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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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告诉端纳说，有几位老帅的旧属事前密告他，杨、常计划在１月１２日发动兵变，要张学良有所戒备，并建议他勿宁先下手为强。张学良最初不大相信这个情报。
１月８日晚，张学良曾召杨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杨宇霆提出一份关于兵工厂的开支报告，也要常荫槐提出关于铁路交通的年终报告。杨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这报告拿来。
张学良在这时候，为了是否处决杨、常二人曾费了一番思索。他曾取决于命运。他用一块银元打赌。他向空抛出银元，心中祷告：银元落在正面扣起他们，若落在背面便立即处决他们。岂知，银元竟两次都是背面着地。他的夫人在旁说，也许这块银元背面较重，于是，他改变了祷告：正面处决他们，背面扣押他们，不料，这次竟三回都是正面。于是，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１０日晚，张学良再召杨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问到收支报告和年终报告，但，杨常二人非特拒交出报告，而且两人的回答态度，毋宁加速了张学良的杀机。
杨宇霆冷冷的说：“兵工厂归我管。”意思说，你问这个做什么。而常荫槐更对张学良冷笑说：“你年纪轻，管什么铁路交通事？”
张学良闻言立刻站了起来。他开门喊进他的几名属下，命令他们用手枪向杨常头上开了枪。……
端纳的这本１９４８年出版的传记中谈到的这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这是自不待言的。但也不能说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来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比如说张学良掷银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实际却是真有其事。刘润援引他对吴靖女士（赵四小姐的嫂嫂）的访问说：“吴靖女士告诉笔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变’后不久的日子，张学良出于义气，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想蒋介石背信弃义，竟将张学良软禁起来时，赵四小姐离开西安，住到上海张学良将军的寓所。那时，吴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赵燕生（赵四小姐的胞哥）从北京来看赵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园中散步，赵四小姐对吴靖女士说：‘六嫂（赵燕生排行第六），少帅在处理杨宇霆、常荫槐时，真是紧张，他一直举棋不定，还是他投掷了三次银币，才下了决心的。’……”⒁
至于杨、常伏法经过，外间传闻不少，在这以后的有关报刊和书籍里，对此事也有记载，但说法不一。笔者认为武育文和张沛汉分别介绍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因而择其要者加以援引，供读者参阅。
武育文文章在谈到杨、常１月１０日下午同去大帅府，为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逼张签字，张以吃晚饭时间已到相推托，提出晚上再议，杨、常暂离帅府时这样写道：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高进府被张学良召入内室，面授机宜，张向高说：“杨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萌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高纪毅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嘱咐高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高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高纪毅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旋又命令总部卫队统带刘多芬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王以哲担任守备城防治安任务。⒂
对当时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首脑，要除掉象杨、常这样的反对派，还不易如反掌，何需兴师动众？实际，杨、常狡猾，行踪诡秘，并不是那么好制服的。他们一般不随便外出，如若出门，必暗带武器，并有卫队护送。所以，要能比较平静和顺利地将其处决，得先解决他们的卫队，以扫清外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年当过张学良将军副官的张沛汉回忆说：
晚上九点（武育文文章说是七点左右，究竟是几点钟，尚需继续核实——笔者）杨宇霆、常荫槐如期赴约。
当时，帅府有个规矩，外边的人进帅府，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杨宇霆到哪都有一个警卫连跟着。但是，他的警卫无例外地被挡在帅府外面，被安排在前院的帅府卫队三连住地，因为这是惯例，所以，杨宇霆毫无觉察。他和常荫槐进了帅府，张学良和高洁义（纪毅）陪他们俩打牌。
时值初冬，天气很冷，少帅副官长谭海，事前吩咐锅炉房，要烧好暖气，烧得越热越好。杨宇霆的警卫都穿着皮袄，腰扎武装带，全副武装，安排他们休息的这个屋，暖气热得很，谭海副官长对他们说：“屋里热，大家都把皮带打开吧，今天杨总参议在这打牌要打到十一多钟，大家在这里喝点酒，吃点夜宵。”说着，就吩咐人将桌子摆好，紧接着酒菜就上来了。摆的很丰盛，这帮人一见酒菜就乐了，都毫无顾忌地喝起来了。由于屋里太热，又加上副官长有话，他们都解开了武装带，脱了皮袄，把武器放在一边。这时，外面早已布置停当，帅府卫队把这所房子围得风雨不透。机枪就架在窗户台上，枪口对着酒桌，由于窗户挂着窗帘，从里向外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从外向里看，却看得一清二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谭海又进屋了，他满满地斟了一杯，然后，又给大家斟满了酒。他举着酒杯说：
“大家跟随杨总参议很辛苦，今天大家多喝点，来，干一杯。”这杯酒喝完，他站起身来，严肃地说：“请大家静一静，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往外走，不准回头，不准伸手，如果谁不守规矩就武力解决。”这时谭海副官长的身后已经站了一排人，个个横眉冷对，端着枪对着这一连人，窗外的机枪都伸了进来，这些人一看，心里也都明白了，有想抵抗的也来不及了。所以，都乖乖的举起了双手，一个接一个的往门外走。门口早有人守候在那里，出来一个捆一个，然后被扔上汽车，整整捆了五卡车，都被送进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解决了这一连人之后，谭海把一个写着“前院处理完毕”的小纸条，送给了张学良。里面打牌打到十一点左右，张学良对杨宇霆说：“总参议是不是有点渴呀？”杨说：“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张学良说：“有西瓜呀！切个西瓜吧！”杨说：“好啊，拿来吧。”张学良起身出去。⒃
关于随后对杨、常的处决，张、武二文的记述，也不一样，张沛汉谈的与有些文章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即都有吃西瓜或以“西瓜来了”、“杀西瓜吃”为号令的情节，看来这是有一定根据的。武育文文章没有这个情节，不等于就没有此事，因这里也还有个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另方面，也要看到，武育文文章虽非作者亲历，但它是根据当事人、而且是高层次的比较权威的人士的回忆资料写成的，具有准确、鲜明的特点，并富有戏剧性。文章说：
