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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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地方党部主委。5月1日，亲民党在各县市正式设置联络处，并派任联络处长。亲民党的地方党部也逐步成立，2000年4月初，花莲县党部成立，这是亲民党成立的第一个县级地方党部。5月6日，亲民党原住民“那鲁湾党部”正式成立，由原住民“立法委员”林春德出任主委，前省政府原住民委员会主委李文来、前“国大代表”李继生分别出任副主委及执行长，这是亲民党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党部。5月15日，亲民党“甘泉党部”成立，由前“陆军总司令”黄幸强担任主委，该党部成员以“荣民荣眷”为主，成员八成以上来自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成员，“甘泉党部”成立后，势将削弱国民党地方党部选举时的固票能力。其他一些县市也相应成立亲民党地方党部，在2001年12月“立法委员”选举结束后，亲民党组建地方党部的工作更加抓紧。　　　　
　　　　四是亲民党的政党认同度稳步上升。在亲民党成立前夕，台湾《联合报》所做的调查发现，亲民党已拥有12％的支持度，而初掌政权的民进党则拥有23％的支持度，国民党只有19％的支持度。在2001年12月第五届“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前后，民进党、亲民党、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分别是24％、23％、17％。亲民党的票仓集中在台湾北部，中、南部仍是民进党天下。　　　　
　　　　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具有自己的领导核心与灵魂人物。“有什么样的领导者，就有什么样的团体”。党主席动见观瞻，其个人魅力如何对政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亲民党就颇为典型。　　　　
　　　　宋楚瑜领导下的亲民党一是宋楚瑜成就了亲民党。2000年3月仓促成立的亲民党，主要肇因于宋楚瑜的个人魅力，这不仅是亲民党问政信誉的保证，也是亲民党政党民意认同度不断升高的基础。宋楚瑜自1974年在美国读完博士回台后，先后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历任要职；1994年，宋楚瑜以400多万选票当选台湾省第一届民选省长。宋楚瑜当选省长后，为累积其今后更上一层楼（入主“总统府”）的能量，走遍全省309个乡镇，每个角落都有宋楚瑜的足迹，不仅为其树立了“勤政亲民”的形象，也为其奠定了雄厚的民意基础，赢得民众的肯定和支持。虽然李登辉为了防止宋楚瑜势力的坐大，采取了包括“冻省”等多种方式打击宋，但是宋的民间支持度并未因遭到打击而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99年7月16日，宋楚瑜正式宣布自行参选“总统”后，一直保持30％—35％的高民意支持度，国民党中拥宋的支持者纷纷挺身而出。一起控告宋楚瑜贪污的“兴票案”事件后，宋楚瑜仍然拥有25％的死忠支持者，宋楚瑜仍然在选举中获得466万张选票，表明宋楚瑜的“勤政爱民”形象确实魅力难挡。　　　　
　　　　二是宋楚瑜是亲民党的最大资产。宋楚瑜在2000年选举中，不仅在15个县市领先，且较国民党候选人连战高出150万张选票以上。宋的这股雄厚实力不仅为亲民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亲民党提供了与其他政党竞争的资本。宋楚瑜在竞选途中备受国、民两党合力打压，但在选举中却赢得多项“单项冠军”——包括台北县、台北市、基隆市、桃园县、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县、台中市、南投县、花莲县、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连江县等15个县市中得票率第一。在2001年12月的“立法委员”选举中，宋楚瑜也成为亲民党候选人取胜的法宝。


第七部分：内恶斗弄分裂亲民党成立（2）

　　　　三是宋楚瑜也为亲民党的发展带来压力。宋楚瑜的“个人魅力”成就了亲民党，但也为亲民党的日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宋楚瑜的外省籍背景易使亲民党被扣上“外省党”的帽子。湖南出生的宋楚瑜，在从政道路上一直背负着“外省籍”这个包袱，尽管他在语言甚至在情感上都极力向本省人靠拢，但在外省人看来已经“很台湾人化”的宋楚瑜，在本省人眼里仍难免是“外省人”。“省籍情结”是影响宋楚瑜选情的重要原因。宋楚瑜的个人魅力不利于亲民党理念的深化。虽然亲民党的支持者强调亲民党的成立是“理念的结合”，但所谓的“理念”，除了“支持宋楚瑜”，具体到底为何，恐怕鲜有人知。亲民党内不乏为了亲民党而奋斗者，但也存有部分“心术不正的政客”，他们“簇拥”宋楚瑜，只是为了贪图宋楚瑜的光环，借以延续并发展个人政治生命而已，至于亲民党如何发展、如何定位、如何宣扬亲民党的理念，根本不是其关心的问题。因而外界戏谑亲民党为“宋楚瑜个人党”，有如“帮会”、“宗教团体”，一旦“教主”光环褪色，“教众”将随之散去，另觅新的精神寄托。　　　　
　　　　宋楚瑜是亲民党内最闪亮的一块招牌，也是亲民党的最重要的一份资产。然而，亲民党要发展壮大，光凭宋楚瑜个人的魅力是不够的，亲民党必须树立自己的理念，不断宣扬自己的理念，把亲民党变成因理念而结合的政党。同时，将宋楚瑜勤政爱民、施政不分党派的政绩与风格，转换成政党本身在公共议题上的立场与基础。　　　　
