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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219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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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行动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过设在台湾各地的20多个办事处,及时互通信息,统一安排党外活动,处理党外日常事务,这在党外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难怪当时人们已称其为“没有党名的党”。    
    三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行为。再看杂志的内容,观点鲜明,立场坚定,集党外多年来所有政治观点和主张之大成,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如9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称:“国民党政府应以最大的诚意与罪己悔过的心情,与1800万同胞共同担当起适应变局的责任,以挽救人民对其道德怀疑的信任危机,……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更加倚赖特务为统治工具。”当然,《美丽岛》最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并非是因为该刊对当局的批评,而是其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对抗。    
    《美丽岛》成立时间不长,可它的动作已成为全台湾注视的焦点,惊动了蒋经国。《美丽岛》很快就成为蒋经国打击的头号目标,台湾全岛也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志在必胜与一方志在抗争到底的对立气氛之中。    
    1979年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年纪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深受国民党牢狱之苦、富有好斗性的施明德和以往一样,再次被选为总指挥。另一党外大老黄信介则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根据5人以上集会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规定,大会筹备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管辖杂志社高雄服务处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请时间在12月10日下午6时至11时之间、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参加人数为3万人的集会游行。既有人权敏感问题,又是参加人数空前,警察局予以驳回。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和当局已经有过几次小的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只等最后一搏。12月10日下午7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打倒暴力集团!”、“人民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人人经济平等”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2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    
    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有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47人,警察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在全岛范围搜捕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党外人士。    
    自12月13日开始行动,到次年2月1日,“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共逮捕152人,其中55人交保释放,40人交保候传,在押61人。“涉嫌叛乱”的有53人,他们是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王拓、林义雄、周平德、纪万生、张富忠、苏秋镇、杨青矗、陈忠信、邱奕彬、邱垂贞、施明德等。涉嫌藏匿人犯的8人是许晴富、张温鹰、吴文、林文珍等。以此罪名被捕的还有1980年4月24日被捕的“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在平息高雄动乱后,《美丽岛》杂志被无限期查封,分支机构勒令关闭。12月15日,警方宣布将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驱逐出境”。次日,《美丽岛》宣传组长邱垂贞、《夏潮》的骨干苏庆黎向当局自首。19日,台“行政院新闻局”宣布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和王拓主办的《春风》无限期停刊。    
    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镇压“高雄动乱者”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是主张坚决镇压的,要说有分歧只是在具体方式和考虑后果方面,双方的差距就在镇压之外,政治革新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保守派借镇压动乱分子之机,趁机提出暂缓容易引起动乱的“革新”;开明派则主张动乱要镇压,政治革新不能停。    
    蒋经国在对党外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街头动乱的肇事者本人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给人以不想中断“民主化”进程的形象。正如一些专门研究蒋经国的专著中指出的那样,在“高雄事件”善后问题上,他在四个方面做了转向工作:降低处理事件的调门,表示当局绝不会借“高雄事件”进行所谓“大整肃”;逐渐缩小打击面,为已经开始膨胀起来的打击党外势力的高压政策减压;三是设法平息高雄地区民愤,将已入狱一年的党外大老余登发“交保就医”;强调继续进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蒋经国的四个方面的转向工作,显出他要比专制开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比保守派要明智得多,比开明派要慎重得多,比党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条,既可以应付保守派,又可以让开明派满意,还可以让党外人士放心,即使在爱管东方人闲事的西方人那里也就没话可说了。    
    蒋经国的任何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任何决策都将落实在具体的审判中。1980年2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的军事检察官”正式宣布,涉嫌“高雄事件”叛乱案的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8人,已经侦查结束,并已起诉。


第五部分:反对运动的兴起《美丽岛》风暴(2)

    8名被告聘请的律师有15人,他们是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张政雄、江鹏坚、谢长廷、苏贞昌、郑胜助、张俊雄、张火源、陈水扁、吕传胜、高瑞铮、郑冠礼,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郭吉仁、李胜雄,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尤清、郑庆隆,他们都是“充满正义感的一时俊彦”。3月18日上午9时零3分,为全岛和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军法大审终于开场。几乎审判长和律师每场必争,每争必吵,每吵必僵。    
    公开审讯一共进行了9天。4月18日军事法庭举行公开宣判,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施明德成为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判处黄信介14年徒刑,褫夺公权10年;判处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10年。被告不服,提出“原判决主文与理由严重矛盾;原判决认定事实,无中生有;原判决引用供词,断章取义;数十项证据声请,无一调查;被告自白均出不当方式、违法取供;所谓夺权计划,人证两缺,不足采信;原判决以被告演讲办杂志,推断叛乱”等“十大理由”要求取消原判,由军事法庭移交司法部门复审。上诉“国防部高等复判庭”被驳回,维持原判。    
    5月21日至26日,台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周平德、杨青矗、王拓等33名嫌犯,周平德、杨青矗、王拓被判处6年徒刑,还有26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后略有调整。“高雄事件”的审判至此基本结束。    
     与军法大审同期,台湾又发生两起与之有关、震惊台湾的事件,也对台湾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年2月28日,被列为“高雄事件”要犯的林义雄家里,发生惨案,59岁的老母、孪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杀,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被砍成重伤,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监狱联系事务而逃过劫难。血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同意林义雄出狱料理丧事,不久又收监服刑。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时破案,也有计划,也有行动,也有文宣,可就是没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高雄事件”后弥漫全岛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这一残忍的、血淋淋的惨案,使得一些党外被捕人士的家属,开始与当局合作,接受当局的安排,听任当局的摆布,甚至失去斗志。同样,“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湾政治恐怖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升高了人们对被军法审判的“高雄事件”当事人的同情。    
    “高俊明案”。逃亡25天的施明德被捕后,帮助他逃亡的许晴富等9人很快被捉拿归案。4月24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俊明也被逮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已存在100多年,有960多个分会和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高俊明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台湾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长老会”就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第一次在岛内公开提出了“台独”的主张,一再叫嚣“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开宣扬“台独”的分裂分子,台湾当局顶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压力,判处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许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余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当代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与之同时的“林义雄灭门血案”、“高俊明案”又对“高雄事件”的审判和定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岛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发生,只是朝野双方长期斗争的继续,更是范围更广阔、性质更严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轮斗争的序幕。“高雄事件”在台湾政治发展史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界碑的作用”,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冲击下,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结束过去的论争方式的同时,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第五部分:反对运动的兴起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峰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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