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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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包办婚姻（瓦片风筝）之外应该有其他形式的爱情。
“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意谓包办婚姻之外的自由恋爱可以与爱情合二而一。鲁迅当初接受包办婚姻如他所说的是不为自己打算，只为迁就母亲，现在他必然也希望有新式的“风筝”能与“杨柳”和“山桃”“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如果他的包办婚姻好一点，也许能凑合？李大钊先生的包办婚姻不就是风筝与山桃（性爱）“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的吗？开始鲁迅不能肯定包办婚姻必然是悲剧，然而完婚时，鲁迅看到新娘的气象不佳，一副“伶仃的憔悴可怜模样”，于是很丧气。这是必然，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像诸葛亮那样欣赏室内丑婆娘的能有几人？
“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意谓我现在的婚姻状况是怎样？没有爱情的婚姻使鲁迅感觉如处于严冬的包围中。
“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意谓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已经很久了，现在是摆脱包办婚姻另寻出路的时候了。春天又来临了，久别的青春时代的春心又“荡漾”起来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要另寻“游戏”对象，不再作傀儡了。同时鲁迅立即就想到朱安该怎么办？无法可想，只好如鲁迅在《我的失恋》中所说的“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鲁迅因此而生起惭愧和忏悔之心。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2）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准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忽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的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意谓不爱这种婚姻方式。自由恋爱当然比包办婚姻更好。“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意谓鲁迅是很讨厌包办婚姻的。包办婚姻是“没有出息”的中国人所制定的封建礼教，当然不合鲁迅的心意。
“小兄弟”借喻朱安。人们在此处都坐的太实，把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直接拿过来了。周作人与周建人都否认有此事，周作人说，“鲁迅对干兄弟与游戏，都是很有理解，没有那种发怒的事，文章上只是想象的假设，是表现一种意思的方便而已。”（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说： “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如果读外国书仅仅是觉悟到了玩具于儿童是有意义的，就太肤浅了，与整部诗集深邃的思想不协调，也与事实不符。然而难解鲁迅真实意，无奈，有人就牵强附会到兄弟失和一事上了，这真是太不了解鲁迅了。鲁迅认为周作人特混，对他当不会有丝毫歉疚之感；而对于软弱的朱安，鲁迅则有着深深的愧疚之感。如果把“我”和“小兄弟”的关系理解为鲁迅与朱安的关系，文章的寓意就豁然开朗了。
“多病，瘦得不堪”，朱安确实是瘦弱的，是否多病？不得而知。周作人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知堂回忆录》）。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挖鲁迅的潜意识了，“瘦得不堪”应为“瘦小得不堪”，未表露的潜意识是鲁迅喜欢别种类型的女人，这是造成他们婚姻悲剧的主要心理障碍。此处关于潜意识问题多说几句。鲁迅自己是很善于挖掘人的潜意识的，比如他说外国人赞颂中国文明，“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游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反对亚洲欧化。这些都可憎恶。”（《坟》）鲁迅这样挖掘洋人的潜意识，显然与自己希望妻子改换“原来模样”的潜意识有关。这样的外国书，鲁迅大概是不赞成青年人必读的。
“最喜欢风筝”，像朱安这种相貌的人，自然最喜欢包办婚姻，自由恋爱恐怕就找不到鲁迅这样的好丈夫了。朱安对包办婚姻的态度“和我相反”，这自然对鲁迅是很不利的，如果都不满意这场包办婚姻，鲁迅就可以与朱安顺利地离婚了。
“自己买不起，我又不准放”，夫妻敦伦与否，“在女性一方面”总是被动的，鲁迅既然不愿意，朱安也无可奈何。
