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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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蒋经国由苏联携妻蒋方良、子蒋孝文回国。在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溪口视亲生母亲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三层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住在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内，就经过队长刘乙光的允许，偕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张学良将军（因蒋介石和张学良曾经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理所当然为子侄辈）。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对张学良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非常钦佩。张学良将军与蒋经国的谈话中，主要是勉励蒋经国归来后，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见时，刘乙光始终在旁不离，连张学良将军夫妇请蒋经国夫妇午餐时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将军先后见了三次面，耽搁四日蒋经国夫妇就下山了。
雪窦寺自驻宪兵后，就不准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及做佛事。但到了八月初，“西安事变”中在西安华清池为保卫蒋介石（蒋孝先实际是在临潼华清池捉蒋之前，在他乘汽车由西安返回华清池的途中被捕，并由于他曾经镇压过学生运动，有民愤，而在部分官兵没有请示张学良的情况下将他处死的，他没有参加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战斗——笔者）被打死的侍从室少将侍卫长蒋孝先的夫人，带了一个同时被打死的蒋姓侍卫的遗孀，在雪窦寺大做佛事七天，超渡亡灵。因为蒋孝先是黄埔一期生，又系蒋家皇亲，故先已得到队长刘乙光的特别允许，驻在寺内的宪兵更无权阻止。佛事的规模相当庞大，在大雄宝殿内，十斤重的红烛高烧，撞钟击鼓，叩鱼敲磬，雪窦寺三十多名和尚，斜披袈沙，合什念经，一改平日肃静冷漠气象。张学良将军听到钟鼓木鱼声，和尚念经声，出于好奇，由中国旅行社到雪窦寺看看。哪知刚进庙走到大雄宝殿前的平台阶上，就被蒋孝先的夫人看见，她冲到张学良将军面前，哭哭啼啼要张将军赔他丈夫的性命，而且用手扯住张将军的衣服不放。随行的队附许歆和特工人员束手无策，又不便前去强拉。雪窦寺内驻的宪兵不少，也没人敢近前，张学良将军温和地对蒋孝先夫人说：“人死了不能复生，这一场佛事由我出资来超度。”并立即叫李副官回去拿五百元钱来交给雪窦寺和尚，才算解决。事后，刘乙光即电报蒋介石，诿过于宪兵，说宪兵没有防范好，才出了事。当下蒋介石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派一连宪兵到雪窦寺调防。宪兵第八团第七连在南昌奉到电令后，在二日内赶到雪窦寺，将原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宪兵第八团特务连调回南昌（宪兵第八团特务连长陆文康，浙江永康人，中央军校七期毕业，原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随蒋介石回溪口休养担任警卫。四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迁雪窦山管束，就由该连担任警戒任务）。⒀
关于张学良出资“超度”蒋孝先这场风波，夏明曦还有新的补充，他说：
……一天夜里，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在寺里做佛事超度丈夫亡灵，张学良碰巧来到大雄宝殿观看。袁静芝见来者气宇轩昂，仪态不凡，便问知客僧这人是谁？和尚告诉她：是张学良。袁静芝听了顿时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张的长袍衣角，一边哭，一边嚷，非要他赔她的丈夫不可。张学良被闹得摸不着头脑，忙问知客僧是怎么一回事。和尚见事情尬尴，只得骗张说：“她是一个疯子，是蒋孝先的妻子。她说，她丈夫被你的部下打死了，现在要你还他的丈夫来。”张学良听后笑着说：“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没办法。我看这样吧，她的这堂佛事费用，全由我来付清。”张学良替袁静芝偿付了超度蒋孝先亡灵的道场费用，这场风波始告平息。
解放后，袁静芝随女儿由溪口搬到宁波居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直到去世之前，对祖国统一的大业至为关切。她在生前提及上述往事时，对于张学良将军当年那种豁达的气度，犹为之念念不已。⒁
在第二道封锁区域内，张学良可以出来走一走，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绝不允许接近这个严密警戒的营垒。他们对张学良囚禁的地点是时常变换的。具体地址的选择，也都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不住大城市，连一般的小县城也很少光顾，而是专门选择人烟稀少之处，所以不是钻山沟，就是住到渺无人迹的深山古寺里头。这不是因为他们好静或爱好风光名胜，而是因为他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总不愿让人知道；另方面，也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一切干扰，使警戒万无一失。
第三道封锁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搞。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在防范方面更加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作为他们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用。
如此层层设防，禁锢得密不透风，犹不满足，还从精神上折磨他。据说张学良需要闭门读书，静以思过，所以还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姓步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来给他“上课”，给他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对这些老古董，对这种死气沉沉的说教，张学良实在厌烦，几次想“逃学”，可因为他是“奉命读书”，是委座的“关怀”，他怎能不奉陪如仪、洗耳恭听呢？
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听云，也巴不得早点“结业”，这位老先生倒还知趣，看到学生不欢迎，就来了个一去不回，这才算把张学良“解放”了。
据舜祁在《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谈，中旅社的钱经理是个厚道人，他敬佩张学良将军的人品，所以在他被软禁在雪窦山这个时期，他对他在饮食起居等各方面都尽量提供方便，多方关照，他每次到上海等地办事，就帮张学良买些他需要的东西，有时还充当邮差，悄悄地为他传递信息。时间长了，张学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常对经理说：“你这么一个小旅行社，给我包下来，怎么过得去啊！”钱经理却不在乎，也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学良还是于心不忍，有一次，又谈到此事，经理还是用上面的话作答，张学良却不同意了，并提出了他自己想盖房子的设想：“钱经理，我反复想过了，既然我短时间走不了，长期住旅行社，也不是办法，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你在附近另给我造一幢房子！”说罢，拿出五百英镑，交给钱经理。钱经理起初有点犹豫，后来看他是诚心诚意真的要盖房，就在附近一个叫水涧岩的地方，给他建造了三间结实的楼房。房子竣工后，张学良提出搬迁，却被当局拒绝了。对此，他愤慨地说：“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这里了！”⒂
搬迁的受阻，使他的痛苦更为加深了。为幽禁他一人，当局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而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哪里还是什么管束，明明是把他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进行漫无止境的监禁，使他一辈子过着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以泄私愤，这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现实吗？
