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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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两地书》1926年11月22日致鲁迅）这种批评犹鲁迅所说的“相当的刺戟”。在许广平的“刺戟”下，鲁迅的爱情也就“发达”起来了。鲁迅“后来思想变了”，认识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没有那个必要了——“由她去吧”。这些都是后话。　　　　
　　　　林贤治说：　“在会馆的古槐的浓荫里，钻故纸，读佛经，抄古碑，无非借此从速消磨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也未尝不可看作政治高压之下的一种麻醉法，如刘伶们之食五石散，但是鳏居的日子显然给他整个的反抗哲学涂上了一层绝望的底色。即使后来投身于《新青年》，做小说，写杂感，一发而不可收，却也同样出于无爱的苦闷，就像当时他所翻译的一部颇具弗洛伊德主义色彩的文艺论集称指的那样：　“苦闷的象征”。”　　　　
　　　　鲁迅弃医从文的意义是巨大且深远的，鲁迅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向。中国的看客们也有兴趣去看革命文艺了，毕竟革命文艺也有杀敌人的描写。后来鲁迅在北平时期写的书，鲁母倒大都看过了，能看懂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有时也不大以为然。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都没有使母亲觉悟到“从来如此”的包办婚姻有什么不合理。但是鲁迅的文章对于广大读者的启蒙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部分婚姻与自由（1）

　　　　1918年5月鲁迅在发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新诗《爱之神》，署名唐俟。诗曰：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娃子着慌，摇头说：　“咳！/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诗的意思很明白，无非是要求爱的自由，不必分析，这是新诗的好处。鲁迅极少作新诗，大约是因为新诗往往使作者显得思想太幼稚的缘故，至少在今天会给人以这种感觉。因为有旧体诗在前面可以比较，中国的新诗始终显得不成熟，鲁迅也只作了几首，就不作了。这一首诗远不如《自题小像》有意味，虽然诗意大致相同，如两诗的最后一句“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与“我以我血荐轩辕”相比，高下是明显的。那时候，鲁迅常常谈到死，鲁迅的小说也常常描写死，这一点已经有人研究了，之所以如此，与包办婚姻是大有关系的，这一点却还没有人研究。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绝望挑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　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些都与潜意识有关。鲁迅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深入的研究，以为食欲甚于性欲，然而这是两码事，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看鲁迅的文章，潜意识比比皆是，如《阿Q正传》描写阿Q之兴奋：　“好，……我喜欢谁就是谁。……”与此处的“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都不必是在吃饱了饭之后；“自己死掉”，也不可能是饿死吧？　　　　
　　　　1919年，鲁迅在阜成门内八道湾买了房，才把母亲和朱安、周建人一家从绍兴接到北京定居下来，与周作人、羽太信子共同居住。鲁迅仍与朱安分居。　　　　
　　　　外国书告诉我们，人类共同的一大痛苦就是性压抑（恕不引证）。无庸讳言，鲁迅也有这个问题。郁达夫回忆说：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鲁迅。他说：　‘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郁达夫《回忆鲁迅》）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寒冷确实有抑制性欲的作用，鲁迅毕竟是学过医的。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　　　　　
　　　　……他平时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京的大冬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二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的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回答却是不平庸的：　“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也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书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哭鲁迅》：　《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如果是平凡的人，就可以这样理解他：　棉裤是母亲叫夫人做的，不穿棉裤就是不满意这桩包办婚姻。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平凡，他把不穿棉裤视为独身生活的最佳方式，有利于革命工作，这当然就很不平庸了，还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意思，甚至颇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鲁迅在《伤逝》中曾说：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鲁迅的肺病久久不愈，后来又被日本庸医治坏，本打算去日本疗养，但已经太迟了。鲁迅的病显然与他曾在北京熬过了二十多个孤寂寒冷的冬天有关。　　　　
　　　　加拿大人李天明说：　“现在已无法探究孙伏园回忆的准确程度，但这根本不像鲁迅的语气。孙伏园文中最言不由衷的是‘独身生活’的话，艰苦工作的人不愿太安逸以免消磨意志，人所共之，与独身不独身有何干系。孙伏园简直是正话反说地在重复郁达夫的话，或他就是郁达夫说的那位学生也未可知。然而他和郁达夫一样，也道出了鲁迅在京期间身心压抑的苦衷。”