朱安对于其他人的包办婚姻也很赞同，包办婚姻造成悲剧她就“惊呼”，包办婚姻的姻缘美满她就“高兴的跳跃”，这都加深了鲁迅与她之间的鸿沟。在鲁迅的潜意识里，如果朱安不赞成包办婚姻，而赞成自由恋爱，那就太好了，自由恋爱当然包含自由离婚的涵义。可惜，朱安却热衷于她喜欢做的事情——为包办婚姻包装修饰，争取敦伦的权利。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院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中发现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慌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的来偷作没有出息孩子的玩意。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很愤怒”，据说，有一次，朱安把两个人的被子铺在一张床上，鲁迅反映非常激烈，几乎要把床拆掉。经此一回，以后朱安就不再于双人床上铺两个人的被子了。生理健康的人没有敦伦生活，谁不愤怒？生理上不满足，心理上就受影响。人在“很愤怒”的时候，就好像在高山上缺氧一样，往往会使大脑受损，思维能力减弱，判断能力下降。从鲁迅表现在其它事情上的愤怒情绪来看，此事在鲁迅的生活中必定有着极深刻的否定意义，对鲁迅的精神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
“蝴蝶”，借喻夫妻，古人常用鸳鸯蝴蝶喻夫妻缠绵恩爱。鲁迅在《秋夜》和《雪》这两篇散文诗中都借用“蝴蝶”比喻爱情，这里仍然如此。把爱情修饰一番融入包办婚姻，这是朱安的梦想，朱安不满足于没有“风轮”（敦伦）的“瓦片风筝”，而要制造有风轮的“蝴蝶风筝”。
“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 这里鲁迅特意点明“小风轮”、“红布条”就是象征性爱，意谓朱安很渴望有夫妇间正常的敦伦行为，并能为周家生儿育女。
“苦心孤诣”，朱安默默地接受包办婚姻给她带来的不幸，“苦心孤诣”地操持着周家的生活，希望情势有所好转，可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3）
在鲁迅看来，朱安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没有出息孩子的玩意”，愤怒之下，轻易就把它破坏了。“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意谓不要夫妇敦伦，不承认朱安的合理需要。鲁迅在写过《风筝》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又写了《忽然想到（之六）》，说： “我们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朱安正常的性要求与包办婚姻是浑然一体的，既然要反抗包办婚姻，当然要踏扁“风轮”（敦伦）了。鲁迅对踏扁“风轮”的行为并非只有满意，有时候又颇为遗憾、悔恨，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总是在不断地消长起伏。
“傲然走出”，鲁迅结婚后第四天就回日本去了。当然不仅仅是这一次，按照孙伏园的说法，鲁迅在北京生活时，随时随刻都在准备着出走。鲁迅从一开始就“走出”包办婚姻了。至于朱安的感受“怎样”，则“不知道，也没有留心。”在《祝福》中，“我”以“说不清”回答了祥林嫂的疑问，就赶紧走开，先回到四叔的家中，然后又于次日离开鲁镇，“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鲁迅踏碎了朱安的有“风轮”的“风筝”梦，就走开了。祥林嫂就是朱安的化身。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离别”，意谓分居。鲁迅与朱安一直分居，各睡各的屋，朱安连与鲁迅同床异梦的权利也不可得。这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对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或“冷淡”。在许广平看来这是很自然的，殊不知，鲁迅的心却“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朱安的心情如何？虽“不知道，也没留心”，但也可想而知。“踏烂风筝”这事，令鲁迅极其内疚，极其无奈。
“游戏”，喻夫妻生活，如《复仇》所说的“生命的沈酣的大欢喜”。
“儿童”，喻青年夫妇。
“外国……书”，鲁迅向来持“不读中国书主义”，最反对青年人读中国的书，大约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没有个人主义精神，不提倡自由恋爱。由于自己“不幸”而看到一本外国书，才明白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朱安也有要求夫妻生活的天然权利，虽然朱安中外书都不读，她也会向鲁迅要求这种权利。鲁迅当然有坚持个人主义的自由，这不能不使朱安受到严重损害。
