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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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至此，人们也许会问，陈仪是谁？他对张学良的关心不虚伪，颇诚恳，并非奉命行事，这是为什么？他的情况怎样？似乎也需交代一下。
陈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著名的高级将领，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鉴于浙江是蒋介石家乡，且是ＣＣ派老巢，风险太大而决定辞职不干。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请在军界德高望重的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⑧陈仪是军人出身，执行上级命令不打折扣，所以很快便走马上任了。不料，在此期间却使他得罪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惹下杀身之祸，这是非常遗憾的。原来：
当时，国内局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府朝不保夕。陈仪默察天下大势，决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策划迎接我渡江大军。陈仪还亲笔修书致当时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动他起义。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陈仪的帮助，陈仪不仅资助１００元光洋送汤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汤回国后，还不断受到陈的保荐，后成为８９师师长。陈仪对汤有知遇之恩。谁知汤竟恩将仇报，出卖了如此信赖他的陈仪。次年２月，行政院改组了浙江省政府，陈仪被免职，后被软禁于衢州，又于４月２９日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８日晨，执刑官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将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的手中。陈仪镇定自若地说：“好吧！”
便嘱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备水沐浴、更衣。陈仪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而拒绝，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大义凛然，稳步下车，扭项对执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６７岁。⑨
下面，我们仍书归前题，继续引录张严佛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价，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⑩
张学良在台湾，多年来很少有人去看他，他也很少外出访友。但也有两次例外，这便是１９４７年张治中对他的拜访和１９６３年他与沈鸿烈的会见。
他和张治中是在东北“易帜”后才认识的，但二人颇为要好，据张治中谈，那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⑾以致在张学良的十年幽禁中，他曾先后二次看望张将军，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张学良对张治中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友谊深受感动，曾赋诗相赠，诗云：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⑿
这首诗很短，文辞也并不华丽，但却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叹惋。“结尾一句采用双关手法，既表明了诗人对张治中先生的歉意，又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张将军自认平生行为磊落，如同‘清茗’可鉴日月，蒋把自己囚禁多年是毫无道理的。”⒀
张学良的这种忧愤之情，在他与张治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有流露，因为自由的丧失给予他的痛苦和压力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吧，作为他的老友的张治中，才力排众议，不顾风险，一再去到他的身边。在第二次拜访时，张治中还带领着他的全家，并不顾当时台湾官方的阻拦，毅然前往呢！
第三次会见。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
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⒁
张素我文章除写张学良外，着重谈了她对赵四小姐的印象，她说：
赵四小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太好，瘦得可怜。
她穿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鞋子。她是一个爱漂亮的人，这十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也真难得。她告诉我们她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因爱漂亮而拔去几个牙齿，以致口腔发炎，弄得没有办法，竟将牙齿全部拔掉，镶上假牙。
今天可说是我们到台湾后最悠闲的日子，当父亲和张先生畅谈时，同去的各玩各的。我和母亲、斌妹、赵四小姐沿着小路上山去散步，走到一架一百五十米长的空中吊桥，斌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了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节竟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缩回。休息了一会，她见我母亲也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鼓起勇气，仍叫人扶着，勉强走过桥头。她说，到井上温泉已一年多了，从未去看吊桥，今天非常兴奋，竟能走过去，在她自己认为这是很足自慰的一件事。⒂
不过，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不同，那时他目力虽已不如从前，但身体还算强壮；而且他是有胆量的，他不仅登山、过桥如履平地，对蒋介石对他的监禁，对蒋介石的威风，他也是无所畏惧的，当时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张学良来台时，已丧失自由十年了，如今又软禁在这孤岛上。张学良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平房，山峦环抱，树木葱茏。山林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张学良看着飞鸟，心里浮起人不如鸟的感慨。于是，他捉了一只鸟，又买了一只笼子，把鸟放在笼子里，派人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收下了那只鸟笼，派人送来了一个更大的笼子，并捎来一句话：“你再捉鸟吧，我有的是笼子。”这就是著名的“鸟笼事件”。蒋介石直到临终的时候，也没忘记这件事，留下遗言：“不可纵虎归山。”张学良届时七十五岁，一位被囚禁了四十年的高龄老人，在蒋介石的眼里仍然是一只“虎”。……⒃