第一部分婚姻与自由（2）

　　　　孙伏园对鲁迅耐寒的过客生活所做的超现实主义的解释得到了许广平的赞同：　　　　　
　　　　孙伏园先生在《哭鲁迅先生》里，曾经这样写过：　“鲁迅先生的书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在北京时代鲁迅先生的生活，上面几句话真可以概括无余了。“永远在奋斗的途中”，这是我们孙师兄最的确的评语。惟其如此，对于家庭多少较一般人冷淡，奋斗的结果难免牺牲，豫料到会牺牲了，还有什么看不透，忍不住，舍不掉的么？一个社会的战士，对于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各方面周到是很难得的。（《欣慰的纪念》）　　　　
　　　　“永远在奋斗的途中”这一前提，自然可以导出“独身者”这一结论，这样就有力地证明了许广平与鲁迅结合的合法性。在孙伏园的笔下，鲁迅在北京生活时做“独身者”是“从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又因为“难于直说”（《〈野草〉英文本译序》）的“万一什么时候”，而时时刻刻地准备着“出走”去做“登程的旅客”。后来鲁迅登程去了南方，由厦门而广州而上海，许广平也就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　　　　
　　　　孙伏园与许广平的话里都有许多潜台词，无非是要证明一件事，即鲁迅在与许广平结合之前，“在家庭中”是一个“独身者”，等于没有结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我至少将得到虚无”（《野草？求乞者》）。对于家庭来说，鲁迅只是“一个社会的战士”，鲁迅为反抗封建礼教、包办婚姻而“奋斗”，家庭观念淡薄，都大有利于与许广平的自由恋爱，为此就“难免牺牲”自己的名誉，看透了这些，人们的流言蜚语有什么“忍不住”？北平冬天的寒冷有什么“舍不掉”？　　　　
　　　　孙伏园、许广平对于鲁迅家庭生活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评语”，不禁使人想起“邹忌谏齐威王”的故事，又使人想起许广平在另一件因对鲁迅“爱得过分”而犯糊涂的事。郁达夫说：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　“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酒。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郁达夫《回忆鲁迅》：　《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孙伏园与许广平对于鲁迅生活的描述，都有意忽视朱安，总使人觉得有些遗憾，好像朱安不存在似的，可是，朱安不但存在，而且有其存在的权利。这使人想起萨特的著名观点：　“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在鲁迅的包办婚姻生活中，不仅鲁迅是萨特所谓的“非存在的客观存在”，鲁迅的发妻朱安尤其是一个“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外国书《存在与虚无》曾经是一本时髦书，现在不大有人读了。可惜，在鲁迅读过的外国书中，没有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出此书的时候，鲁迅已经逝世多年了。另一本外国书英国人莱斯利？史蒂文森的《人性七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版，90~91页。说：　　　　　
　　　　（读者也可以不读下面这些枯燥的外国书，跳过这一段，去读后面的文字）　　　　
　　　　萨特以神秘化的词句玩弄他的“虚无”概念，有时竟荒唐成这样：　“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如果这句话表示了什么意思的话，那只能是指存在着真正的否定命题）。有时他则含糊其词：　“虚无盘踞在存在的心中——就象一条驱虫”，然而据我看来，虚无的关键作用，是在意识和自由之间起一种概念上的联系。因为形成不是某种情况的想法的能力，就是那种想象其它可能性的自由，就是暂时终止判断的自由。我们绝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其中任何可能性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无论我们处于什么状况中，我们总能设想其他的事情。（萨特认为我们总是试图达到这种状况，去变成客体而不是成为有意识的存在，因此他把人生描述为“一种不能超越其不幸状态的不幸意识”，“一种无用的激情”。）同有意识行动的概念一样，愿望概念必须包括承认缺少某种东西，因为如果我相信我所想要的已不是那种情况，那么我只能努力去达到一个结果。这种否定的力量与自由——既是精神的自由（想象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也是行动的自由（努力去实现它们）——是一回事。由此得出去获得意识也就是获得自由的结论。　　　　
　　　　然而笔者以为，萨特所说的“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并不荒唐，鲁迅与朱安都是如此。鲁迅正是萨特所谓“注定自由的”人，但是鲁迅又在为自己的自由忏悔，这是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几乎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让我们接着上面的话继续读下去：


第一部分婚姻与自由（3）

　　　　让我们注意，萨特的这一部分与弗洛依德的两个命题是怎样针锋相对的。显然这与弗洛依德的彻底的精神决定论的假定是完全不相容的。它也与无意识精神状态的假定相冲突，因为萨特主张意识必然是自明的。我们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意向的、经过选择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例如，情绪通常被认为是不受我们意志控制的，但是萨特坚持认为，如果我是悲哀的，这只能是因为我做了使我自己悲哀的选择。他在《情绪论大纲》中更全面地概述了这一观点，即并非是情绪“支配我们”，情绪只是我们理解外界的一种方式。情绪与其它对客体的意识方式的区别，是它试图通过魔法改变世界——当我们伸手摘不到一串葡萄时，我们就说它们“太生了”而不予问津，虽然我们完全清楚葡萄的成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们能否被摘到，但是我们还是把太生的性质归咎于它们。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任，因为它们是我们选择对世界的反应的一些方式。同样我们对自己个性中的习惯性也要负责任。我们不能把“我是害羞的”当作象“我是一个黑鬼”那种不可改变的事实一样说出，因为害羞是我们行为的方式，并且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尝试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甚至说：　“我丑陋”或者“我愚蠢”，那也并没有断定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只是期望将来妇女或者社会对我的行为如何做出反应，而且这也只有通过尝试才能有所发现。　　　　
　　　　鲁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包办婚姻，鲁迅接受包办婚姻，也是一种选择，他选择了安慰母亲，而拒绝朱安，这种既接受又反抗的方式。显然是矛盾的，造成了“一生的失计”。鲁迅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走出包办婚姻，比第一个问题更难办。人的一生都有自由选择的问题。许多自由恋爱一样有走出婚姻的问题，也是破除从一而终的问题。包办婚姻与从一而终是一体。破除了包办婚姻，也就破除了从一而终。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事情上的困难又远远比不上精神上的困难。尴尬的事实还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来自良心的压力使鲁迅万分痛苦。从本质上讲，包办婚姻也好，自由恋爱也好，都是感情上的事情，而感情与身体有关，所谓“郎才女貌”。而许多论者却忽视了感情，过分从理性的角度评论，那么朱安的贤惠就为什么不能吸引人呢？可见是情的问题更重要。当没有情的时候，贤惠也会被忽视。比如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既有神经病又不贤惠，为什么周作人却很爱她？因为爱她的身体，情由此而生。　　　　
　　　　当我们不想去摘葡萄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的；当我们摘到一串葡萄的时候，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把生说成熟，或把熟说成生。总之，客观离不开主观意志。情绪的魔法可以改变世界，婚姻尤其是如此。　　　　
　　　　所以，即使我们常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自由和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扩展到我们所思考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经常有这样的时刻，这种绝对的自由清楚地向我们表现出来。在受到诱惑或者犹豫不决的瞬间——例如，一个已经决心不再赌博的人，又再次面对赌桌的时候—