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提_慕容雪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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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婚姻就是一个大竹杠。批发本来应该比零售便宜，我们都知道商业采购的原理是“批量越大，成本越低”，现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结果还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当然，婚姻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社科院的一个博士就说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人类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结婚证书。否则你去领个结婚证，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要是生得出来，我情愿输你一本《葵花宝典》。照我看，婚姻不仅不能保证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类繁衍，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好，不仅长得壮，产量也高，五八年的时候据说一亩地能打几十万斤。而结婚即使有一千种好处，也掩盖不了这个致命的缺点：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远没法培育杂交品种。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之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增加生产，避免出现饥荒。我们都知道，饥荒是生活基本资料，尤其是粮食的供应不足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高估产、高征收，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的过度浪费，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性爱市场也会产生供应不足的问题，对男性来说，女方不断提升的性技术、不断扩大的性需求真是个灾难。据说有个丈夫天天在汤里放安眠药，让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应和性需求的事，这法子可能有效，但实在是有点缺德：你万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办？
供应不足如果严重了就会发生饥荒，有饥荒就会有逃荒者，这事就叫红杏出墙。平常人们对逃荒者总是很同情，除了安徽凤阳在1961打击过要饭的，说他们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大好形象，捉进去吊起来打，此外还真没见过这么没人性的。但对性爱逃荒者，人们却一直都很鄙视，说她们淫荡、道德沦丧、不守妇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莲，人家不过就是在饥荒时吃了几口别人家的饭，就被道德学家们骂了一千多年，骂得人人自危，连慕容雪村这么大胆的人都有点害怕。这事跟国企改革差不多，说到底还是一个产权不清的问题：潘金莲有没有权利按照供需状况分配她的性资源？或者说，究竟谁是潘金莲性工厂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还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武大郎最多只有经营权，但你们非要连所有权都夺去，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猫匿，建议清河县反贪局介入调查。
我在企业里管过采购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一家固定的供应商，定点采购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供应及时。但如果这家供应商供不上货，那我就要多找两家，这和潘金莲做的没什么区别，也没见谁说我淫荡或者道德沦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同情潘金莲，她和我一样都是优秀的采购员，关注采购质量，寻求足量、及时的供应，但我又加薪又升职，过得滋滋润润，潘采购却被公安局长武松一刀砍了，其间的迹遇，真是令人不胜嘘嘘。
前面说过了，经济学有时要研究如何增加生产，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有很多理论，比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作业时间，还有费亨氏理论、德罗定律什么的，金正日将军提出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所以西门庆买了两个银托子，所以印度神油和龟鳖丸才会那么畅销，社会学家说性药泛滥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我觉得这事跟道德关系不大，我们卖春药只不过是为了避免饥荒，而众所周知，搞出饥荒可实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说也奇怪，性工业应用科技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反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效率。说起“效率”这个词人人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比的是谁更快，而在性爱问题上，人们却总想用最长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比的是谁更慢。
