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氖乃揽谷眨崭炊保欢碓改殉ィ以跄芟⒅谂⑵饺悍撸磕壳暗锌芏晕夜撂袄啡丈酢Ｎ叶啻吻胗Р蛔迹醒胫猛馕瓴还耍赐也俑辍Ｎ页鲇诠愦笸筒渴糁螅坏貌灰员芍雹庹叛Я急纠椿挂蚕氯ィ蟊环ㄍヒ浴敖裉熘惶肝靼彩卤洌惶干蜓羰卤洹蔽芍浦沽恕�
下面，我们继续引述李烈钧的记载：
……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
“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
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
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
“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⑾
随后的情况，据鹿钟麟回忆说：“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⑿判决书是以颠倒是非的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即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谓“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为由，请求“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⒀
随后，国民政府经过一翻密商，发布了如下的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⒁
这个决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确有好的表现时，再考虑减刑或赦免。而对张学良却不是这样的，无罪硬要重判，服刑还未开始，又宣布赦免，既是赦免，就该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却又声称，对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人还是不能放，还是得坐牢，而且是没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待这个所谓案件，他们不用法律术语，而是用管束这类带有规劝性质、并有很大伸缩性的语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为蒋氏之所以定要扣张，显系由于张在西安对他的冒犯，使他耿耿于怀，这，很清楚，是属于个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难，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则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如何处置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实践在西安的允诺，在张抵达南京后待之以礼，让张返回西安；即或为了挽回面子，将张交付审判，也可宣布赦免释放，调张至抗日前线杀敌立功‘赎罪’，这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愿张再自由自在，为所欲为；更害怕张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不敢恢复张的自由……二是干脆对张置之死地，处以极刑，乘此机会，剪除异己，以消除对自己的一个威胁。这样做简便易行，称心如意，但蒋介石慑于张的政治影响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他不敢贸然行事。因此，纵和杀的办法都是蒋介石所不敢的。那么只有第三种方案，即不放也不杀，表面上实行‘保护’，对张长期囚禁，实则终身剥夺其自由，这等于在政治上判处了张的死刑。这样做蒋介石既不用承担国人对惩张之指责，又可获宽大为怀的美誉，在政治上又达到了他排除异己的目的。”⒂而自此以后，张学良不就正是在这个不明不白的所谓“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至今已历五十多个春秋，而仍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啊，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有时我常常这样想。有些朋友对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时也常常议论这个问题，总觉得，一向标榜革命，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整天挂在嘴上的有关当局，怎么总是言行不一，怎么总是说得好听，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后来，仔细想想，特别是回过头去，看看它的过去，也就不以为奇了。“国民党是曾有过它的辉煌年代的，蒋介石也有一段很光荣的历史，当其追随总理，从事革命的时候，全国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时我国的革命，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革命势力刚一发展，而蒋委员长的意志就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围，政客的怂恿，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便为一个反革命了！这不是我们有意破坏蒋委员长的人格，只要打开总理遗嘱一看，与蒋委员长近年来的一切言行对照对照，便可一目了然。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所以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革命的声浪，微弱而至于无闻了！结果，不绝如缕的内战，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尤以‘九·一八’的国难之所以发生，及以后之所以丧失几省地盘，遭尽无穷屈辱。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⒃这也就是说，自从国民党丧失了象孙中山、廖仲凯这样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张学良一案，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由于多行不义，元气大伤，而不得不一再吞食一些显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并没有惊醒，并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不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这样，以后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五十年代在台湾发生的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事件，孙立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等职）兵变，以及雷震（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与《自由中国》案，也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就说喧嚷一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吧，那其实也是很大的冤枉。大家都知道，孙是国民党一员老资格的将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远征缅甸，在滇缅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有“东方的隆美尔”之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台湾负责训练新兵，是个有才干而又讲究实际的西方式军事领袖，因为当时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对他很感兴趣，二人许多主张不谋而合，而这些都是蒋氏父子所不能接受的，认为孙乃“假外人以自重”，颇感不快；加之，孙与蒋的一些嫡系将领不和，甚至对蒋经国的一些干预也有微词，终于犯了“众怒”，因而以所谓“失察”和有“兵谏”之嫌（引者按：这是不确的。