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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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古色古香的大楼里灯火通明，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师级以上的将军；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随行人员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敬酒，他激昂地说：
“委员长、周主任、诸位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有人说我是叛乱，其实我真心为国家、为民族，要求抗日，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饮而尽，眼眶里饱含泪水，将手中的玻璃酒杯使劲一摔。
接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向大家敬酒，说：
“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老同事，这次事变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方面作出了贡献；张、杨两将军的行动仅是个促进团结的武装要求，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又站起身，猛地站在椅子上，第二次向大家敬酒。说完，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又一次把酒杯摔在地上，伏在餐桌上哭出声来。
过后，张学良沉吟半晌，又斟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
我的行动不大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后，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死我也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痛饮、蓦地又使劲地把空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望着激动的少帅，在众目暌睽之下，沮丧地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宋子文连忙凑上去，神情略带激动：“汉卿，委员长的酒我代喝，干杯！”……②
这里所写的宴会，只说是在“送蒋去南京的前夕”，究竟是哪一天，作者没有写，按一般常识，这个时间当在离开西安前的两三天，再早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这几天，因为宋美龄刚到，又要谈判，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应酬无虚日，举行些宴会，并有各方人员参加，是完全可能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事变前后，乃至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这类宴会也都曾不止一次举行过，所以江先生所写的这种场面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三方人员是不是都到得那么齐，特别是蒋介石是否真的象上面所说的也参加了，似有疑问，因从目前见到的有关资料看，并未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些当事人写的书籍和回忆资料也都未提此事；另方面，宋美龄是二十二日来西安的，她在西安只住了三个晚上，而这次宴会她是参加了，那末，这究竟是哪一天？是二十二号当晚吗？那时还未谈判，送蒋走的问题还谈不上，怎么会举行告别宴会？是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间吗？谈判还正进行，还未达成协议，就说要走，似也为时过早；另外，据说是因为蒋氏有病，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二十三日的谈判南京方面只有宋子文出席，宋美龄连谈判也未参加，她还能到新城大楼去赴宴吗？那末，第三天（二十四日）呢，会不会是这一天晚上？这时协议达成了，蒋也答应抗日了，要告别当然是具备了条件的。但这天晚上，事实上是安排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而且，在周未见蒋之前，“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１５６页）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参加宴会吗？情况究竟如何？因笔者既非当事人，又未掌握更确凿的史料，所以不是要否定江先生的介绍，只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谈点不同看法，以期进一步促进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谬误之处，欢迎指正。
向部下作解释的会议开过了，为蒋送行的宴会也举行了，但对放蒋下面仍有不同意见。二十四日晚上，受到张学良信任的著明人士高崇民致信张学良，重申有条件放蒋的必要性和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二十五日早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给宋子文也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撤军和在协议上签字是放蒋的前提，“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这下，宋子文慌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惧，“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所以宋美龄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张学良找了去，要求当天就让他们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吗？”
“是的，今天！”
“这是不是太仓促了。”
“不，也该走了。”
“原来不是说还要过几天再走吗？急什么呢？”张学良还想留客。
可客人却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蒋介石，一说要走，心早飞了，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使他栽了个大筋斗的倒霉的地方。宋美龄最懂得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会让步呢？张学良刚表示了一点挽留之意，她马上就摇头了：“不，汉卿，多谢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在谈判已经结束，几方都已达成谅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呀？“
“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回南京，图个吉利，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啊，是这样……”宋美龄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觉得是很难拒绝的，加上他早有放蒋之意，所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放蒋是大事，西安三方面意见还不一致，尤其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又有些犹豫了：“走是可以的，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来不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宋怕张学良再变卦，连忙说：“我来时乘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说到这里，为使在她看来还是比较重义气、讲交情的这位少帅不再有任何的动摇，又进一步使他放心地说：“汉卿，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说定了。至于有人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就更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看宋如此通情达理，即表示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声的蒋介石，看到夫人终于把张学良说动了，暗自高兴，但嘴上还是劝阻，以示宽宏与关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们兄弟二人好说，都能谅解，不会介意，可你到南京，那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谅解，唵唵，怕有不便。”
看，蒋介石话说得多么好听呀，姿态是多么的高呀，可这诺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只有天晓得了。但那时，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套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氏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才不能不送。所谓南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变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机。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话，义无反顾地亲往南京送蒋，是不是太幼稚、也太无知了呢？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了解蒋的为人，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个偶然的决定，这有无道理？我看说他考虑不周，这是符合实际的，说他对蒋的为人和本质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说他未加考虑，是一时冲动，根本不了解蒋的为人，那也不符合实际。当年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栗又文在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平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退给了许，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③这个事例说明，张送蒋是作过一番考虑的，对蒋也并不是不了解（当然也不是很了解），他的这个对比，就颇有见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蒋“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时也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并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什么权利之争，而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仅敢捉、敢放、也敢送他回南京！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④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仅捉蒋、放蒋他均有周密的计划，就是自己亲自送蒋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虑，早就决定了的。在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两份确凿的资料，是足以对此作出证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中就宣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公”云云，显系耸人听闻之语，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因为张学良对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过去人们一直说，周恩来等同志对此是一无所知的，直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去了飞机场，他才得悉此事，现在看，不对了，周恩来等不但知道，而且还对张学良进行过劝阻，这正象鱼汲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
２５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宋（注：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２５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身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的。这个讲话恰好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４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１２月２３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过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２４日，孙铭九坚决劝阻他，也没有起作用。…………⑤
但他突然在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就送蒋回南京，则是仓促决定的，当时他不仅未告诉周恩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赵四小姐也是在他临走时才得知此事的。
在那种形势下，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令人担心的，也是没有人不反对的。
时任西北“剿总”机要科长的王中立提到这么一件事：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在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当时向张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