　　　　亲民党成立之初就不断宣扬“走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第三条路线”的理念，宋楚瑜更在亲民党成立一周年党庆的致辞中表示，亲民党的诞生是因为台湾社会累积了太多对民进党执政不放心、对国民党没信心的中间选民。但亲民党要在国、民两党之外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存在诸多困难。　　　　
　　　　亲民党本身存有一些结构性缺陷。在政治纲领方面，亲民党的主张，与国、民两党相比只是大同小异，欠缺自己的特色。在大陆政策方面，亲民党坚持“中华民国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反对“一国两制”、“坚持台湾的未来应尊重全体台湾人的意志”等，与民进党没有太大的区别。亲民党坚持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谈判的主张，与国民党、新党现行的两岸政策雷同。在组织发展方面，亲民党除了向新党精英招手外，也积极拉拢国民党有当选实力的人士，游说他们加入亲民党，代表亲民党参选，引起国民党、新党的强烈不满。　　　　
　　　　亲民党的前途在于泛蓝阵营（指国民党以及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新党、亲民党等泛国民党）的合作。自连战和宋楚瑜输掉2000年3月的选举、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和亲民党成立后，泛蓝阵营的合作问题就成为政坛上最为关心的议题。泛蓝阵营自身也在苦战中摸索，在斗争中前进。难能可贵的是，从政党轮替起，泛蓝阵营内部在讨论合作问题的同时，开始对付共同的对手。一是在“立法院”协同作战，联合监督执政党；二是联手巩固泛蓝阵营阵地，没有出现重大“滑坡”。　　　　
　　　　对泛蓝阵营来说，首要之举是实现“二次政党轮替”。失败后的国民党洗心革面，新成立的亲民党胸怀大志，无论是从稳定台湾社会、振兴台湾经济、维护民众福祉出发，还是为了两党的发展，都需要从民进党手中拿下执政权。其次是提高泛蓝阵营的战斗力。两党各自为战，实力一分为二，不足以与民进党对抗不说，还因为没有胜利的希望而士气低落。因为实力不足，在民进党的打压下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因为士气低落，时刻存在李登辉和“台独”势力对其进行分化拉拢的可能。因此团结自强，不仅可以实现“二次政党轮替”，而且还是两党自保及加快自我发展的需要。第三是民意态势所致。一个反对“台独”、并且曾因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带来台湾社会稳定的泛蓝阵营，成为超过半数以上的台湾同胞的希望。达到六成左右的民众希望泛蓝阵营能够进行合作，重新控制政坛。总之，“三条”之中第一条是纲，没有第一条一切都是空的，实现“二次政党轮替”成为泛蓝阵营合作的基础和动力。　　　　
　　　　2001年12月的“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结束以来，泛蓝阵营内部开始思考如何安排下一步的合作问题。在当时连、宋提出的建立两党“政策协调机制”上，国、亲两党高层围绕年底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选举和2004年“总统”选举多次密集交换意见。2002年5月初以来，国、亲两党领导多次发表推动两党合作的谈话，基本形成台北市支持马英九、高雄市支持国、亲两党认可合适人选的共识。6月10日下午，在连战和宋楚瑜的亲自劝说下，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宣布参选高雄市长。不久，国民党方面提出黄俊英代表泛蓝阵营参选高雄市长，亲民党表示全力支持。共同支持高雄市长候选人，成为国、亲两党合作的一个具体动作。　　　　
　　　　泛蓝阵营走到今天这一步难能可贵，要继续往前走难度不小。一是内部协调的任务很重。就政治现实来说，“议题合作”易，“选举合作”难。议题合作是问政层次，是政策层面之争，没有实际、直接利益涉及，因此容易合作。“选举合作”是权力层次，是掌控资源之争，因此合作的难度很大。对2004年“总统”选举来说，两党协商的担子更重。事实上无论是两党合作还是两党合作参选，都涉及各自的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党的利益，以及各自掌握的各类资源的重新分配，总有一方必须做出让步，这就是矛盾的根源。　　　　
　　　　二是抵制外部干扰的任务很重。对泛蓝阵营的合作，执政党利用执政优势，极力压缩在野党的生存空间。陈水扁和民进党可以高官厚禄酬佣，拨给财经经费，操纵地方势力，动用情治部门，威胁利诱共举，挑拨煽动齐出，阻挠泛蓝阵营的合作。“台独”势力以集中打压为主，李登辉和台联党提出泛蓝阵营合作是“为增加联合卖台的本钱”、“外省欺负本省”和“国民党输不起”三大口号，制造“外省和本省”、“卖台和爱台”、“民选政府和外来政权”的三大对立，采取“提出制造族群矛盾的法案”、“鼓动本省对大陆和外省人的仇恨”和“破口大骂国亲两党合作”等三个手段，以发泄他们对泛蓝阵营重新集结的仇恨。在泛蓝阵营合作所遇到的内外矛盾中，解决好内部矛盾、协调好内部纷争，对合作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内部一致，外部的干扰和反对的杀伤力则小得多。　　　　
