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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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第五部分：反对运动的兴起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2）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外谈判，所以在岛内当时就有人称这一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5月19日，党外为抗议“戒严”，在台北龙山寺与军警当局对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诽谤罪”的陈水扁和林正杰入狱一事，党外发起欢送“陈水扁、林正杰入狱运动”。党外人士发动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台湾当局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小的冲击波，促使蒋经国要么是放松限制，要么是进行镇压，没有其他良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选择。
1985年春，台湾爆发“十信案”。经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放的150亿贷款中属无法追回的不良贷款竟高达70亿元，亏损达80亿元，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民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案件主犯是该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他在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案件的发生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质。
“十信案”可以说严重挫伤了自进入70年代以来岛内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气，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安定。经济弊案丑闻和党外持续不断的冲击，蒋经国终于感到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要对政局不稳负责，认识到如果不对极右势力下狠药严加约束，并加速“民主化”进程，将使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毁于一旦。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将不党的程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首先，大陆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大陆的国际威望大增，而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专制的代名词，这不利于与中共打政治仗和说服民心，因此有必要进行政治革新，抢过“民主”大旗。其二，美国对东方专制政权的支持态度有所改变，专制政权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南朝鲜全斗焕政府一一倒台，台湾如果再不改变，党外就是美国所要找的国民党政权的替代品。其三是党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战”有国民党的种种失误作为目标，“量”有30％左右的选民稳定支持，事实上已到了无法用武力压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话，又能维持国民党统治多少年？蒋经国不得不选择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这条路。
蒋经国在台执政，颇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通过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的谈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他说“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在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人们注意到，这是蒋氏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表态，断言在自己身后结束蒋家王朝，放弃蒋家独裁，排除军人干政的可能性。并且对死抱不放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也提出修补计划，表示要沿着“宪政道路”走下去。作为与之讲话相配合的是，他于次年2月把蒋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要以今年为党务革新的出发点”。此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实施全面革新、进行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并称之为“两寅变法”。
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是改选中常委，已病两年的孙运璇正式退出中常会；新选进中常委的全是开明派，由李焕带头，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这样，在中常委内保守派和元老派削弱不大的情况下，开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会内部对革新的阻力大减，通过各项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两人一组，分别讨论以下六个问题：“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加强党务工作问题。
以上六大问题，可以说是集岛内所有政治焦点之大成，是国民党和党外较量几十年的主要交汇点。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一党专制，所以维护一党专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变相终身制、官派省市长、坚持戒严和维持党禁”诸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禁区，也就成为党外势力猛烈攻击的固定目标，如今国民党主动提出准备解决，表明国民党政治上的让步，也表明了蒋经国进行革新的决心。
为顺利进行革新，蒋经国再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6月18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的“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这样安排，有他的用意。其一是任命文人“国防部长”成为“军队国家化”之始，以防止在前几年中军警保守势力干扰改革计划的事情再现，防止在自己身后军人势力的膨胀和出现军人政权。其二是希望蒋纬国利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关键职位“掌军监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革新的再次启动。
第五部分：反对运动的兴起最大对手民进党诞生
蒋经国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反在80年代前几年间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的主题思想是全面推进改革，但他所设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它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蒋经国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并且警告党外势力说：“政治应求容忍，法制则不假宽容”。人们不难看出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内容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岛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舆论界也开始把革新当成主要议题，大做文章。报刊称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为“丙寅变法”。然而，舆论界有的用捧场的方式，有的用批评的态度，有的用建议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奥妙，这是由于各报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1986年5月1日，远在美国的许信良，在纽约组织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岛内党外各路精英也开始了组党活动，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实的，有虚的，总之组党成了台湾最时髦的东西。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开始联络党外各派人士共商组党大计；8月9日，党外实力最大的“康宁祥系”率先在台北举行公开的“组党促进说明会”，第一次将党外组党意向和行动公开化；8月15日，党外又举办“行宪与组党说明会”；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8月30日，党外新潮流系举办了组党说明会；9月19日，党外的重量级人物康宁祥、尤清、费希平、谢长廷、江鹏坚、张俊雄、游锡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确定由尤清、江鹏坚、谢长廷、邱义仁等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组党具体活动。
9月27日，130余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本来是讨论党名、党纲、党章等问题，可是到下午，刚参加党外运动不久、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话痛快的朱高正在发言时，提出干脆就在今天宣布新党成立，把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作为新党宣言的蓝本，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纲即可。这一建议立即在会上获得通过。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处置，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人们从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是，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不断就开放政治、解除“戒严”发表的谈话，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戒严将很快取消，党禁将很快开放，民进党不会被依法处置。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就民进党一事表示，“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以重返国际社会”，即到国际间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会上，还选出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以一票之差险胜费希平，出任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主席。会上选出的11位中常委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此外还选出了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等5人为中央常务评议委员。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政治反对派有了政治中心，党外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力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然而，除了该党内部难以克服的一些弱点之外，民进党公开主张“台独”，成为它政治上的致命伤，同时也成为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喜人，“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并且国民党的得票率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