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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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西安的近邻，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是当时四川最有势力的实权派代表人物。他因对蒋介石１９３４年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不满，与南京国民政府是有矛盾的。但对西安，特别是张学良则是友好的，早在张学良调到西安之初，他们就常往来，双方不但在抗日等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有一篇题为《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的文章中，提到一桩他们之间的往事，尤其这个“姑姑筵”，还有一段妙趣横生的故事呢，原来：
成都的“姑姑筵”，在二、三十年代，确实是享负盛名，推其原由，殆在于该店主人黄晋临颇多不类凡俗。黄原为读书人，曾应清代科举，民国初作过县官，富有文才。其人平日讲究饮食，对《随园食谱》大有心得，因而所制菜肴十分精美。店之所以名“姑姑筵”，盖厨师尽属一家姑嫂妯娌也。黄晋临初于店外悬出一联，极见风趣：
右手拿菜刀，左手拿锅铲，急急忙忙干起来，做出些鱼翅燕窝，供给你们老爷太太；
前头烤柴灶，后头烤炭炉，烘烘烈烈闹一阵，落得点残汤剩饭，养活我家大人、娃娃。
读之略可窥其现世之态。
记得是一九三五年秋，张学良将军因公来成都见蒋介石（这时蒋正在川开办峨嵋军官训练团）。刘湘为尽地主之谊，将设宴为张接风。张因常闻人言成都“姑姑筵”庖艺绝精，因有亟欲一试之意。刘湘认为这有何难，当即令督署副官处立为备办。该处马某及李某承命，急赶至“姑姑筵”店，与店主人黄晋临说明来意，要黄当天特制一席以飨佳宾。不意黄晋临竟斩钉截铁地答曰：“不行！”叩其故，则云“来不及。”经一再婉商，皆被推拒，马、李二人正苦难于复命，忽闻屋后操作有声，乃排闼直入，见厨下珍馐盈案，正自忙个不停。因回身再对黄言道，“即便以此相应，有何不可？”黄答：“以我一家人力量有限，每日只能做上一桌，这是人家先行预定的，歉难从命。”看来已无商量余地。最后试询此席为谁所订，答曰王元虎。于是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王元虎是不久前才下台的师长，马、李二人便急去向刘湘回报。当下用刘湘名片略批数语，要王让出此席：另派人叫名餐厅“容禄园”办一席与王交换。王元虎心里虽不乐意，亦不得不表示谨遵台命。这样，张学良将军便品尝了成都“姑姑筵”制作的佳肴，并对之赞赏不绝。……⑾
由此可见，刘湘是非常重视他与张学良的友谊。二人一直十分友善，两广事变期间，刘与张、杨之间也常交换意见，他们对两广地区实力派的正义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感到高兴，但鉴于南京对四川的压力，起初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赞成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表示愿以四川作为张、杨的后方。但在那时，南京及孔祥熙也有电报给刘，不公开表态是不行的，刘便于１２月１８日发出通电，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等问题，希望放蒋，同时肯定事变的正义性。电文中说：“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即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
在绥远的抗日将领傅作义，早在１９２８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那以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１２月２４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后来只是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也已送蒋回南京了，二人才没有见面。
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掌管晋、绥两省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则是另一种类型。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年，他是摇摆不定的，他一会儿与日本人勾搭，一会儿拥蒋反共；一会儿表面服从蒋介石，暗中却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甚至与共产党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彭雪枫、薄一波等在此期间都曾在山西工作过，并与阎锡山有过一些接触。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却变了脸，连呼“惊痛”，一片责难之声，如在复电中说：“……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后来，根据孔祥熙的请求，拟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去西安，以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的争端，张学良断然拒绝了，并对部下说：“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是不必要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他对我们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点同情。他把他给我们的电报还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里的报纸上，向南京政府讨好，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于他们各自的特殊情况，最初不敢公开表态，等看到事变将会和平解决时，才发了通电，如宋、韩１２月２３日在向全国发出的联名通电中，就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了“号外”，人们都认为盛世才一定会发通电支持张、杨的。他在当时有表示赞同之意，只是由于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认为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英、美、德、意、日等国都跟着指责张学良；有的是因情况不明，有的是别有用心），对张学良有所指责，他才又改变了态度。对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急转，周春晖有如下评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语）：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服。
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⒀
这一记载，使我们对盛世才其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事变时的反复，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至于他后来的所谓“上当”、“冲动”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判断是非的，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颠倒的，这与有的把革命说成“反动”、把抗拒说成“正气”，以及硬把义举说成“叛乱”、“劫持统帅”之类的言论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在那时，在群众中对一些问罪的认识也不一致，也有些人是偏激的，如他们认为既然好不容易把蒋捉住了，将他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以报仇雪恨，有何不可？
对蒋介石怎样处理？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西安事变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可究竟怎样发落，怎样结局，又一时难以弄清，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① 引自王德林关于西安事变当天见闻的回忆资料，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西安晚报》。
②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④ 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李松林、张秀芬：《浅析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⑩ 程思远：《李、白主张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⑾ 陈雁翚：《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４日《陕西日报》。
⑿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⒀ 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力挽狂澜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一个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有人认为应称红军代表团），正在前来西安的途中。
原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就收到了张学良的来电，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并提出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的要求。随后张、杨二将军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国事。
那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当中也很快传开了，人们无不欣喜若狂，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这回非公审蒋介石不可。主张杀蒋以谢国人者，也为数不少。张国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还在陕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参加了，他是极力反对放蒋的。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西安事变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寇的妥协退让，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并认为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是不同蒋介石谈判，或他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予以处理，这将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显然，应当取前者，不能走后面这条路。所以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代表团立即奔赴西安。
那时的西安，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驽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的飞机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有些人心惶惶。当时，于右任电张、杨，要求来西安宣慰。端纳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三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头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