经济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关于“外部效应”，可以这么理解：比如办教育，除了能赚钱，还能提高国民素质，这“提高国民素质”就是一种外部效应，它是好的，所以叫作正的外部效应；开化工厂要污染大气，这是坏的，就是负外部效应。工厂污染大气，这是政府要管的事，所以要对化工厂额外收税，这种税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庇古税。
我们的主旨是谈性。性产业的负外部效应十分明显，前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家妓院上市，我到他们的网页上浏览了一下，发现满页都是黄色图片。我这个人虽然趣味低下，自制能力还是有的，所以看了也不会出什么事。换了是个没有自制能力的人，说不定就要跑到大街上骚扰妇女，这事我看就该算到妓院头上。
除了诱发犯罪，性产业更严重的外部效应是伦理问题。伦理是人间正道，不管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反对色情，如来讲不可邪淫，耶酥说不可亲近妓女，安拉更彻底，连妇女穿高鞋他都会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三位神仙站到了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色情事业，不过照我看也没妨碍了它的兴旺发达。
性产业悖德，主要是因为它的非法性、经营场所的隐秘性，以及它兜售的廉价的快感。我们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快感应当通过高尚的途径获得，比如阅读，观赏革命电影，或者扶老太太过马路什么的，要有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独乐不如与众乐嘛。现在你悄悄地躲起来，只顾着自己快活，全然不想亚非拉的受苦人民，这事即使不算卑鄙，至少也有悖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根据司各特？埃里金纳的理解，肉体的快感是人类独有的，肮脏也是人类独有的，与完美的上帝无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肉体的快感是肮脏的。由于性产业拿金钱换快感的经营方式，而金钱是亵渎灵魂的东西，这就不仅是肮脏了，简直可以说是罪恶。
我不是清教徒，没有代上帝宣旨的义务，所以上面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当不得真。因为性产业的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各国政府都制订了措施，限制它的经营规模，另外还要额外征税，我们前面说过了，这税叫作庇古税。有的地方采取的是征收管理费的方式，这管理费也可以算是庇古税。我有个朋友特别没文化，有一次我跟他谈起这个税，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税好，这税好，卖屁股嘛，当然要收屁股税。仔细想想，这话可能比任何经济理论都接近真理。
“作爱”是个动宾词组。根据我的观察，男性和女性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大一样，男性偏重于那个动词，女性偏重于后面的名词。由此引发的逻辑是：如果“作”是重要的，那么跟谁“作”就可以忽略；反过来，如果“爱”是重要的，那么显然只能跟固定的对象“作”。
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性解放”的理解。一谈性解放，很多人都要皱眉，说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象征，这明显是把“性解放”跟“性泛滥”混淆了。事实上性解放是一个挺不错的事，第一是消除性别歧视，第二是把人从宗教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让性真正成为取悦身体的工具。这两件事哪件都不坏。有个保守主义学者反对这第二条，说性应该与婚姻有关，是人类自我繁衍的工具云云，我觉得这其实是在把人当骡子看。如果只为了生孩子才交配，那么人跟牲口有什么区别。另外现在也计划生育了，活好几十年，只准来那么一次，未免太不人道。所以说这人应当被送到维多利亚时期去，众所周知，那时候连鸡胸脯都不准说，叫作白肉。丘吉尔就犯过这个错误，被一位夫人斥责，后来他给这位夫人送了一朵兰花，说如果你将它别在你的“白肉”上，将是我莫大的荣耀。
再说说“作爱”这个词，如果光“作”不“爱”，那么它有一个大概的价格。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从几十元到几分之一辆保时捷，不同类型的的产品有不同的价格策略。“爱”字就要复杂一些，有人说它是无价的，有人说它其实也很便宜，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万物皆可交易，即然什么都可以交易，那么就没有无价的东西。但究竟爱情值多少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们还是要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际调查中，我拿这个问题问过6个人：假设你很爱你老公，给你多少钱，你会背叛他一次？这背叛当然是指身体上的背叛。从100万开始，所有人都点头；到50万，有一个人表示不行，这说明她爱她老公大于爱50万，但小于爱100万，我们取中间值：75万；到20万，又一个人表示不行，那么她的爱情大约值35万；再往下问，在10万元价位上有两个人退出，我们算作是两个15万；等到了5万元，最后的两个也无法接受，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是两个7万5。
这六位女性的爱情总值是155万，平均价格是26万不到。她们都是白领，月收入在3000到8000元之间，我们也取中间值：5500，那么26万相当于47个月的收入。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上面提到的价格不是纯粹的零售价，而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26万，她们必须抛弃些别的什么，要承担风险，如果被老公发现了，不仅要失去老公的爱情，还要失去老公能给她的那一部分钱，如果这钱大于26万，那么此人的爱情很可能就是个负值。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叫作负价格；用商业术语讲，叫作无偿赠送；用我们的俗话说，这就叫倒贴。一钱不值。