一切布置完毕，晚七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血染老虎厅。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处理善后事宜，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张学良又召总部参谋长荣臻和机要处长刘鸣九进府处理善后问题，责成他们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一个是向南京发的，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高纪毅带领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翌晨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说明杨、常事件经过。这些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布告东北各市县，安定人心。郑谦（总部秘书长）是杨宇霆的亲信，他心惊胆战，提笔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郑将笔扔下，起身要走。高纪毅警告他说：“现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只得坐下，木然不动，仍未动笔。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吊祭。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⒄读了上述几段文字，杨、常事件的概况，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但对此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张学良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认为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说他做对了，清除了东北政权中的隐患，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对此有异议者，则深感遗憾，认为他做错了，甚至认为这属于军阀递嬗变迁中常有的现象，是一桩一时冲动的不该发生的杀人案。另外，围绕杨、常的功过是非，也有论争。如他们二人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究竟是才华出众的有功之臣，还是专横跋扈、暗结党徒、图谋不轨的罪人？究竟是张学良聪明自用、自毁长城，还是杨、常咎由自取、多行不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
老实说，张学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杨宇霆的人物个性，正好是为张学良所最不喜欢的一种人物个性。
比如：杨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一种人物。
一九一六年，杨宇霆和郭松龄一同奉命代表奉军出席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当发现这个会议实为复辟铺路时，郭松龄主张立即退出，而杨宇霆则不肯退出，结果，杨留而郭退。这里看出郭的书生气，而杨则就显得在政治上不太计较是非了。杨宇霆显然注重权变之术。在北京时，他反对奉军退守关外，主张要和国民革命军抵抗下去，并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坚持，而是他相信奉军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间，能有纵横运用的余地，认为奉军在关内仍有可为。这一点，张学良和他不同。张学良是从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军已不可为，而且尤其不愿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下去。
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似乎不欣赏这一套。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这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气。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了”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在脚底下。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物。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据说，当张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此中便看出杨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报曾评杨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声色，这一点，杨宇霆和郭松龄有相像的地方。但，郭松龄讲原则，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就大不同于杨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松龄的军中地位是靠张学良而起，而杨宇霆是靠老帅张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龄有条件成为张学良言听计从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师，也可以做之友；杨宇霆则完全相反。杨宇霆纵然在张学良面前不倚老卖老，唯因其在老帅面前有过声势煊赫的前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帅面前，既不能做之师也不能做之友了。
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他正在渴于是非，渴于知识，渴于爱情的时候，所以，郭松龄能成为他个人的和事业的伙伴，但，现在的张学良所需要的是权力，而杨宇霆正好是站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障碍。⒅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分析评论，无疑是客观的，颇有见地的。至于对这种作法不赞成、认为是一种杀伐，是其父“当年草莽天下时的余风”（见《张学良评传》）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们不文过饰非，或搞什么“为亲者讳”那一套，但也不过于苛求一个涉世不深、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更何况从大的原则上看，应该说他的决断没有错，是把大局、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了首位的。有人说，这时他实际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这一点和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从另方面看，从皇姑屯事件的爆发到东北易帜、枪毙杨、常，这在东北来说，确是个多事之秋，张学良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并未退缩，也未压垮，而是沉着冷静，有主见，有魄力，特别是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真有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将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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