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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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形势紧迫，一发千钧，张、杨两将军不得不背水一战了！
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蒋介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要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套方针，而这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内战，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再打了；从陕西调离，有的还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这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誓必要远离红军，不但联共抗日，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蒋介石把他们分别调出去，实际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拿东北军来说，到那时非但无法打回老家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就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后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的吗？怎能再蹈十九路军的覆辙？这也就是说，张、杨二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方针上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的地步。张学良曾经考虑过辞职，但鉴于前几年被迫下野的痛苦经历，加之国仇家恨未报，他觉得这样做有负众望，自己也是问心有愧的，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特别是，一想到几年来颠簸坎坷的境遇，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置身西北，还有千千万万的父老姐妹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他的心就碎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怎不忧愤交加，遗恨难消呢？
但他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比如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何才能使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悔悟的问题，劝谏，已经失败了，罢免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未形成这样的条件，那究竟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他得知蒋介石将要亲自来陕督战的消息后，他也进一步提高了警觉，并常同杨虎城在一起交谈。天长日久，彼此消除了疑虑，谈话也比较随便了。有一次张学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⑥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１２月７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１２月８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①②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
⑥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１２月９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但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不怕压，不信邪，他们组织得很好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所以出现了推搡、撕打，军警鸣枪警告，于混乱中，竟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流弹打伤。消息传出，群情更为激愤，他们出于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仍然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
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游行队伍无人阻挡，行进也还顺利，但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或者会大发慈悲，那就错了。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所以，别看表面平静，实际这是对方窥测方向的间隙，是疯狂杀戮前的沉寂，稍不留意，问题就严重了。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用事实作出回答。学生们这才列队回城。对于这悲壮豪迈、激动人心的一幕，亲身参加过这场斗争的李木庵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
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请蒋明天进城来答复。
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至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放声大哭。
女学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都一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