但后来，当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时，张学良的情绪才渐渐有些好转。有一天，他甚至还一反常态，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呢。钱经理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特别谈到：平常他总是在房间吃饭，那天他特地到餐厅就餐，并豪迈地对大家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就是全国人民的抗日，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⒃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旅社厨房突然起火，因这里没有水源，无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旅社房屋全被焚毁，张学良和那些监管人员只得移居雪窦寺内暂住。不久，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局很快便下令搬迁，向西开拔了。
不过，对于中旅社的失火原因，在那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所猜测，议论纷纷，正如溪口张明镐所说的：“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不能置信。”⒄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他说，原来，“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张学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抢救四大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还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说明他对书画古玩爱好很深。”⒅
撰述此一资料的作者，是溪口人，据他说，他家距雪窦寺只有四公里，所述皆张学良的侍值员张宝顺及当时监视张的工作人员中的他的一些“奉化同乡”亲口讲给他听的，所以看来此说是靠得住的，讲的是实情。据此推断，中旅社起火当是阴历八月十七日夜，而在那之后，由于“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特别是，震动京沪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打响，当局还怎能让张氏在此久留，所以他“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便又被特务押解离山，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动荡不定的囚禁生涯。
② 白竟凡、鱼汲胜：《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载《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①③ 张魁堂：《身在禁中，心忧国事——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原载《纵横》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④⑤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⑥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
⑧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⑩⑾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杂志。
⑿ 邵池翊翊：《雪窦寺囚禁轶闻》，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⒀⒁ 夏明曦：《张学良“超度”蒋孝先》，载《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⒂⒃ 引自舜祁《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７日《团结报》。
⒄⒅ 张明镐：《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苏仙岭·凤凰山
张学良自离开溪口后，便居无定时，时常搬迁。关押他的地方，若仅从名字上看，那都是很风光的，如什么黄山、萍乡、苏仙岭啦，桃花坪、凤凰山啦，以后还有什么阳明洞、麒麟洞、小西湖啦，等等。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过的不是云游四方、逍遥自在的日子吗？实际真要这么看，那就错了。这样的东奔西走，一路舟车之苦不说，这些古迹名胜，在那时因为战乱，年久失修，亦大都是断壁残垣，满目荒凉。就说张学良一度幽居的郴州苏仙岭吧，就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有些名胜古迹，但却园林荒芜，路断人稀，那萧瑟的寒风，冷清的寺观，象幽灵一样的哨兵、密探，这一切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仿佛置身于寒气袭人的冰河狭谷，使人窒息。邹云峰说：
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患疟疾）”。苏仙岭此时也只有“湘南胜地”虚名，山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除了几个出家人之外，游人十分稀少。张学良将军被关在山顶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荒岭破观，环境凄凉。
苏仙岭地势较高，从山上到山下约二华里，当时只有一条石板路上下，张学良将军仅能每周乘坐小轿子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风华正茂的张将军，此时犹如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的凌云志！据守观人回忆，他烦闷难耐，经常借酒浇愁，有时还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如今，这株桂花树还在，每年金秋时节依然香飘满山，树身的弹痕还依稀可辨。传说张学良将军当时还曾在苏仙观住房内的墙壁上题词，其中有“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句子，可惜这题词没有保留下来。我想也许这并非确有其事，而是人们对将军当时处境和心情的描述吧！①是的，张学良被囚禁在苏仙岭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是很苦闷的，因为他自从１９３７年秋离开溪口后，就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军统局的特务们唯恐走漏风声，稍有差错，他们担待不起，所以带着张学良夫妇数度搬迁，东躲西藏。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上述邹云峰所谈事例，也是有力的明证。不过，讲那时张学良每周坐小轿下山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似有误。不错，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初期，于、赵二位女士是曾分别前往溪口伴狱的，但后来主要是于凤至陪伴，赵四小姐则去了香港，几年后是因于凤至患病，急需出国就医，才由赵四小姐代替，而那已是１９４０年春天的事了。
不过，时过境迁，张学良在苏仙岭的时候，已不同于溪口。那时家属可以陪伴，有些友人和同事在获得批准后也可来看看他，而来此之后，就以所谓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为名，将这些待遇全部取消了，随行的夫人于凤至与他也被强行分开。那时张学良在山上，住在苏仙观，于凤至则被软禁在城内一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
那时，这一切都保密，对外，那更不消说，就是对张、于，最初也密而不宣，“汉卿！汉卿！你在何方？为妻跟着你，就是为了照顾你、陪伴你，可如今为什么让我们分离？”于凤至最初不知丈夫下落，愁得哭了起来。
张学良被关进城外苏仙岭上的苏仙观后，也一直思念着于凤至，她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问刘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词，就是避而不见。张学良在古老寺观的一间房子内，整天闷坐呆立，默默无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苍劲挺拔的百年桂树和哀怨、低沉的阵阵松涛。
笔者为弄清这段史实，作了些调查，从目前看到的记述张学良囚禁生涯的为数较少的资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谈到那时在郴州伴狱的是于凤至，不是赵四小姐。不过，那时她身体已很衰弱，时常发烧，然而为了减轻夫君的痛苦，她仍带病相随，勉力支撑，这都是事实。但有的说在苏仙岭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