我是在深圳进行上述调查的，深圳物价指数之高，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如果换在别的城市，这价格很可能还要打折。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全国的物价水平，列出一张爱情价格表，沿海富庶地区的爱情贵一些，内陆穷一点的省份就便宜一些。所以内地的漂亮姑娘都爱找沿海的男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这就叫作要素禀赋。
这种统计肯定不够严谨，但可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爱情是有价的。另外，爱情肯定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有关，收入越低，爱情就越便宜，只有亿万富婆的爱情才可能价值连城。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是个双务合同，光剃头挑子一头热还不行。即使一个人的爱情价值连城，如果她老公拿着不当一回事，那买卖还是做不成。这道理就象两口子卖车，女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卖，男的说一块钱您就拿走，你说这车它值多少钱？
这种结果很难让人接受。在我们的观点里，爱情是无比美好的东西，它甚至是我们俗世生活的信仰，怎么可以象萝卜白菜一样，摆在柜台上任人挑拣？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有钱人拿贵的，而我们穷人，就只配拥有那些一钱不值的烂货？它应当超越金钱啊。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身体的偶尔出格是否就等于背叛爱情？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上面的分析就不能成立，那个26万就不是爱情的价格，而是婚外性行为的价格。如果坚持认为两者是一回事，那么毫无疑问，你的爱情即使超越了26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谁还没见过钱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身体的放纵算是背叛爱情，那么思想上的放纵是不是就更严重？我在四川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打望，打望就是在街头观看美女的意思，我承认我在打望时有过非份之想，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这就叫作亵渎爱情。打望这事不大好管，除非你每次上街都戴个眼罩。话说回来，如果连打望的权利都取消了，那还真不如直接给我一刀。
翁倩玉唱道：爱是love，爱是amour，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要我看，如果正大的爱情真是那么美，那一定跟性无关，不会因为偶尔的放纵就收回去。否则那就不是无私奉献，而是倒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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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硬脖子
“气节”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词之一，这里的“气”指的是浩然之气、凛然之气，孟子善养此气，我跟着他学，养了很多年，后来就有朋友说我是“小鸡生鹅蛋——愣装大眼儿”，可见这气不是谁都能养出来的。“节”字很好理解，贞节、节操都是它，甚至还包括关节。中国人喜欢关节，这大概可以算是个奇闻，不过我自有依据，古人有一首赞美竹子的诗：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这“节”毫无疑问是关节，从那以后竹子就被拟人化，称作“竹君子”，跟松树和蜡梅一道，成了道德高尚的标志，道君皇帝赵佶还专门为它题辞曰“节节化人”。这个“化”是教化的化，竹子这东西有用处我承认，但非说它能教我作人，我就不大爱听。用帕斯卡的话说，我虽然是一根苇草，但却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比竹子高明得多。
对气节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要脸不要命”，文绉绉的说就是“用生命捍卫尊严”，古时有个廉者宁死不吃嗟来之食，近代有位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救济粮，这都是有气节的表现。维护尊严是个好事，但过分强调这尊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认为就有点离谱，“节”不知道值多少钱，但生命却是万金不换。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人家说一句“喂，来吃”，怎么就能让廉先生失了节？美国的救济粮和朱先生的尊严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生存权是全部的人权，那么廉先生和朱先生显然是在藐视它，这样的人，不给他人权我看也是活该。
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基本信条：文死谏，武死战，这也是气节，叫作“以生命捍卫国家利益”。宝二爷不喜欢这两死，说那是“须眉浊物”们讪上卖直、沽名钓誉的投机行为，真不愧是宝二爷。当官本来是件好事，但有了这个信条，那些官就怎么看都是一脸死相。“武死战”好理解，作为一名战士，本来就应该奋勇作战，但是否一定要付出死亡的代价，我认为值得商榷。有个朋友的父亲抗美援朝时当过飞行员，他说美国兵最怕死，一见人开着飞机要撞他，他就急忙跳伞，说的时候一脸鄙视。按我的想法，跳伞情有可原，开着飞机撞人倒是有点说不过去，你自己不怕死不要紧，那飞机可是国家的，好几百万一架呢。
汉朝有个洛阳令叫董宣，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湖阳公主家奴杀人，被他抓住，当着公主的面砍了头，结果被告了一状，汉武帝还算明白事理，没打没杀，只让他向公主赔个不是，董某人甚有气节，说什么都不肯道歉，两手撑地，谁按都不低头，搞得汉武帝也没办法，最后说你这个硬脖子，给我滚吧。（“强项令去！”）从那以后敢于死谏的官员就都被称为硬脖子。
脖子硬，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