据美联社前不久报道，台立委董正之１日致函行政院，要求解除对张学良、孙立人两将军长达数十年的软禁。这则电讯还说，“张学良已有９０高龄〔国外持张氏生于１８９８年一说的人不少，实际是生于１９０１年——引者〕。１９３６年，他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后不久被国民党逮捕。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战败逃向台湾时，也把张带去。从此以后，他一直被软禁在台北郊区的寓所里。孙立人，８８岁。他是因政府指控他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政变而在１９５５年被捕。他一直被软禁在台中。孙立人上周在接受《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他曾策划过政变。在３３年里，这是孙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上述附注写后不多久，孙立人结束软禁，恢复自由的消息见报，这是可喜而又可悲的，因为孙先生毕竟垂垂老矣），而加以逮捕，打入冷宫，那手法，跟当年对待张学良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连见诸文字的命令，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说什么“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⒄
这一套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当年蒋介石对张学良实施的那个连环计，又和盘托出了。对张的发落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近二十年后的孙则由国防部“随时考察”，用词稍有差别，实质完全相同，这也正象江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孙如真的图谋不规，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１）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２）坦白陈述。（３）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真个是整人有术，用心良苦！⒅
据了解，那次在法庭宣布判决书和特赦令后，因恐张学良再讲出对蒋不利的话，所以不让他申辩，当即宣布退庭。但就在人去厅空、偌大厅堂只剩下张学良和少数人员时，故意晚走的李烈钧，竟缓步“步下审判席，拍着张的肩膀说：‘老帅有虎子，敌夷不足畏！’”⒆这个情况，在李、鹿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是否完全属实，不可考。但据鹿钟麟谈，“李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⒇这倒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说明，上述关于李烈钧在大家离座退场之际，特地下来与张学良寒暄，并表达他对张的敬佩之意，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说，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作为审判长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李烈钧，能有这样的风骨和赞誉，确也是颇不简单的。
鹿钟麟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行为，他指出：“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李烈钧后来谈到这次审判，也认为“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21）言下不胜感慨系之。
在那时，同情张学良，认为对他应当从轻发落，更不该判刑的人，当然小仅是鹿、李，应该说为数不少，甚至就连与蒋关系密切的宋氏兄妹等，也感到这么对待张学良显然太过份了〔在军法审判后，二宋与端纳曾去找蒋，闻听要继续扣张后，宋子文怒斥蒋介石，曾用英语说：“这个流氓，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晏道刚有关回忆资料）〕。赵云声对于在西安曾拍着胸脯为张学良的安全作担保的那三个人——宋子文、宋美龄以及端纳，在乍听到这个所谓“特赦令”之后，哭笑不得，甚至惴惴不安的表现，以及张学良的愤怒，也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宋公馆灯火辉煌，可是张学良坐在那里，却只觉得周围一团漆黑。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默默地陪他坐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光，张学良只是呆呆地盯视着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几个小时竟一语不发！
这幅油画叫《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的代表作，画面的内容是：当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进晚餐的时候，耶稣突然对门徒们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刚说完，立即引起十二个门徒的惊讶。这幅油画，就是抓住这一刹那，画出了每个人各自不同的表情，从中可明显地看出每个人物的年龄、性格以及他们各自同耶稣的关系等等。
宋子文非常清楚张学良盯视这幅油画的含义，这是张学良在无声地责备，但他这位保证人却无可奈何……
作为基督教徒的宋美龄，当然也明了张学良盯视这幅画的弦外之音。但她低头坐在那里，装聋作哑，佯作不懂。因为天底下，大约唯有她最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真谛……
“汉卿！”过了许久，宋子文终于打破沉寂，开口了，“你不要过于气愤，你这样冷冷地一言不发，真让人害怕！
汉卿，随便说点什么吧？”
张学良抬了抬眼皮，依旧一语不发。
灯全部开亮了，豪华的客厅如同白昼。侍役蹑手蹑脚地进来，悄声地对宋子文说：“该用晚餐了！”
宋子文挥了挥手：“让他们再等一下。”
“不！”张学良开口了：“你们去吃吧！”
“那你呢？”宋子文问。
张学良惨笑了一下：“我不想吃这最后的晚餐！”
一句话，重又使气氛陷入了难堪的沉寂。宋子文显得很尴尬，他进退维谷，正不知再讲些什么的时候，端纳推门进来了。他高大的身躯，蹚着沉重的脚步，厚厚的地毯都发出了吱吱的响声。
张学良望了一眼，说：
“又一个来参加最后的晚餐的！”
“不。”端纳一时没有听出张学良的弦外之音，而是激动地说，“汉卿，我是来同你告别的！”
张学良忽地站起来，发出了一阵狂笑，声震屋瓦，惨厉袭人！他收住笑声，用那双可怕的目光扫视着这三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保证人：
“你们都走吧，让我一个人来独用这最后的晚餐！”
张学良一边说着，一边在大厅里踱了几步，然后停止在那幅油画跟前，他象读戏剧台词似的拉着长声念道：
“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啊——？”声音在客厅里回荡着，让人毛骨悚然。
“汉卿，我跟你说！”端纳上前欲解释。
张学良一把甩开了他，横眉冷对地：
“你在西安说得还少吗？我让你们平安回来，可你们都自食诺言，到底还是把我扣留了！”
端纳象被霜打了一样，退后一步，摊开双手：“汉卿，我实在对不起你！”这时，他把目光转向宋美龄，摇着头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先生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悔恨哪，悔恨自己看错了人！”
“不，端纳，该悔恨的应该是我张学良。”张学良冷静了下来，他走到酒柜旁，倒了杯白兰地，一饮而尽。
“我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我一直在同一个不懂信义的人在讲究信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