　　　　国民党的分裂，让人痛心；泛蓝阵营的合作，道路坎坷。可喜的是，泛蓝阵营内部已经有合作的要求和愿望，而且已经有了合作的具体举动，应该是一场有希望的事业。多少希望能够变成现实，则要看泛蓝阵营自己如何操作。　　　　
　　　　当初，逼走宋楚瑜，完全是李登辉分化、瓦解国民党的阴谋。事实上正是因为在2000年3月18日的选举中，国民党的支持群体一分为二，一部分支持连战和萧万长，一部分支持宋楚瑜和张昭雄，才是造成国民党下野、民进党执政的直接原因。李登辉搞跨国民党、成全民进党的阴谋实现了。


第七部分：内恶斗弄分裂亲李派另组政党

　　　　国民党竞选失败，李登辉（左）与连战（右）分道扬镳国民党在2000年3月“总统”大选失败后，国民党群众纷纷要求将李登辉从国民党主席的大位上赶下来。　　　　
　　　　李登辉被赶下台后，并没有放弃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一直在蛰伏观察，待机而动。面对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当局的执政窘境和政局出现的变化，李登辉有揪心的痛：一是推行的“一条路线”（即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路线），一再为社会各界所批评，为扭转这一局面只有再次跳到前台，以“统”和“独”、省籍划线，企图稳定“台独”队伍，扩大“台独”的社会基础。二是建立的“一套制度”（即以“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两岸两国”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在民进党当局操控下运转不良，有必要出场救急。正如李登辉所说，为了维护台湾的“民主成就”，他“无法退休”。三是破坏“一个党”（国民党）的工作受阻。不仅国民党在改造中企图东山再起，而且被分裂为三个党的泛国民党势力也重新开始集结，这是李登辉所不能甘心的，他要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对泛蓝阵营出击，为民进党执政清障排难。四是扶持“一个党”（民进党）的工作不顺，为民进党当局保驾护航已经成为他义不容辞的任务。在李登辉看来，上述四点中，第四点是“纲”，只要民进党方面能够巩固执政基础，顺利施政，其他的问题则“迎刃而解”。具体策略就是以“本土化”为旗帜，挑起族群冲突，继续分化、瓦解国民党，压制连宋阵营。　　　　
　　　　李登辉在2000年3月24日被迫离开国民党主席职位后，继续从事破坏国民党的活动。他公开声称“中国国民党”应该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他在请人捉刀的三本大同小异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嘲弄国民党的失败，谩骂国民党现有领导机构成员。在筹组“台联党”的过程中，他多次公开辱骂国民党，声称“很多政策都不对”，对国民党“感到极大的失望，甚至已经到了反感、愤慨的地步”，“我早已经把国民党给开除了”。国民党群众要李登辉下台，为国民党败选负责李登辉重出江湖已经没有现成的位置，只有公开亮出旗帜，拉出一支队伍，以此作为对付泛国民党阵营的基本力量，实现“亲李政团”与民进党合作，以“李扁体制”对付连宋联盟。与此相适应的是，李系政团中不少人是李登辉埋在国民党内的定时炸弹，不少是李登辉长期培植的基层力量，由于他们长期追随李登辉路线，态度暧昧，立场动摇，面对民进党方面的分化拉拢，面对李登辉的招降纳叛，趁机脱党而去。　　　　
　　　　2001年8月12日，台湾又一个“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成立，李登辉自己争来个“精神领袖”的职称，他还称“我和台联的关系应该让大家知道，我虽尚未入党，但精神上会支持台联”。李登辉从国民党内拉出的这支队伍，造成国民党的进一步分裂。台联党在2001年12月1日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拿到7％的选票和13席“立法委员”。　　　　
　　　　随着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国民党内要求处分李登辉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中评会委员当场割腕要求处分李登辉的场面。2001年8月中旬，国民党考纪会开除了正式代表台联党参选的11名党员的党籍，但是李登辉没有接受教训，9月1日南下为台联党公开站台造势，9月18日在接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劝告信后，再次拒绝挽救，又为台联党候选人站台。至此，李登辉叛党面目暴露无遗，深受其害的国民党于21日，终于由考纪会出面做出撤销李登辉党籍的决议。　　　　
　　　　李登辉于是迅速组建台联党，既是为了毁掉国民党，帮助民进党，也是为了自己寻找能够重回政治中心的途径，寻找能够满足其“权欲”、行使政治权力的舞台，寻找能够满足其“独欲”、宣扬“两国论”的阵地。如今被国民党扫地出门后，正如他对台联党主席黄主文所说：“没有任何牵挂了。”　　　　
　　　　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台联党，可谓之党不大野心大，人不多阴谋多，人才不足“独气”足。13个“立法委员”跟着政坛“甩货”李登辉，利用“立法院”这一体制内渠道，“独”不惊人死不休，以“多提独案为本，多提独案为荣”。　　　　
　　　　2001年12月20日，李登辉在给台联党“立法委员”当选人授课时提出要“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