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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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⑥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
“‘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
“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⑦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⑧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作、共图大业？”
“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张厚赠了遗孤。”⑩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一九三三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⑾
由上可知在张学良身上，确实具有不少优秀军人所具有的优良素质。但是从另方面看，笔者倒认为他实际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将军型的人，有人说他是儒将，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他当初干别的事会更好些。因为他心地善良，极富于同情心，一向把别人（如蒋介石等）或官场看得过高；他重然诺，讲义气，易轻信，有时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笃信和为贵，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内战，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和爱国青年，却非常关心、体贴、爱护，而从不耀武扬威，耍大官威风。早年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吴景勋在一篇谈张学良早年轶事的短文中，讲了少帅的往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点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学师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几辆马车，迤逦前进。由于头一天下了场小雨，石头马路崎岖不平，低洼处积了一些泥水，马车走得很慢。途经工业区时，将近八点，路窄人多，街面异常拥挤，同时前边还有个挑灯罩的老头，在泥泞中缓慢地走着，马车夫更不敢快赶了。
这时，一辆汽车从后面徐徐开来，车内前边左侧坐着一个西装青年，右侧坐着一个武装军人，后边有些眷属。表兄彭长祺认得西装青年，忙说：“你看，少帅自己开车。”汽车在灯罩挑子旁边慢慢驶过时，传来一阵“唏哩哗啦”响声，原来是汽车的尾巴刮着了灯罩挑子，所有的灯罩完全“报销”了。老头愁眉泪眼，唉声叹气地站在泥水里；行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地说着。道路堵塞了，我们的马车前进不得。
那辆汽车也停在路旁，车门响处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手里拿着点什么，他分开人群走到老头跟前说：“挑着灯罩也不靠边走……怎么办？值得多少钱？”“我这是三块多钱的本儿。”老头颤声地回答。“给你，这是二十五块钱，少帅赔你的。”军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的钞票递给了老头。“啊！”老头接过钞票，破涕为笑地说：“谢谢少帅……少帅真好！”“你昨晚上做好梦了……”军人笑着跑步回去，汽车开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⑿
另一件事是：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
“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
“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事！”……⒀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①②③④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⑤ 张德良：《论民族英雄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