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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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车中，有周总理、我和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周总理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来在长安县礼堂向东北军的军、师、团长讲了话。他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⑨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是顺应人民公意和历史潮流，真正“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然而，有少数自称“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的学者，恰恰在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颠倒了是非。如有本书里就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劫持最高统帅”，是“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不顾民意”之举等，恐怕失之偏颇，不论是与史实、民心，亦或历史的公断，都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这是可以研讨的。如关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送蒋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却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南京被扣，终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将军的被枪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等，更是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举实属重大失策，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个别西安事变研究者甚至发出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的唉叹！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这无碍大局，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对此有所非议者，历来人数不少。但对此举肯定，认为它真诚、悲壮，把它看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期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的，也越来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鱼汲胜的文章，就具体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那才真正是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的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⑩
据此精辟见解，作者认为下列问题是明显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１．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人悲剧。
２．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３．从国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４．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体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５．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６．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７．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所说：
“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８．“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辨。⑾
很明显，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领袖对西安事变的一些看法，是客观的，富有远见的。作者以此为根据，对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是难得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张学良的南京送蒋，是带有“负荆请罪”的用意的，也是对时局造成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不是张学良的倒退和妥协呢？还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与他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拥护他做领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这样做，正表明了他识大体，、顾大局和维护团结的真诚，正表明他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后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信中说：“盼兄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国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而由于杨虎城完全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不久后便与于学忠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形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千古奇冤终将洗雪，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张学良将军终将会回到祖国大陆，回到对他始终怀着尊敬与怀念之情的亿万人民身边！
①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江元舟：《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原载香港《文汇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陕西日报》转载。
③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⑤⑦⑩⑾ 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党史文汇》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⑥ 王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张沛汉：《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０日《西安晚报》。
相煎何急
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以及宋氏兄妹等，对蒋介石则往往持否定态度；对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似欠恰当。是的，蒋介石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的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说，随着西安事变事态的演进，参与事变的几方都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则“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而中国国民党也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见《党史通讯》１９８６．１１．）。这也就是说，他后来没能把这种态度完全坚持下来，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常有反复，比如一离开西安，就又陷入狭隘的恩恩怨怨的纠缠当中，以致当他在１２月２６日离开洛阳回南京时，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张、杨的训词》。在这个“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里，他不仅背弃了言犹在耳的诺言，还编造了他用“伟大人格”感化张、杨的奇谈怪论。对此，毛泽东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处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并强调指出：“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现，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内战、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了。但对那个差一点被人家一脚跺翻的西安事变，他仍耿耿于怀，这也正如他在回京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所说的：“……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先前的热情的谈话，信誓旦旦的保证，全象肥皂泡似的顷刻破灭，变得一文不值了。
对张学良的迫害，实际早在西安开始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就在打主意了，他和宋美龄都一再表示希望张能亲送他们回南京，而在得知张决定送行后，又假意劝阻，实际暗中已在策划囚张。蒋介石夫妇是１２月２６日上午由洛阳飞南京的，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惊讶。据曾充任宋子文卫士多年的段汉斌说：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引者按：张学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极阁，也有的称高楼门宋子文公馆，这都是戴笠干的，他供认：“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原载《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期）军法会审后才移往孔祥熙公馆，这里记述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