达奉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
  原来,那时“奉天至关内的铁路象一条被降住的鲇鱼,被几张网给兜住了,没有办法只好从高高的中东铁路的胯下钻过去。这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象一把大剪刀,迎着大元帅的专车。这里是三洞桥,活似一个巨人叉开了两条大腿,叫你从胯底下钻过去,谁走到这里都感到在受胯下之辱。
  “专车载着‘关东王’张作霖大元帅,也得钻这三洞桥,受胯下之辱了。专车前头压道的卫队列车钻过去了。
  “这时,张作霖从专车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奉天总站的彩旗在迎风飘扬,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军乐队的奏乐声。于是,心里便格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老把兄吴大舌头(吴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说:‘哎——总算到家了。’
  “……专车的车头钻过桥了,就在这第七、八、九节车厢刚好装在三洞桥中间的一刹那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满铁路的桥梁塌下去了。当时整个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动了一下。
  “在奉天总站周围,这一声巨响,把附近的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震断了,比用快刀子割的还齐刷;在西北市场吃早面条的人,碗里的热汤面条连碗一起扣在了脑袋上;三洞桥周围的上百棵大杨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还光,附近住户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碎的,距离较远的洗澡塘子,池子里的热水也被震得泼了出来,烫伤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冲天的烟柱,在砖城里的人们都能看清。
  “整个专车,在冲天的烟尘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烟分四个颜色:红的是火,黑的是烟,白的是汽,灰的是土。这几股烟尘杂物搅在一起,里面有生命,里面有作为一代风流人物的张作霖。说来他出身绿林,位至大元帅,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但在这硝烟尘雾中,他究竟怎么样了呢?”⑿这还得从头说。3月3日专车从北京出发时,上面坐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在天津,山海关等地都有下车的,当列车行至新民站时,随车来的日本人只剩下一个仪峨诚也,其余的全都溜掉了。此公为何如此沉着,他是不知情呢,还是个不要命的“陪绑”者?这里姑且不论,不过,从各种迹象看,对于此人尚在车上的事,关东军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干到底,据说是因为此事至关重要,因而“决定以国家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
  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张景惠也到车上迎接大元帅,并随车而行。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一如往常,谁也料想不到,在火车从那里又往前开出三百多米到达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一在桥上,一在桥下)交叉口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顿时,硝烟弥漫,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吴俊陞显然是被强烈的气浪从车厢内抛出去了,他“被一硬东西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余远。温守善(张的随行人员)被埋在碎木下面。莫德惠、张景惠受轻伤,日本顾问荒木刚由蓝皮车踏入花车一只脚,就被炸倒受了轻伤。六太太住的包房着火急喊救命,被卫队救出只烧了脚趾。温守善清醒后,挣扎爬出碎木,站起来,不顾伤痛寻找张作霖。看张仰面躺在铁轨南侧,急忙将张抱入怀中,见他咽喉处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涌淌满衣襟和地上。温守善从裤袋里拉出大绸子手绢堵在张作霖的伤口上,正寻找人时,张的三儿子张学曾跑过来帮着扶,他毕竟是个孩子,力气不足,抬不动。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了个敞篷汽车,大家把大元帅抱入车中,温守善坐在里面抱着,张学曾在外扶着,齐恩铭没上汽车。汽车急速驶向大帅府,马路两旁已经由留守部队警戒。”⒀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
  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⒁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时,这是不能对外讲的,因为张氏之死,是日本图谋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张作霖,以便取而代之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封锁消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当时除了省长刘尚清、臧式毅以及医官等少数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张氏的亲属也都不知内情,并将一切探视者拒之门外。这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内中也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斗争。杨大群的记述,采用了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传奇色彩较浓,但从整个内容看,还是如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本质特征的,而且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来要求看望大元帅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37°2;血压正常;有时头晕,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来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
  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
  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奉天省长公署发出老道口被炸事通电辟谣:
  各道尹各县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炸弹爆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关内军情,各路遵息争通电,均完全移
  驻相当地点,省城亦安宁如常。及近日外报登有种种谣言,实是淆惑听闻。为此,密电该道尹知事,迅即传谕地方商民,勿得轻信浮言,自滋惊扰,并饬
  警,从严查禁,是为至要。省公署。鱼印。
  十七年六月六日
  炸车事件发生第三天,大帅府又公布了张作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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