“最正当的行为”，暗喻夫妻性生活。做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朱安也只能向鲁迅要求这种行为。包办婚姻固然不如自由恋爱那样能张扬个人主义精神，但是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朱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因此她必然要“苦心孤诣”地做成一个有“风轮”的“蝴蝶风筝”——向往过正常的夫妻生活。鲁迅以独身者的生活方式反抗包办婚姻，必然使朱安切实感受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痛苦，如此一来，鲁迅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了他本不愿意充当的损害朱安的工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在谴责“大哥”和母亲吃掉“妹子”的同时，也自责道：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由此，我们可以探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的心理基础。告子曰： “食色性也。”弗洛伊德更强调了性压抑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谁能逃脱此范围呢？鸵鸟策略是今日研究鲁迅的中国书的共同特点。封建礼教造成了两种局面： 一、包办婚姻吃人，鲁迅就是被吃者；二、包办婚姻欲吃人而不可得，李大钊就是不被吃者。就因为如此，鲁迅才会感到心情沉重。在写《风筝》之后不久，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这人肉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当然，所谓“人肉筵席”不仅仅是指包办婚姻。
“二十年来”，这里只算鲁迅的岁数，从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5年向上推算，二十年前是1906年，正是鲁迅与朱安完婚的一年。一般来说，《野草》的研究者都是把这个第一人称的“我”视作鲁迅本人，踏破风筝既然是“幼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小兄弟”十岁左右，鲁迅就不到二十岁，再过二十年也不到四十岁，鲁迅写《野草》时已经四十六岁了。时间明显不对，可见“风筝”不是儿童玩具，而是借喻青年时代的包办婚姻，时间正好对得上。有人也许会说，这不过是杜撰一个故事以便于说明道理。虽然故事可以杜撰，“我”的岁数却没有必要算错。鲁迅恐怕不会随便以一个整数来计算时间吧，反倒应该这样来看问题： 这是鲁迅精心安排的一个关键词。根据这一点线索，我把“小兄弟”视为借喻朱安大约是不错的，虽然她比鲁迅大两岁。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4）
“精神的虐杀”，意谓当时鲁迅只顾自己厌恶“风筝”（反包办婚姻），却不知道这对于朱安意味着什么。任何事情都有所谓悖论，明察秋毫的鲁迅当然也看到了反抗包办婚姻的悖论。鲁迅以“折断蝴蝶”风筝（包办婚姻），“踏遍”风轮（敦伦）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复仇”，最受损害的却是“本来也没有错”的妻子朱安，使她不可避免地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或者也可以像李大钊的妻子一样，不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鲁迅毕竟是思想深刻又富于感情的文学家，发现这一悖论，并且心中长期深深愧疚是必然的。如果说鲁迅的沉痛忏悔只是为了儿童玩具的小事，岂不太浪费伟大作家的革命精神？为兄弟失和也太委屈自己，鲁迅绝非这种人，何况也没有必要为了兄弟失和而下如此曲笔，那显得很幼稚。然而鲁迅自认为：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如果我们理解了《风筝》是借喻朱安对“敦伦”这一基本人性的要求，鲁迅因漠视朱安的这种“最正当的行为”和感情而感到愧疚，就不能不说《野草》的技巧确实非常之高。借喻认识错了，文章简直就变成了败笔，一旦正确理解了鲁迅的借喻，就能明白其文章构思之精妙和内心矛盾之深刻。顺便说一句，人们的思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本应该很容易就看出鲁迅文章背后的意思，如果不是禁区森严，人们对《野草》的评论就不会像早期那样指鹿为马或如今这样故弄玄虚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不断绝”，意谓鲁迅与朱安的关系没有完全一刀两断，鲁迅对朱安的人道主义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总是处在相互消长起伏中。鲁迅当然承认朱安有性爱的权利，但是应该有所改变。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 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补过的方法”，意谓鲁迅设想能与朱安达成共识，“放”就是离婚，“赞成他放”就是鼓励朱安改嫁，重建婚姻，鲁迅也许曾经打算安排朱安改嫁，使朱安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可以生儿育女，这样就可以算是仁至义尽了。这虽然只是猜测，但鲁迅曾经劝说朱安回老家生活则是确实的，那是在与周作人闹翻之后心情很坏的时候，朱安不同意，鲁迅也就没有坚持，并为此而内心充满愧疚。鲁迅的小说《祝福》显然就是鲁迅对朱安命运的设想，朱安改嫁后在精神上也会如祥林嫂一样痛苦不堪。另外，祥林嫂“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种悲剧是鲁迅不愿意看到的。小说中的“我”，认为自己对祥林嫂的死“也是该负有若干的责任”，“我”没有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