另外，据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得知张学良希望得到自由时，还曾给他送过两样东西，这就是一本１９３６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拖鞋。蒋介石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这便是：１９３６年张学良在西安对他的不敬，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十年的刑期虽然一开始就未成立（一边宣判，一边下令特赦），即使那赦免是假的，他从那以后的实际被关押时间也已超过了十年，抗日战争也胜利了，可对张学良他并不打算释放，对他的幽禁还要继续拖延下去。可能有人会说，蒋介石的报复性也未免太狠毒了，这确实是一点不假的。可是，如今蒋介石不是已经死了十多年了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还得不到解决呢？过去人们都觉得奇怪，但前不久在美国举行的一次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讨论大会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汪荣祖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张学良之所以被长期软禁，是因为国民党不愿让他自由地讲话，以免影响蒋介石的形象。也有人说，是因于凤至在伦敦存有蒋氏“九·一八”事变时给张的十余件不抵抗密电，杀张或放张都会导致泄密，致使张终身软禁。这些看法有道理。
当然，也有人说，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张学良在台湾已获得“有限度的自由”，对他的监视已不是那么严了，但这也正如汪荣祖所说的，再松弛的软禁仍旧是软禁。所以他在台湾始终是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来的。但在１９６３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台北他曾有幸会见了与他们父子均有渊远情谊的沈鸿烈。当时年已八十二岁的沈鸿烈（当年粤奉联盟时，他曾充任张作霖的代表。后任青岛市市长，山东省主席），因心脏病住在台北荣总医院，病室门上挂有“谢绝访客”的牌子，一般是不见客的。但他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竟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据曾任沈鸿烈部参谋、现为民革成员的宁修本先生根据沈氏之婿宫守义从美国寄给他的文稿整理的文章谈，那次相见，两位老人还都慨叹不已，难舍难分呢！文章说：
一日，随侍家人外出，其婿宫守义奉侍午餐，略事休息，即扶榻午睡。宫守义方阅读杂志，忽闻叩门声，恐扰病者清梦，即急趋前开门相迎，客问：“沈先生在否？”答：“正在午睡。”问答间客已径入，向病榻连呼：“成章！
成章！”来客年约五、六十岁，仪容端庄，服装整饰，身体亦颇健壮。按说对曾任高职之人，纵已离职，仍宜以旧衔相称。沈氏退居后，见者多呼“伯”，“公”或“成章兄”。其婿忖度，来客差沈氏两旬，竟直呼其号，于礼似非允当。又念既肯来访，必是旧契。遂缓步轻声禀达：
“有人来访！”时客已近榻，沈氏侧身注视，未审何种动力，不待扶协，即跃然离榻，握手抚肩，不知所可。俄而蹙额叹曰：“公何得来？又何知我在此？”客答：“（蒋）经国相邀来晤。”既坐，沈氏指客告其婿曰：“此乃‘张副司令’。”由于午睡方醒，语音较低，其婿未听真切，误为“张副师长”。按副师长年、职当属晚辈，今沈氏竟尊如父兄，而两人相见，殷切备至，当时甚为诧异。沈问：“经国怎知我来此间？”旋而又自释曰：“前日曾留一名片。”来客说：“今日为经国初度，饭时告我来此。”沈氏问：“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客未经思索直谓：
“溪口把晤，已二十六年。”其婿忽闻溪口，联想语中经国，又谛视来客面容风度，始晤此人即儿时听说的张学良将军！
随汉公同来之人，入室即静立门侧，缄默自矜。如为汉公随从，应待主门外；为朋友，当介绍入座。既知客为“张汉卿”，始悉此人之特殊身份，及其特殊任务。
汉公先问沈氏病况。继谈及多年来历任公职转折，所言概有所闻，慨叹之情溢于言表。沈氏述及对汉公处境，无能为力，今老病缠身，此生已难为报，言之怆然，悲不能抑。汉公表示生活起居，尚无不便，坚嘱沈老安心养病，勿以为忧……⒄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张学良是个重感情、重友谊、特别是非常讲义气的人，不论是对朋友对部下，他都是满腔热情的。另方面，也可看出，他虽然也可以会客访友，但却总是有人“陪”，有人“随”，对他的“保护”也可说是无处不有时时有的。有人说张学良在台湾是自由的，只是不能到外国去，这是否属实，笔者没有调查。不过，近读张魁堂发表的文章，实际情况与上述说法完全是两回事，我想，结论还是不要下得过早为好。张魁堂谈了这么一件事：
王冀先生曾来过北京。他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西安事变史的。他说，张学良住在台北，只有很少几个人可随时去看他。一是蒋经国，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曾有时去看望，当了“总统”后就很少去了。一是三张一王聚会，即张群、张大千、张学良与王新衡。还有一个是何世禧。西安事变时，何是东北军五师炮兵营长。以后当过联勤总司令，在台湾是“国策顾问”。一般人要见张学良，先得经过王新衡。王冀先生与王新衡熟识，曾提出要见见张学良。王新衡知道王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同意他去但又不敢向蒋经国报告。王向蒋说王冀是王树常（东北军高级将领，曾任河北省主席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儿子，是教授，研究历史的，想见张学良。蒋经国反问王新衡：“王冀去见张学良有必要吗？”此事告吹。
王冀先生谈到此事时说：“如果张学良罪重，就应该判死刑，既不判死刑，却又关禁了５０年，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傅晶女士写了一本张学良生平的书，她为找一张张学良的近照，去年１０月，去了台湾。以前她曾请求见张学良，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这次，她索性去闯门。１０月２３日中午到了新北投路７０号张的寓所，一按电铃，门未开，门对面房子里却出来了一个彪形大汉，挺胸凸肚，问她找谁。傅一看，对面房子挂着“警务处”的牌子。傅说：“找张学良。”大汉问她：“事先联系过没有？”傅说：“没有。”“没有联系过不能见。”傅说她从美国来并说明来的目的，还掏出了证件。但一概无效，只准许她在门口拍照片。看那大汉的神气（见照片——在发表此文的右上方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那是一处林木茂密的偏僻街道，旁边有一宅院，门挺宽大，但却是关得严严实实，中立一位穿连衣裙的女士，也许就是傅女士吧，靠边上那位双手叉腰、挺胸凸肚的男子，想必就是作者所说的那位彪形大汉了——笔者），就可想象张学良能有多少“自由”了。⒅
每当想到这些，就更增添我对张将军的同情和思念。“渊沧壑暗蛟龙失，雨复云翻猿鹤愁”，将军何日归故里，将军何日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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