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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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
“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宋子文听后，脸上气得发紫，一面向我们和司机挥手大声说：“走，我们去蒋公馆！”说完，我们跟着宋子文又直奔蒋公馆。
宋子文的汽车到了蒋公馆，公馆门前军警林立，警卫森严，他们不要宋子文进去。其中一个当官的对宋子文说：“非常对不起宋部长，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我们几个卫士进不去，只有在大门外面等着。
宋子文进去后，我们在门外听到宋子文在里面与蒋介石争吵的声音，但听不清吵的内容。我估计是宋子文指责蒋介石不该公报私仇，把他的好友张学良扣起来。蒋介石这样对待张学良，将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愤怒指责，对国与民都不利。当时，我们几个卫士对蒋介石不顾大局和信义扣留张学良将军，也很有意见，但我们是无名小卒，对这类重大事情毫无办法。
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宋子文由于和蒋介石闹翻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回到上海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居简出，不理公务。南京方面几次打电话叫他出席重要会议，他也不去……②
这是作为张学良送蒋到南京的一个目击者和历史见证人所提供的资料，他的回忆除个别地方有误，如在时间、地点等方面有出入外，所谈主要情况是真实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太善良了，他们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恨！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作为张学良的随行秘书、并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住了六天的王中立也有简要的记述。他谈的侧重在北极阁的所见所闻，其中谈到：“……宋子文那时在南京，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那几天，来看张将军的人不多，即使来，也不过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当然是经常陪着张将军的，有时也一同出去。不断来的，还有戴笠。孔祥熙也来过，他和张将军闲谈，张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也开玩笑地回说：“有处分，我陪绑去。”东北籍的人来看张将军的，有金毓黻（静庵）、魏鉴（镜如）等。西北总部驻京中校参谋秦靖宇也常来。后来听说，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致死的‘中委’邵元冲的太太来到北极阁，声称要和张将军算账。但这山，当然不会让她上来的。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惊慌失措，请我快送他下山。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这看来还是真心话，只不过他已为别人所骗，而自己尚未觉察而已——笔者）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谈，仍重复‘不骗人’的话，并说：‘我今晚要回上海去过年，北极阁这里没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转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较方便，你两人（即于锦文——张将军另一随从。于原为张学良内差，蒋在西安被扣由新城移往高桂滋公馆后，由于侍候，后又随蒋乘同一架飞机回南京，到南京机场后，他的任务才算全部完成，被吩咐在机场等候张副司令——笔者）可以到财政部去住，我已经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当晚在万家灯火之际，我和于锦文就移到市中心财政部宿舍，各得门证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③
但既然蒋氏食言，又听从了南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诚的劝谏，如说什么委员长饶，他们也不饶；张学良劫持统帅，罪大恶极，一定不能让他再回西安等等，张学良纵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纵有一百张口，也是无法不蒙受这不白的千古奇冤呀！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蒋即示意他写一检讨性质的东西，看起来好象还是从“关心”角度出发，意为应付一下南京的官员。张学良同意了，他是以给蒋写信的形式来写这个所谓“认罪书”的（其实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谏劝蒋介石抗日，示大义于天下，何罪之有？），信中表明来京待罪之意，并提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立即将此信和他为此事所写的呈文分别转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对张“斟酌事情，依法办理”，一面又假惺惺地提出鉴于“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等。这一切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谓“宽大”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是要严惩，要对张绳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正象当年曾参与审张的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即：“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固然与其秉性和为人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自然会采取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手段。历史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④
不过，在当初，还真紧锣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据李烈钧回忆：十二月二十六，蒋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⑤
而另一方面，１２月２９日，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蒋介石还为西安事变是由于他“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而请求处分，要引咎辞职呢，这也正如鹿钟麟所说的：“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而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即作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这也就是说，要公开惩罚他了！
在１９３６年冬的最后的一个萧索、严寒的日子，国民党政府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
这天虽然是南京少有的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可是军委会门外却人来人往；一向冷清的院门外，突然增岗加哨，进出的汽车也明显增多，这里象要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有什么特别显要的人物到达，气氛紧张。关于要审判张学良的事，国民党当局作了严格的保密，即使在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对外更是封锁消息。但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既然做了，怎能一手遮天呢，所以这事还是一传十，十传百地被群众知道了。这天来的人不少，特别是那些希望一睹少帅风采的市民和学生，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虽然全被挡在警戒线以外，不能靠近军委会大门，可他们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这么快就把他送上法庭，张学良是没有料到的。临来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他确实没有料到事态已是如此严重。这天，有人骗他说是去开会，所以他仍神态自若地带领几个随行人员乘汽车来到了军委会门前。
他下了汽车，人群活跃，有一阵轻微的议论声，人们虽然不能作出更热情的举动，但都向他投来崇敬的目光，他也面带笑容，向在场的群众致意。
但到他要跨进军委会大门时，却突然有人出来挡驾了，随行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准入内，只让张学良一人进去。这是有些反常的，张学良已觉察到可能要出事了，但他还是听从了警卫人员的安排，独自走进了军委会的大院。
又过了一会，从军委会大门里出来一批武装宪兵，由一个当官的带领着，冲到张学良的随行人员跟前，说了声“对不起，我们是奉命行事”，不由分说便把侍从们的枪全缴了去。卫士们据理力争，进行抗议，全然无用。但他们没有离开，而是仍然守候在外面，并深为张将军的安全担心。不久，他们终于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开会，是开庭审判张学良哩！
这天的审判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主持的，李烈钧为审判长，审判官有朱培德、鹿钟麟等。鹿同张是换帖弟兄，李与张也是至交，他们过去关系不错。尤其李烈钧，早在１９２４年当他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身分随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他们就认识了，那时张学良曾代表张作霖前往迎接，自那以后，他们便开始交往，原本是老朋友呢！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烈钧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并无恶意，所以曾劝蒋采取宽容态度。但蒋不听，还硬要审张，后来不知是谁的提议，还把审张的主角加在了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将了他一军。但他深知蒋的脾气，尽管明知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还不能推辞，只得勉为其难。但据鹿钟麟回忆，李是很不情愿、也无信心的：“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恒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⑥
李烈钧本人则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⑦
关于当时审判的情况，传闻不少，但见诸文字的可靠资料却并不多，所好直接参与其事的李烈钧、鹿钟麟都有比较具体、翔实的回忆录，特摘引其有关记述，并略加补充。鹿钟麟说：
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十时正，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⑧
关于具体审问的情况，李烈钧说：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毕（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进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⑨
李烈钧的文章在此处似过于简略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横加予他的所谓“犯上作乱”和什么“中干荧惑，大触刑章，劫持统帅，危害民国”等罪名曾据理驳斥，慷慨陈辞：“不，我是无罪的。想当年先父被日寇炸死，坟土未干，日寇即犯我东北，我奉命不准抵抗，使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而国人震惊，皆责我张某，我纯系代人受过，又有谁来为我仗义申辩。我数十万部下义愤填膺，决心誓死抗日，收复东北，然而夙愿难偿，我怎能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